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行政价值嬗变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判断经历了几次变化。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国的行政价值也经历了由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公平公正价值向效率优先价值再向以人民為中心的价值的嬗变，行政价值的嬗变对我国行政管理的实践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价值追求，必将会对我国国家治理、行政管理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关键词：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行政价值;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于2015年1月创刊，季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主编。

　　准确判断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发展变化，是有效解决矛盾、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理论前提，也是行政价值选择调适的重要依据。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重大的实践命题，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不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也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本文试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过程入手，对行政价值嬗变及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进行阐发和论述，以期求教于方家同人，咨政于伟大时代。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与把握

　　人类社会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其中必有一种矛盾处于支配地位、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矛盾就是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是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党坚持分析和抓住主要矛盾，团结带领人民着力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推动各项事业赢得新胜利、取得新成就新进步。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也经历了反复和曲折。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人民五亿不团圆”的局面，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迎来了各民族团结进步的新纪元。但从现实条件看，新生的人民政权社会经济基础还不巩固，旧中国遗留下的私有制占比很大，社会主义公有制正在建立之中，新旧生产关系的矛盾很快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90%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90%以上的手工业者参加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已占原有资本主义工业总户数和职工人数的99%，占生产总值的99.6%。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成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地建立起来了。从此，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成为关系全党全国确定今后的基本路线、根本任务、工作中心的重大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转折时刻，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其实质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式就是发展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党的八大在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尤其是立足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突出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一基本国情，强调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向社会主义建设，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实际的。随后，毛泽东在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通过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比分析，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征，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可以看作是对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方针的继承和发展。

　　遗憾的是，这些思想成果及其路线方针并没有得到一以贯之的贯彻执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导致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发生改变。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八大二次会议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发生偏离乃至彻底否定了八大决议中的正确论断。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后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逐渐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错误口号所淹没，以往形成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因此遭受破坏和践踏。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党积极开展拨乱反正工作，重新认识我国国情，认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应该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党的工作重心也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1979年3月30日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联系中心任务回答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他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3]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领导层第一次对社会主要矛盾发表的判断，它为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完整规范表述，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充分准备。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该论断符合当时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党的十二大确认了决议的提法，并载入了党章总纲。党的十三大、十四大继续沿用这个提法。此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至党的十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相关表述均没有实质性变化。

　　然而，表述的相对稳定并不否定客观现实的持续变化。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层次、内容，已今非昔比。不仅有对物质文化生活的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更高、范围更广。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得不到满足，已不完全是物质资料不丰富或者说生产不足的问题，它还可能是生产关系甚至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不平衡，发展不充分所致。另一方面，从社会生产能力看，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一些方面已跻身世界前列，并正在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迈进。中國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尤其是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巨大优势，已经并且还将继续显现出来。这种历史性、全局性、结构性供求关系的深刻变革，是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的结果，也是生产关系不断优化调整而形成的“历史合力”的结果，它不仅使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鲜明特征，而且昭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奋进新时代，筑梦新征程。如果再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来概括当今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显然不够准确，也不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正是基于对世情、国情、民情的深刻洞察和对历史、现实、未来的全新认识，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新的重大判断，意味着三十多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悄然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是党确定治国理政主题的重要依据，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提和基础。

　　(二)理解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三个向度

　　只有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表现形态，才能从整体上全面理解和把握社会结构体系的发展演进，也才能够反映生产力发展要求，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切实推动社会有机体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人民群众需求层次的“螺旋式”上升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内容。一谈到需求，人们极易想到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在1943年提出的著名的需求五层次理论，即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可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只有低一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会追求高一层次的需求，并且成为激励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因。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需求渐次提升的一般趋势，但其囿于个体需求的线性心理分析，并未深入考察个体需求与社会环境尤其是社会生产力状况之间的关联性。与之相比，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留下需求理论的专著，但他们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宽广视野来阐述人的需求结构和需求层次，不仅研究过自然、社会和精神等结构性需求，而且从生存、发展、享受和自我实现入手，详细论证了人类需求的层次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随着社会实践的展开尤其是每一次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人类的需求结构、层次也将发生重大跃迁。社会有机体正是在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和释放、进而产生新的需求之后又被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需求所取代的矛盾运动中，呈现出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换言之，一个社会的发育程度越高，社会成员的需求也就日趋多样化、个性化，也就更加趋近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

　　第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使命。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人类历史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是“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4]。”这种现实的人，又是基于自身和社会需要而从事一定实践活动的、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且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因此，为了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就必须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但对于剥削阶级来说，却难于“上青天”。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都有属于自身的、特殊的利益和需求，而唯独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5]换句话说，能否坚持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而不是从小集团或个别人物的利益嗜好出发想问题、谋发展，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任何剥削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经过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越走越宽，民族复兴中国梦也才越来越近。

　　第三，社会主要矛盾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决定的供求矛盾。社会需求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贯穿于社会发展始终。从不同时期的表述可以看出，社会主要矛盾集中表现在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从需求侧看，不管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几乎涵盖了人的需求的各种结构和层次。就供给而言，无论是“落后的社会生产”，还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其深层无不指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运动所决定的供给状况。供给不够及时、不够充裕、不够优良，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典型特征。具体到我国的历史和现实，供给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也十分复杂。众所周知，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大肆侵略和野蛮掠夺，极大地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也导致了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而封建制生产关系的瓦解松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强行“植入”，并没有带来社会供给能力的提高，相反，中国人民却陷入了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地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党和国家着手尽快恢复生产能力，改善生产关系，增加供给保障水平，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人民的生活仍然处于相对匮乏阶段，国家调节的有限性与人民需要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几乎贯穿于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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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行政价值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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