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大数据参与次区域合作的地方政府治边模式创新研究

　　摘要：随着周边地缘政治格局的重组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不断向更宽、更深的领域发展，边疆的内涵与外延也得到丰富和拓展。回应治边的多层次需求，中国的治边模式日益呈现出创新性和多样性。大数据技术的兴起和日益增多的跨境次区域合作为建立新型的边疆治理模式带来了宝贵的历史机遇。本文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的中国云南省为例，通过阐述大数据技术参与澜沧江—湄公河可行性和中国边疆地方政府在其中的作为，论证大数据技术对提升边疆治理能力、助力次区域合作和大数据技术运用于次区域合作对促进边疆地区发展的重要意义，进而提炼并论证了“大数据+边疆地方政府+次区域合作”的治边新模式。

　　关键词：大数据技术;次区域合作;边疆地方政府;边疆治理

　　《大数据》的办刊宗旨是“以开放、创新姿态，推动大数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促进技术交流，推广创新成果，服务大数据社会”。

　　中國边疆地区由于受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开发历史等因素的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往往以“欠发达地区”的面貌呈现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蓝图中。这就决定了边疆若要实现“弯道超车”，与全国各地同步实现现代化，建成小康社会，只能选择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发展思路和发展路径，而这往往依赖于边疆地区依据自身实际，对传统治边模式加以扬弃，并在新形势下尝试探索符合时代特征的、富有创见性的治边新模式。

　　一、治边模式研究相关综述

　　“治边”就是治理边疆，是国家政权系统对边疆社会进行有效控制和引导的活动与过程的总和①，“模式”指的是标准的结构或样式②。模式是主体行为的一般方式，包括经济增长模式、旅游发展模式、社会治理模式和企业管理模式等，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间环节，具有一般性、归纳性、重复性、结构性和可操作性的特征。因而，模式的设计是基于实践的创新性和具体性而又超越具体性的一般性归纳和上升，实现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衔接，代表某一方面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新技术和新方向。在运用的过程中，模式的结构和要素须得根据实际情况而调整，具有一定的弹性和适应性。“治边模式”是指在治理边疆的过程中可以作为体例加以遵循的样本。中国在封建王朝时代便已具备成型的治边模式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边疆治理实践丰富了边疆治理的内涵，形成了全新的治边模式，但是，在中国由国家建设时期向国家发展时期转变及周边地缘政治格局重组的现实面前，以往的治边模式已显露弊端，难以适应新时代的治边要求。因此，中国的边疆治理迫切需要转型与重构④。

　　近年来，学界对治边模式的探讨深入而具理论创新，构建起不同类型的新型治边模式。首先，以治理资源角度的治边模式论述，具有代表性的是“软治理模式”和“硬治理模式”。前者是指国家通过经济帮扶、政治团结和文化关怀争取边疆地区的高度政治认同，以此作为治理边疆公共问题的基础;后者是指运用国家系统在边疆地区厉行法治，挥动国家权力的“硬拳头”解决边疆问题⑤。而“软治理”又可根据治理资源侧重点的不同分为“情感型治理”和“文化型治理”两种类型⑥。其次，以治理主体角度的治边模式论述，主要有“市场自由竞争模式”“政府计划主导模式”“政府市场混合模式”和“多元治理模式”等⑦。其中在学界得到广泛运用的是“多元治理模式”(也称“合作型治理模式”或“协作型治理模式”)，其核心理念是边疆治理要在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上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及其他主体的全方位力量共同参与，协同共治⑧。从边疆治理的具体策略出发，也有学者将治边模式归纳为“一般区域型”“问题导向型”“优势导向型”和“复合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陆地边疆治理的“差别化治理模式”⑨。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治边的实现形式角度阐发了“政治吸纳模式的边疆治理”⑩“依托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边疆治理”(11)，等等。

