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困境与民主的中国方案

　　摘 要： 民主的本质，凝聚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人类政治精髓。评判民主的好坏标准不是民主形态，而在于民主形态是否契合于民众意识，以及它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程度。现代化催生的西方现代民主模式(2.0版本)在全球化进程中遭遇到空前的挑战。在审视与反思西方民主基础上，我国试图以民生问题为突破口，把民主理想附着在民生这个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以搭建一个全面升级的中国式民主政治理论框架(3.0版本)：一是体现了历史演进与国际比较的统一，即中国式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演进、世界秩序重构等历史和时代的产物;二是体现了政治性与学理性的统一，既有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又有学理逻辑的自洽性与开放性;三是体现了价值建构与制度建设的统一，即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统合为理想图景与制度依托的发展道路，使其既具有政治学的骨架，又具有社会学的血脉。

　　关键词： 社会主义民主; 民生; 群众路线; 精英治理; 中国共产党

　　《民主与科学》杂志创刊于1989年，是面向知识界，以思想文化评论为主的综合性刊物。国内外公开发行。

　　民主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正是这一连串的问题意识，倒逼着我们将民主这个政治视野的目标，带回到社会科学范畴中，基于社会结构分析框架与基本方法来探寻民主背后隐藏的秘密;思考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支配结构以及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精神气质是如何谋划与架构我国民主制度的发展的;在历史、世界与现实的三棱镜中追问、考量、辨析与矫正现代民主政治的特征和机理，实现中国式民主制度的超越。其路径是，借鉴现代民主思想，根植于中国国情与民族特征的纵深地带，从民生出发，寻找民主的突破口，创建兼顾个体自主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给人类政治文明提供新的民主发展方向。

　　一、 历史演进与国际比较的统一：民主原初含义的丧失与回归

　　迄今为止，关于政治体制与治理模式的探索，民主仍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的一种政治运作制度。“没有一家重要的国际机构，将民主制以外的任何东西认作是公平合理的统治形式。现代自由民主制享有如此威望，以至于今日的威权政客，为了合法，也必须上演选举，宁可躲在幕后操作媒体。事实上，不但集权主义会从地球上消失，连权威、政治家也往往称颂民主制”[1]。那么，民主是否优于其他政体?民主的优势与弊端又是什么?现代民主的困境到底是什么导致的?民主何以在实践中丧失了其原初的含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将民主放进人类历史文明演进与世界秩序重构的统一中来思考。

　　(一) 民主的原初含义及其西方民主实践中的两难与背离

　　民主始于2000年前的希腊，其原始意义就是指“人民的统治”(即直接民主)，并成为主流民主观念，成为一种民主常识，深入人心。從历史角度看，古希腊纯粹的民主制度(1.0版本)未及绽放，就被抛入历史的沉寂。当前以美国为主体的现代西方民主并不是古希腊意义上的直接民主，而是混合政体的变种，它包含自由主义、代议制与宪政。而大众视野中的民主，理论层面上倾向于关注民主的应然问题的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民主，从实践层面上是指英美民主。因此，有必要考察民主发展的历程，探索民主的流变，以区分民主的实质与形式。

　　1.民主概念的变迁。

　　民主是与废除封建专制和绝对王权为前提，以人民主权为原则。其最初的含义就是“人民统治”。“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2]。如今“人民意志至上”，“人民行使国家的统治权”已构成民主的基本内涵。就此而言，当下的分歧不在于对人民主权的质疑，而是对如何实现人民主权的众说纷纭，即在民主实践中到底是公民直接参与民主抑或是实行代议制民主?

