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敦煌学学科体系建设的一些思考

　　内容摘要：作为20世纪初兴起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敦煌学，具有国际性、综合性、多元性的鲜明特色。加强敦煌学学科体系建设，需要在进一步厘清它的学术背景及与一些学科门类之间的血肉关联的基础上，明确学科理论的主干是“学科基本结构”，即是该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性，是指知识的整体性和相关事物的普遍联系;同时，也需要注重本学科学术史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总结经验，推动学术进步。

　　关键词：敦煌学;学科建设;学科理论;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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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學，作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自百余年前它兴起之日起，就带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色：一、各国学者积极参与的国际性;二、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三、体现多种文明交汇的多元性。因此，对于“敦煌学”是否能成为一门类独立的学科，学界多有探讨也不乏争论，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它是“国际汉学”或“中国学”“东方学”的组成部分，许多国内专家则认为它又是西渐之新国学，分属于教育部划定的历史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中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综合性学科类，包含了文献学、考古学、宗教学、图像学等多个学科的内容。对此，我曾经在《对敦煌学百年回顾中若干问题的认识》一文中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弄清该“学科的构建与其学术背景、学术渊源的关系”[1]。

　　敦煌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新学问，其学术渊源并不是单一的，它是在东、西方学术文化的交汇之中逐渐形成的。近些年来，鉴于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丝绸之路”研究成为热门，作为丝路“咽喉之地”的敦煌历史文化，也越来越为民众及学界所关注，敦煌学的发展处于空前良好的机遇，同时也进一步遭遇与其他学科碰撞以及界线不清、内容模糊、学科理论薄弱、学科体系建设滞后等方面的挑战。对此，本文拟就敦煌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提出如下一些初步思考，供学界同仁参考。

　　首先，应该承认，学科门类的人为划分，虽有一定的类型学的客观依据，但也有其主观意义上的局限性(或曰欠科学性)。有些门类之间(如历史学与哲学、军事学与管理学，如定为一级学科的考古学与民族学、艺术学理论与中国及外国语言文学等)，研究对象与内容多有交叉，不可能泾渭分明。因此，我以为对于敦煌学而言，判定它隶属于那个学科门类，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进一步厘清它的学术背景及与一些学科门类之间的血肉关联，从而确立它自身的学科特色。

　　诚如我曾经提出的，关于敦煌学的学术背景，过去讲得比较多的是20世纪初莫高窟藏经洞文献被发现与流散的时代背景(或可称之为“近景”)，而对于这些4—11世纪古代文献及石窟艺术品形成与保存的历史文化背景(或可称之为“远景”)，则分析得较少。地邻西域，原本水草丰茂、地广民稀的敦煌，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前后，屯垦筑城，列郡设关，经魏晋时期中原及江汉地区大量移民迁徙至此，并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保护商旅、鼓励民族交融，到隋唐之际，已成为丝绸之路南、北、中三道必经的“咽喉之地”。这一大的文化学术背景，与多年来活跃于学术界或期盼得到学界广泛认可的我国其他一些“以地名学”者相比较，自有其特殊之处。例如藏学、吐鲁番学、龟兹学、西夏学、于阗学、故宫学、法门寺学等，虽也都可以隶属于我国教育部规定的13个学科门类，目前亦均非独立存在的“一级学科”，其中在地域及研究材料、内容、方法上亦与敦煌学多有交叉和关联，但它们的文化学术背景却各有差异。弄清楚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进而探究学科性质，更好地拓展学术视野，运用更为丰富的出土文物、文献材料与研究方法，推进学术繁荣。

　　其次，学科理论建设对于创立一门独立的学科至关重要。“敦煌学”自上世纪初兴起至今，已走过百余年历程，成果丰硕。藏经洞文献发现与流失之初，我国一些著名学者在整理和研究藏经洞所出古代写本时，其实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熟悉的学科范围内展开论述的，并没有将它们从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学等等的学术领地里脱离出来而另列门类，但后来可能便因材料的珍贵稀见与特别而冠诸“敦煌”名下。时至今日，学界既称之为“显学”“热门”，又往往指为“绝学”“冷门”;这种矛盾性，正反映出它在学科理论建设上的薄弱。

　　多年来，绝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是它的“新材料”“新问题”以及研究它们的一些具体方法，而且鉴于莫高窟藏经洞所出的五六万件(号)古代文本流散海内外，长期不能观其全貌，难于宏观把握其“本质”“精髓”“灵魂”，因此在微观、局部的研究课题上下功夫多，注重于其自身学科理论建设的甚少。

　　根据国外专家的论述，学科理论的主干，是“学科基本结构”，即是指该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性，是指知识的整体性和相关事物的普遍联系，而非孤立的事实本身和零碎的知识结论。而“敦煌学”恰恰由于其学术文化背景之特殊性、知识结构之复杂性，在学科概念、基本原理、学科关联及治学理念方面还缺乏梳理、提炼，导致其“基本结构”的面貌还不十分清晰。主干不清，枝蔓庞杂，必然呈现出整体模糊的景象。当然，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都不可能凭空产生，都只能是在学术实践中一步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敦煌学经过各国几代学者百余年的坚韧努力，已经逐步奠定了构建其基本学术结构的基础。

　　再次，注重敦煌学学术史的研究，正是总结学术研究的实践经验、厘清学科发展脉络、加强学科理论建设的必要之举。

　　一门学科的学术史，主要应涵盖该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就，即纵向的学术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横向的研究机构、人物、成果(以书本著述为主要载体)等。近些年来，敦煌学界已经有一些学者着力于敦煌学学术史的研究，在广泛深入搜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有的学者还申报承担了这方面的国家重大课题，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也有高校与研究机构开始重视此事，如敦煌研究院院史的整理研究，北京大学的与此密切关联的“丝绸之路”研究史的梳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也正着手进行《敦煌学大辞典》的修订增补工作等。但是，必须指出，学术史应该是一门学科萌芽、形成、传承、发展的历史，涉及学科概念的确立与各个时期的该学科的认知范围、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应用例证、学派特征、演进规律等。学术史著作的编撰，虽以资料的全面搜集整理为基础，但又不同于“资料长编”和我国传统的“学案”著述，而应该有其理论分析与归纳，既有“共性”，又不乏“个性”，方能体现其学术特性。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学术史”概念，恐怕是晚近时期才逐渐形成的。梁启超曾指出：

　　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2]

　　其实，黄氏的“学案体”，是按照学派来概括和分析某一特定时期儒学发展的历史，从现代学术意义上来要求，应该还只是学术史的初型。

　　2011年4月下旬，我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上作了《谈敦煌学学术史研究的一些薄弱环节》的发言，举例说明敦煌学学术史研究中在学科概念、理论框架、学派特征，以及学案分析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7年过去了，在众多研究者的努力下，许多方面已有进展，但也还存在着一些令人疑惑不解的问题，如“敦煌画派”的提出和大肆宣传(据我所知，常沙娜、樊锦诗等敦煌学著名专家对此均有不同意见)，愚以为并不符合学派形成及科学确定其本质特征的客观规律，无疑是对构建敦煌学学术史理论的一种干扰，不利于敦煌学学科理论的建设。

　　以上系一得之见的思考，仅供参考，敬请批评指正。

　　2019年元月2日于北京

　　参考文献：

　　[1]柴剑虹.对敦煌学百年回顾中若干问题的认识[J].文艺研究，2000(4)：109.

　　[2]梁啟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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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加强敦煌学学科体系建设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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