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第三王朝贡物中心的档案管理研析

　　提 要：乌尔第三王朝贡物中心作为中央直属的行政管理机构，其档案管理和保存能力几乎代表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本文通过对贡物中心出土的档案管理类文献梳理分析，并结合前人对贡物中心机构研究的大量成果，认为贡物中心很可能存在一个专门的档案部门，这个档案部门随着档案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演化出相对成熟的档案管理制度。这不仅对研究乌尔第三王朝整体档案管理制度提供了帮助，也为深化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关键词：乌尔第三王朝;贡物中心;档案管理;苏美尔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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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2—2004年)是首个由苏美尔人建立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历经乌尔那姆(Ur-Nammu)、舒勒吉(?ulgi)、阿马尔辛(Amar-Sin)、舒辛(?u-Sin)、伊比辛(Ibbi-Sin)五王，在第二任王统治时期臻于鼎盛。根据亚述学研究网站BDTNS及CDLI收录统计，1目前乌尔第三王朝出土的档案类泥板超过9万块，如此大量的档案文献能够保存至今，既得益于当地易得易保存的书写材料，也离不开当时的档案保存意识与管理方法。2舒勒吉在其统治时期建立了王室贡物调拨中心(é-Puziri?-Daga，以下简称“贡物中心”)，负责接管全国进贡的各类物资并进行再分配，自此大量记录贡物调拨的档案文献开始涌现，直至伊比辛二年贡物中心关闭。作为直属于国王的行政管理机构，贡物中心的档案管理是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官方行为，相较于地方档案的管理更为规范与完善。由于盗挖猖獗，考古现场多被破坏，加之缺乏直接的文献记载，所以乌尔第三王朝贡物中心的档案管理的研究面临很大困难。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贡物中心出土的档案管理类文献及可能存在的档案管理官员的相关文献入手，结合贡物中心整体管理运行模式的研究，为该问题的推进做出些许贡献。

　　一、贡物中心档案管理的相关研究

　　亚述学界对贡物中心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早在1910年便有贡物中心档案文献被集成出版，1此后贡物中心的泥板文书陆续在世界各地发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国际亚述学逐步走向科学研究的道路，稳定的国际局势使得文献资料的互通成为可能。1961年，琼斯(Tom B. Jones)与斯奈德(John W. Snyder)携手出版了对乌尔第三王朝贡物中心里程碑式的研究著作《乌尔第三王朝苏美尔经济文献》(Sumerian Economic Texts from the Third Ur Dynasty)，书中不仅梳理了贡物中心的核心组织机构，还有对作为“国使和看门人”(sukkal ì-du8)的那冉伊里(即下文要论述的档案官员之一)的分析，奠定了之后乌尔第三王朝经济研究，特别是贡物中心研究的框架。2而后，虽有学者在各种著作中零散提及贡物中心，但直到1989年日本学者前田徹(Tohru Maeda)的文章发表，学界对贡物中心机构的认识才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3文中通过整理分析贡入类(mu-tum2)文献，不仅梳理出不少贡物中心的内部机构，还根据文献中“土地”(a-?a3)一词推测贡物中心附近有众多包含附属机构的卫星城镇，而在诸如乌尔(Ur)、乌鲁克(Uruk)等主要城市中可能也存在附属或分支机构。4虽然他的文章仅分析了一类档案文献，难以对贡物中心的整体进行更加有效的研究，但其对贡物中心附属机构的推测引起了学界对贡物中心管理运行和机构性质的不同思考，笔者将在后文讨论贡物中心机构性质时详述。

　　3年后，西格瑞斯特(Marcel Sigrist)在其学术专著《德莱海姆》(Drehem，贡物中心遗址在今伊拉克的地区名称)中，通过对已发表大部分档案文献和研究的整体梳理，确定了贡物中心及其附属机构的基本组织框架。他主要依托档案文献分析存在的部门，却忽视了最显而易见的部分，即如此大量完整的档案文献在盗挖的情况下问世，很可能表明在贡物中心存在着一个专门负责档案管理的机构。遗憾的是，西格瑞斯特虽在书中注意到档案管理类文献封泥和标签的作用，却未能展开讨论。而且，他对那冉伊里的地位作用的认识并没有突破1961年以来的研究。5前田徹在1994年对贡物中心总督主祭期(bala-ensi2)文献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了档案管理官员及机构的术语。通过对相同类型档案文献的分析得出那冉伊里、巴巴提、沙腊坎和卢旮勒伊提达是同一机构的官员，其中那冉伊里与巴巴提是主管官员并且是前后任，而沙腊坎和卢旮勒伊提达是两人的下属，甚至还推测卢旮勒伊提达的继任者为那维尔伊里，并根据巴巴提的印章中含有档案员的头衔推测那冉伊里也应承担了相应的职责。6然而，前田徹的研究仍旧是建立在对单一类型文献即总督主祭期档案的分析上，虽然他提出了

　　档案管理官员及机构的概念，但是并未明确其所使用的档案管理类文献的作用，也未对管理流程等方面进行细节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在早期翻译原始泥板的过程中，学者已经注意到档案管理类文献的存在。1914年，凯泽(Clarence E. Keiser)将公元前3千纪的此类文献分为4类：绳结封泥、泥板标签、档案箱标签和动物标签，奠定了该类文献的基础分类标准。1图索帕罗卢(Christina Tsouparopoulou)于2008年在其博士论文中整理了贡物中心的档案管理类文献，大致梳理出档案的复写、传递、密封、保存等环节，但其中心论点在于论证贡物中心本身即为档案管理机构，对相关文献的分析侧重器型与内容、功能、部门的联系，忽视了对文献内容本身的挖掘，对档案管理官员的分析更是一笔带过。

　　22017年，图索帕罗卢又撰文详细论述了贡物中心的档案管理，将流程明确为临时存放、密封与拆封保存三步，推测每一步的时间周期，并补充了档案袋(箱)的容量及烧过的封泥随档案一起保存等细节。3其表述看似论据充分，但存在以下问题：

　　1、对两种主要文献的分类标准含混不清，导致一些原始文献的错分与遗漏。因此本文在讨论时，以中空球体或多面体的外形及印章作为绳结封泥的划定标准，避免了与档案箱标签产生混淆;

　　2、把主要精力放在讨论绳结封泥的器型上，一些结论含有很大的主观臆测与牵强附会成分，如对封泥形状与功能关联性的解释、由术语“?-tum”推断档案分類流程等过于草率，与之不符的原始文献俯拾皆是;

　　3、忽视了前田徹所定义的档案管理官员及机构的内容，并未全面分析档案管理类文献呈现的管理内容。由此可见，学界对贡物中心档案管理方式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自2002年起，吴宇虹教授主持的《乌尔第三王朝贡物调拨中心档案重建项目》(Archives of Animal Center of Ur-III Dynasty in Drehem Project)开始对贡物中心的档案文献进行整理翻译，时至今日已基本完成对贡物中心重要官员的档案重建，并完成了50余篇中外期刊论文和硕博学位论文的写作，正是有了这样的研究基础，本文才得以从更宏观的视角把握贡物中心档案管理方式流程及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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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乌尔第三王朝贡物中心的档案管理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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