　　历史上，民主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发端于希腊的直接民主、近代英国君主立宪制和美国将其变种为“三权分立”为特征的美式民主。首先，古希腊纯粹的民主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遭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批判。苏格拉底既反对依靠抽签和选举任命执政官，也对雅典的公民大会不满，他认为国家治理需要的是拥有知识与美德的精英。“想要得到正确的判断，要根据知识，而不应根据多数。”[3]“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人民的真正统治”，“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4]415。其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从罗马开始的混合政体，它融合了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三种主要成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推翻了旧的封建统治，建立起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至此，起源于雅典城邦的公民参与民主难以适应资本主义框架内民主国家的治理要求。公民参与民主的原初含义逐渐被代议制民主所代替，因为“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从而就带出结论说，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5]。最后，代议制民主，即一人一票。其民主过程由授权与限权两个阶段组成。一是授权阶段，它是基于选举程序的合法性，通过一人一票，来决定统治者的合法性基础。二是限权阶段，即公民的政治参与止于选票。它虽基于选举程序的合法性，但不能保证选举后公共政策制定的实施也合法。这种授权、限权功能使得代议制民主止于选票阶段，即“选举使公民有选择公职人员的权利，但不能左右公共政策”[6]。因而，选举“对民众来说，他们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安慰剂而已。”[6]因此，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全部过程仅仅体现在选举民主阶段，致使民众的政治作用逐渐降低，其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却很有限。结果依然是精英政治、官僚政治。

　　2.代议制民主制存在的合理性与西方代议制民主发展的困境。

　　首先，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底色的西方代议制民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现代国家的民主治理，事实上不可能由所有公民来决定公共事务。人民统治权在操作意义上来说，只能是无法成为现实的虚假理论。它必须通过一定的选举形式产生政治精英来领导，代表人民治理国家。这就要求政治精英在治理国家的公共政策上必须代表民意、体现民意，其权力行使也受到人民的监督，且蕴含着法治、民主、福利等进步元素，以体现精英治国与民主政治的结合。因此，“代议制民主既不是纯粹的精英治国，治理国家的精英由人民选举产生，受民意制约;代议制民主也不是完全的民粹主义，因为人民并非直接决定国家的公共事务，而是由人民选举的政治精英来治理国家”[7]。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有其进步的合理性。

　　其次，西方代议制政治宣传与实际制度设置的错位导致了民主发展的危机。一方面，这种错位容易引发民粹主义泛滥，因为西方在意识形态上所追求的至高无上的民主价值诉求极易引致无限扩大的大众民主，乃至抛弃精英主义色彩的代议制民主，实行人民直接统治的可能。而现代民主制度之设置却排斥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仅仅是少数精英主导的代议制民主制。这种制度设置与其民主宣传相抵牾，进而引发民主危机。另一方面，这种错位常常引发代表性断裂以及一系列民主困境。代议制民主，从理论维度上看，人民是主人，“选举产生的政治代表只是人民的代理人，替人民说话，为人民办事。”[7]但是在实践中，政治精英们的承诺仅仅限于选举，选举过后，却并不兑现承诺，呈现出代表性的断裂状况。换言之，西方代议制民主只是把人民主权的核心价值观通过民主化选举的中介形态，转化为选民政治的“供给逻辑”[7]。公民一旦完成投票，就不再是主人了。这就如同卢梭所说的，“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8]。国家名义上来自人民，代表人民，实质上受精英、官僚的控制。加之，其权力约束机制主要目的是通过限制国家权力的作用范围，来保证资产阶级的合法性。

　　最后，西方代议制民主在理论上是政治精英与民主制度的结合，其实质是制定制度体系排斥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的寡头统治铁律。如何破解这种困境，以确保政治精英与民众广泛参与的民主价值耦合，以实现国家治理与公民参与的协调共进?首要的就是破解国家治理与民主政治的现实困境。

