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家观念的转型与民族关系的调适

　　【摘 要】现代国家建构是十九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一个浪潮，中国也被迫卷入这一浪潮中，逐步接受西方现代国家观念并构建起自己的各种国家学说。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中国现代国家观念转型的过程，随之而来的政局动荡和边疆危局，却使这个转型重新陷入阻滞。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人的现代国家观念才真正催化成熟并得到较大范围普及。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主张中，一直存在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的激烈论争，由此对国内民族关系的调适形成挑战。总体上看，少数民族现代国家观念的型塑与整个中华民族现代国家观念的转型基本同步，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和条件也大致相同。

　　【关键词】国家观念;民族国家建构;现代转型;少数民族

　　《大连民族大学学报》(双月刊)创刊于1999年，是国家民委主管、大连民族学院主办的刊登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论文的综合性学术刊物。

　　现代国家建构是十九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一个浪潮，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及其实践的一个重要主题。与国家建构息息相关的，是国家观念的型塑或转型。在中国，自西方现代国家观念传入之初，相关的宣传和讨论就已展开。时至今日，国家观念和国家建构仍然是引人注目的话题，学术界关注的视角大大超出传统思想史的范畴，涉及政治学、法学、民族学、新闻学等学科领域。无论在观点上存在多么大的歧异，我们都不能否认，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确确实实在现代国家建构的道路上进行了努力的探索和实践。其中，现代国家观念的转型与民族关系的调适，对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具有特别的影响和意义。

　　一、从“天下”到“国家”?——中国现代国家观念的转型

　　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1]87这个冲击力十足的观点，在中国学术界引发的热议至今未曾消减。无论是从“天下”到“国家”，还是从“天下”到“民族国家”，都反映出近代中国国家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和转型的事实。这种变化与转型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段的纠结与挣扎，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进程也显得极为艰辛和漫长。

　　何谓国家观念?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形态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国家形态包括国家的外部表现形式和内部构造形式。卜宪群认为，国家形态的外部表现，主要是指国家的各种机构设置，属于政体部分;而国家的内部构造，主要指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国家权力行使的方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大体上属于国体的范畴。[2]现代国家构成的三要素是领土、人民和主权，主权在君还是主权在民，是区别传统国家观念与现代国家观念的分水岭。

　　现代国家形态最先由欧洲兴起。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逐步完成了从中世纪封建割据向统一的、具有民族意识的现代国家形态的转变。伴随着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离，现代国家观念逐渐形成并确立。现代国家形态以民族国家最为重要和最为典型，近代以来的思想和政治都与民族国家的理念及实践密切相关。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只有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国家机器才能成功地实现垄断暴力工具的要求，而且也只有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家机器的行政控制范围才能与这种要求所需的领土边界直接对应起来。[3]20

　　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现代国家观念，并逐步构建起自己的各种国家学说。有意思的是，中国现代国家观念是在自我否定的基础上不断强化的。近代，不少知识精英曾经大力抨击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梁启超认为，传统上中国人没有国家认同感，老百姓认同的是皇帝个人，而非国家，“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4]270。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尖锐地抨击国人没有“国家”观念，实则反映了西方思潮冲击下的理论焦虑和现代国家观念转型的现实需要。这种情况到了当代西方的中国研究中，似乎被确认为一种历史事实。列文森的“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的观点，以及白鲁恂(Lucian Pye)的“作为一个集体，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硬要将自己挤入现代国家形式的文明”[5]53的观点，已经为中国学界所熟知，并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赞同与批判兼而有之。

　　那么，中国古代真的没有国家观念吗?当然不是。问题的关键，主要在于国家观念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差别。中国是世界上少见的长期保持统一格局和文明传承不断的大国，以西方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解释中国长达几千年的文明史，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国情。实际上，关于中国古代国家观念和国家形态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1仅以与“国”或“中国”有关的表述为例，姚大力就指出：“中国历史上用以表述类似‘国家’观念的语辞‘国’‘邦’‘国家’等等，可以追溯到三代时候”[6]135。而中國人自称为“中国”，也贯穿了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王尔敏通过对先秦文献的寻绎，发现诸书所载“中国”一词总数达178次，大约分为5种意义，其中表达诸夏之领域的意思最多，达145次。说明在秦汉统一以前，“中国”一词所共喻之定义已十分明确，即主要指称诸夏之列邦，并包括其所活动之全部领域。[7]370-371

　　中国学者对于古代国家观念的阐述，大多从历史与文化中去寻找渊源。西方学者似乎也是寻着同样的路线。故此，才会出现列文森文化至上主义的解释。不过，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学者安部健夫就对那种认为中国人没有国家的看法提出了批评。[8]10-11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中心观”的兴起，“把中国的国家观念视为完全是一种现代现象的观点”[6]148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以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孔飞力(Alden Kuhn)、姚大力、葛兆光等为代表的中外学者，都认为对国家观念的价值强调，在中国并不是从近代才开始的。孔飞力甚至力图“从中国内部去寻找现代国家的起源”，在他看来，古代中国不仅有国家观念，即使是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也不完全是西方冲击下的产物，在其内部已经酝酿着现代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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