小说观的“翻转”与小说史重写

　　摘 要：《四库全书总目》在传统小说观念、钦定官学姿态以及艺文书目的矩法束缚下，甄录小说中“考证欲详”“有裨于史”者，以期能够“广见闻”“资考证”“寓劝诫”，雅驯小说遂成为“正项”;而“叙述欲详”“猥鄙荒诞”的通俗小说作为“异项”被弃收和边缘化。《总目》所构建的知识体系被清末舶来的现代学科所取代，文学学科教材作为新的小说批评者以群体的形式出现。通俗小说“翻转”成“正项”除表现在通俗小说强势占据文学史、小说史章节以及语文教材小说选文之外，还在于通俗小说自身的内涵与外延扩张，如将弹词纳入小说范畴。作为小说史身份的《总目》小说家类提要包孕小说发展历程，可以打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史自鲁迅始”的约定俗成，以期在重写小说史语境中实现“正项”与“异项”双峰并举的局面。

　　关键词：小说观的“翻转” 通俗小说 小说史重写 《四库全书总目》 文学学科

　　《北大荒文学》(双月刊)创刊于1958年，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登记的正式期刊，由黑龙江省农场总局主管主办，是研究“人文科学、教育教学”的学术期刊。

　　“小说”本身携带意义并划定范畴。《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之言“小说”多指“近雅驯”的小说，进入《四库全书荟要》的是经典小说，《四库全书》著录的是理想的小说，《总目》存目的小说勉强够得上作为“小说家类”的文体资格，而大量被《四库全书总目》所弃收的、以“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为代表的通俗小说，相对于雅驯小说，通俗小说处在“标出项”1位置。清末以来随着现代学校的建立和西方小说观念的引进，文学学科教材中的小说是文学小说，因“国民文学意义”的倡导和影响，又常被通俗小说所替代，其中“四大奇书”“四大名著”是小说经典。通俗小说作为曾经的“标出项”发生了“翻转”，被现代小说史所大书特书成为“正项”，甚至遮蔽了宋代以来“近雅驯的小说”的发展脉络。那么，在重写小说史的语境下，又该如何看待与处理小说的“正项”与“异项”?拙文试图通过回到《四库全书总目》和文学学科教材讲义作为批评者及其所处的不同语境，探索重写小说史(尤以宋及宋以后)时将各阶段的“正项”与“异项”双峰并举的可能。

　　一、“标出项”：《总目》的通俗小说观

　　民国的小说史家们有一个共同的困惑，那就是传统史志艺文为什么对通俗小说视而不见?《总目》代表着传统目录学之集大成，分著錄于《四库全书》与仅存其目两部分。谭正璧先生感叹多至三万六千二百七十五册的《四库全书》，“不独平话体的通俗小说踪迹不见，就是古典的传奇小说如《聊斋志异》亦不见收”1;而《明史·艺文志》录小说至一百二十七部，三千三百七卷2，《海滨故人》的作者黄庐隐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质疑《明史·艺文志》选取明小说的眼光：“然皆琐谈杂记，而平话体未列入。其实明代最有名的小说，一为《西游记》，一为《金瓶梅》。”

　　3史志不取“唐之传奇体记传，宋以来之诨词小说”等俗文学，鲁迅先生认为原因在于作品的“猥鄙荒诞”4。顺着鲁迅先生的理解，可以回答另一个问题：“在纪实型/虚构型叙述之间，何者为正(非标出项)?何者为偏(标出项)”5。在传统史志艺文作为批评者的前提下，“纪实型”为正(非标出项)，“虚构型”为偏(标出项)，并且庐隐所提出的“明代最有名的小说，一为《西游记》，一为《金瓶梅》”，其中明刊本《西游记》未署名，是否为吴承恩所作尚有争论6;而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更是成为学界公案。作为《西游记》《金瓶梅》等通俗小说的作者自己都不愿意透露身份，亦是认可传统史志艺文轻看小说的态度，在小说家层面自我确证章回小说是边缘化的、不登大雅之堂的、作为“标出项”的。那么《总目》如何对小说“把关”7?具体而言对“小说家类”评价和取舍的标准是什么?什么小说是“正项”?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在寻求通俗小说作为“异项”的原因。