　　(二) 几个相关问题之辨析

　　从理论上来说，中国现有的民主理论研究，无论是从研究范型、理论工具、方法路径旨趣上，皆从源于西方的横向移植，开始朝向本土化方向转换。这种本土化，不仅是官方基于政治的考量，更是处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学术发展的逻辑必然。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在置身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之时，让原本独立存在的个体、民族、文化、制度乃至信仰等走进一个统一场域中，从世界和民族两个维度来追问“民主制度的实践形式是否是单一的?”“民主优劣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1.民主制度的实践形式是否是单一的?从民主政治实践发展史来看，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民主实践形式和民主特征。发端于希腊的直接民主源于其小国寡民的先天优势;近代英国君主立宪制则源于近代英国民主理念与英国传统政治相结合的产物;而美国由于没有皇权的传统，形成了以“三权分立”为特征的美式民主。如果说，任何政治制度的形成皆受制于其社会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那么，内部结构则更为重要[9]。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内生與外生是民主制度产生的两种方式。内生是由于社会政治制度自然演化所致，是某一社会政治发展所使然。诸如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是源于西方社会已经具备了发展自由民主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与文化条件，并以一系列制度和价值呈现的一种实践模式。外生则是外在力量与社会内部政治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后发“民主国家”在缺乏一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基础上采取的一种嫁接式的民主。这种嫁接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已经具备一定的国情基础，加之外在力量的推进，而形成的一种温和的、渐进的嫁接;另一种民主模式则是外在民主力量作用远远大于内部呼应力的情况下，生拉硬拽的一种突变的嫁接式民主，这是对民主问题过于理想化的一种简单思维模式。较理想的民主嫁接当然是渐进的嫁接。“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件孤军奋战的事情，它既要求经济、社会与文化诸领域的配套推进，更要求主体性社会力量的认同和参与，这是民主得以扎根的社会基础。如果不能够把政治体制改革置身于其他诸领域协调跟进甚至是先行的生态环境之中，即失去这些环境条件的配合，政治体制改革绝难成功。”[10]就此而言，现代民主实践模式与内外环境的密切相关，在缺乏合适的社会土壤中长出来的自由主义民主，必然无效。民主条件比民主形式更为重要。如果不顾条件，不管非西方社会起点如何，强制推行民主转型，那即便是采取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国家(如俄罗斯、埃及等)，最终也难免重新返回到西方所说的威权主义状态，甚至出现独裁政权等无效民主现象，如印度、孟加拉等国家。

　　2.衡量民主优劣的标准是什么?尽管民主有基本的、普遍性的内涵，但并无固定不变的形式。因此，判断民主的好坏，是内容而不是形式。民主意味着政治自由，意味着以选举和协商形式的方式参与民主政治，意味着对于政治权力的制约和限制。优质民主的标准，主要看它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或阶级带来了什么。或者进一步说，这种政治制度能否让弱势群体看到社会公平与公正，能否改变弱势群体的地位，并逐渐强大?能否保障每个人能够展开公平竞争?因此，判断和衡量一种政治制度(当然包含民主制度)的优劣，关键在于是否秉持了民主本质精神并发扬光大。

　　3.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否是代议制?代议制民主是相对于希腊直接民主而言。它不是人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而是由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替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质上就是代议制度。这一制度机制的关键在于人民如何授权给代表。

　　首先，现代民主面临着两个难题：一方面，社会的复杂性使得政治精英治理和公民参与决策的协同共进难以实现。依据马克斯·韦伯所言，现代理性社会必然趋势是专家统治、官僚统治、精英统治甚至是寡头统治，这与民主政治相矛盾;另一方面，如果坚持公民参与的民主政治，由于普通公民的知识局限，则会付出高成本低效率的代价，从而牺牲国家治理效能[7]。

　　其次，西方现有的议会和选举民主形式是有缺陷的。一是民主仅仅止于选举阶段，即体现为几年一次的选举，与议会的最后表决。人民真正的政治参与无法体现。当然，西方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理论家试图建构一种协商民主理论。他们认为民主的实质是公民广泛讨论形成的、合理的公共意志。在理论上主张延伸民主战线，关注公共事务的辩论和讨论，关注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压力和创意，实现社会的自组织演化。问题是西方协商民主还只是一个理想，是改进民主的建议[11]，还远未在实践中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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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民主的困境与民主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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