　　这些治边模式在理论上为边疆治理开拓了新思路、提供了新路径，但这些模式多是基于某一角度归纳而成，不可能囊括边疆发展的全部形势和边疆治理的所有诉求。首先，既有的治边模式论证提供的多是一种理念，而基于新的治理技术和手段论证的治边模式在学界并不多见。其次，这些治理模式依然带有在主权国家范围内寻找和运用治理资源的思维惯性，而忽略边疆地区既是“国家腹地的边缘”又是“对外开放的前沿”的双重特征，进而忽略治边过程中对域外资源的运用。当前，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国家之间边界的作用正在发生变化，除了隔离国家领土和主权功能，其经济功能也越来越凸显，边疆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带，次区域合作、跨境经济合作区和境外经贸合作区等建设得到较快的推动。最后，科技力量参与国家间治边博弈已是重要趋势，现代科技作为信息时代治边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在既有治边模式论证中仍然未得到较好的吸纳。

　　因此，中国的治边实践迫切需要治边模式能够回应边疆治理的新诉求而不断创新，开创融可操作性、开放性和技术性于其中的治边模式。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边疆治理的外向性和技术性要求日益凸显，大数据技术应用于次区域合作不失为对新形势下治边模式的一种有益补充。

　　二、新形势下治边模式的创新诉求

　　中国的传统边疆治理模式历史悠久，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已逐步显露出其局限性。一方面，伴随着近些年来新一轮的大国博弈及科技控边、数字边疆①等新概念和新理论的出现，传统边疆治理模式愈发体现出其解释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传统边疆治理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对边疆的整合，但边疆与内地的发展差距依然存在，经济、安全和生态等边疆问题依然突出。这些都是创新治边模式的现实要求。

　　与此同时，边疆治理也出现了新的抓手和支点。近些年来，伴随着大数据的兴起，利用大数据技术提高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水平已为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地方政府运用大数据技术提升治理效能也以电子政务和智慧城市等方式逐渐铺开，更有一些边疆地方政府通过建设大数据管理局和电子政务大数据平台等形式开始了加快借助大数据技术提升自身治理能力的探索。这说明，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技术为边疆地方政府创新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工具。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为加快自身发展，中国一些边疆地方政府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中国与邻国的跨境合作，并充当了中国与邻国开展次区域重要主体，扮演了中国与邻国开展基于地域相邻的次区域主要角色。在中国的西南边疆、东北边疆和西北边疆都已建立以发展区域经济为核心要义的跨境次区域合作机制。“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②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还会有越来越多的边疆地方政府参与到不同形式的次区域合作中来。能否利用次区域合作提高边疆地方政府的治理效能考验着边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同时也为边疆地方政府探索新的治边模式带来了新的机遇。大数据技术与次区域合作理应结合，也可以结合。推动大数据技术广泛参与次区域合作是运用大数据思维探索治边新模式的一条值得尝试的路径。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西部与缅甸唇齿相依，南部和东南部分别与老挝和越南接壤，是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的主体省份。可以这么说，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将通过云南省参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来实现③。云南省在大数据领域也表现出一定的前瞻性，对大数据技术的研发应用业已起步。因此，运用大数据思维，借助次区域外在条件探索治疆新模式，云南省已具备良好的条件，以之作为研究该命题的个例，是具有可行性与代表性的。

　　三、大数据技术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大有可为

　　“次区域合作”一般是指地理相邻的3个或3个以上国家的相邻地域之间由政府协议所推动的合作④，它以经济合作为核心，涉及到政治、安全和環保等诸多领域。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是由澜沧江—湄公河流域6个国家所倡导建立的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机制。

　　澜沧江—湄公河六国山水相连、人文相通，传统睦邻友好感情深厚，安全与发展利益紧密攸关。为推动打造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经济发展带、建设澜沧江—湄公河国家命运共同体，中国政府于2014年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举行的第1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2016年3月23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在中国海南三亚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泰国总理巴育、柬埔寨首相洪森、老挝总理通邢、缅甸副总统赛茂康和越南副总理范平明共同出席。会议以 “共饮一江水， 命运紧相连”为主题，发表了《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三亚宣言——打造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这标志着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的正式启动①。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成立迄今，已经建立了包括领导人会议、外交部长会议、高官会和各领域工作组会议等在内的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架构，它以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为三大支柱，优先在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领域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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