　　首先，《总目》的小说批评观念秉持小说传统以及传统目录学规定的小说范畴，即“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8，稗官野史与道听途说历来密不可分，《汉书·艺文志》载《青史子》十七篇是“古史官记事”9之书。所以与历史靠得近一些的纪实型小说是“正项”，远离历史中心的虚构型小说就是“异项”，从小说依附于“史”不独立的文体品格以及传统目录学收录小说情况来看，谭正璧先生所提及的“古典的传奇小说如《聊斋志异》”是不能存录于《总目》的。

　　其次，《总目》为乾隆皇帝所钦定，以“荟要、收录、存目、未收、禁毁”等名目展开对小说文献的批评与取舍，无不体现正统的格范。乾隆官学观念下要求小说风格雅驯，但小说创作自“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10。馆臣面对小说创作“下流所趋，实繁且炽”的局面，以钦定的传统四库之法来规训“末世之文章”，如“枘凿方圆”11，导致《总目》只能将“属末俗支离，不知古人大体”的话本、演义等俗文学摒弃。

　　从文体和言体的“分离性”来看，雅文学之“文”代表书写、精英、官方、大一统，传统意识形态的一极;俗文学之“言”代表口语、大众、现代意识形态的一极12。《总目》作为乾隆官学产物，确实也代表了“精英、官方、大一统”，在以传统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社会，必然会对“口语、大众”有压制，通俗小说自觉的边缘化成为“异项”。

　　再者，处于继承实学思潮以来“无征不信”“求真务实”的乾嘉学风语境之中的《总目》，要求小说“考证则欲详”1，而叙述欲简，“四大奇书”恰恰是叙述详而考证简甚至没有，虽然《总目》没有存录《水浒传》《三国演义》，但仍在相关提要处摆明对此类作品的态度。基于《水浒传》为什么没有进入《总目》，倒不是因其讲的是强盗造反的故事，何况其还有招安的尾巴。蜀何光远撰《鉴戒录》“灌铁汁”2一条，“称秦宗权本不欲叛，乃太山神追其魂，以酷刑逼之倡乱，是为盗贼藉口，尤不可以训”，但是考虑到“其为五代旧书，所载轶事遗文，往往可资采掇”，故仍录之小说家3。馆臣并没有在库书里删除该条目，只是将其在提要里单独拿出来说明一下立场。馆臣认为王复礼《季汉五志》“谆复不休”谈《三国演义》“适伤大雅，亦可已而不已矣”，并在该书提要下正面回应《三国演义》的性质，只是“坊肆不经之书”4，表达了对书商这一商人阶层的轻蔑，以及对通俗读物保持审慎甚至警惕的态度。明谢肇淛《文海披抄》“曹娥碑”一条，据《三国演义》为说，馆臣斥其“不知传奇非史也”。

　　馆臣可以用小说作为考证的材料和依据，传奇、演义之类不能进入史的考量。我们当下可以通过《红楼梦》这部小说来看清代的饮食、服装、建筑，就有一个假设，《红楼梦》包含的这类文化信息是真实的。这与《总目》对章回小说的看法根本不同，所以馆臣会反对明王圻《续文献通考》著录《琵琶记》《水浒传》，更是痛批李贽“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的狂谬之言，讽刺其东施效颦“学晋人放诞而失之者”。

　　馆臣对本朝作品更为谨慎，谓梁维枢《玉剑尊闻》居然还把这段话摘抄进去，显得“随意抄撮，颇乏持择”7。当然正是由于其“随意”取有明一代轶事琐闻，还保存了当下学术感兴趣的相关文学艺术和社会风俗资料：如传闻明洪武初越人罗氏为《水浒传》一百回，高皇帝评《琵琶记》，实乃“珍羞之属，俎豆之间亦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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