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话语的世纪变迁与时代发展

　　摘要：红色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独特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政治主张、凝聚革命队伍、标识政党气质、提出革命(执政)策略的重要文化符号。在福柯的“话语—权力”分析范式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一大以来的党代会报告中出现的红色话语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红色话语百年来经历了以引译传播为主的酝酿期、本土化的开始、走向变型和极端、现代化的探索、大众化的发展等发展阶段;在其内容上则经历了从“阶级话语”向“公民话语”的转变、从“外来话语”向“本土话语”的转变、从“理论话语”向“生活话语”的转变等。总结其发展规律，根本在于红色话语能够充分反映民众的现实利益诉求、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支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借鉴与改造以及能够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推陈出新，使得红色话语常讲常新，成为当代中国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红色话语;百年;演变;时代化

　　《新东方》(双月刊)创刊于1992年，是由中共海南省委党校、海南省行政学院、海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现已逐步成为我省党政干部学习交流的益友，专家学者思想交锋的平台。

　　红色话语的百年发展，正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寻求民族独立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奋斗史，反映了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的话语方式和话语内容，讲述了中国是如何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重大历史转变的伟大征程。从一大到十九大，红色话语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历次大会报告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寻求“文化根源”、探求“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对红色话语百年变迁的深刻把握，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理念、宣传策略和意识形态管控能力，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启示借鉴。

　　当前红色话语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红色话语在进入和平发展年代后本身面临着“后现代主义”的戏谑与解构，其权威性与崇高性受到质疑甚至挑战;二是红色话语的“极左”印记未得到彻底肃清，因此如何对红色文化的边界与范围进行框定就显得尤其重要;三是红色话语的“空壳化”趋势明显，“被一种世俗主义、甚至是市侩主义的价值范式所冲击，并且被暗中抽空了具体内涵，成为脆弱的、镂空的储物盒”[2];四是对红色话语的时代化、现代化、大众化理论阐释不够，无法与民众文化心理、语言习惯、交往场景等结合起来，沦为了仅供顶礼膜拜的“佛龛神像”，被不自觉地边缘化。因此对红色话语进行详细梳理、深刻分析，有利于自觉掌握红色话语建构和传播的机理，对于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意义重大。

　　一、何为红色话语

　　要厘定红色话语的概念，首先还是要回到红色文化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史中，把握红色话语的实质与演变规律。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红色文化是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理想、信念、精神、价值，以多元多样的文化形式来反映、记录、传承这一历史过程和历史影响的文化总和。该概念有如下规定：在时间上其上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和官方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论调一致，其下限则无期限蔓延，主要指的是对于红色文化的开发、传承、利用、保护等。

　　在此基础上理解红色话语的内涵与边界也就较为明确。“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般代表着吉祥、喜庆、吉利、激情、斗志等，自土地革命战争开始，红色就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画上了等号，“红军”“红旗”“红星”……等概念相继出现，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具有突出的政治意味，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武装斗争和政治行动的政治理念与价值取向。自此“红色”作為一种政治符号开始被大众所接收认可，并在丰富的实践中“红色”被当为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一种理想的表现符号。

　　话语一词源于拉丁语“discursus”，而其动词形式为“discurrere”，意味“到处跑动”。在现代英语和法语中，话语有“言谈”“言说”之意，与其本意相距甚远，但其内核“不受强制规则的约束”仍被保留下来[3]。话语作为术语首先应用于语言学，指的是超越或躲藏在句子、语言之上的部分，更多的指向一种词语语境、位置语境和文化语境的语言过程。如“冷”一词在不同语境下意义也千差万别，如描述天气则是说明温度下降，如形容股市则表明股票大面积下跌，如形容人的性格则说明该人不易接近，等等。在进入20世纪之后话语概念从语言学领域拓展到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而其中独树一帜的要属福柯，他实现了将话语分析从“话语—话语”到“话语—权力”的权力，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是被一些程序所控制、筛选、组织和分配的，它们的作用是转移其权力和危险，应付偶然事件”[4]。由此话语分析转向了权力范畴，对话语的分析实质上就是对权力夺取、维护、分配、监督等的认识，并且体现着权力运作中的个体关系。因此本研究以福柯的“话语—权力”分析范式为理论基础，分析红色话语背后的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与行动策略，进而掌握其话语构建的基本规律，把握红色话语百年来发展的内在理路。

　　红色话语的内涵，亦可将其规定为：无产阶级政党在争夺政权和维护政权的过程中所普遍使用的语言表达符号及其背后的文化语境、权力关系等，其形成与发展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立场、社会关系、意识形态、政治行动等因素影响，与一般的政治话语相比具有独特的阶级性。红色话语谱系或语义场可主要分为四大类，一个是发生在政治行动或政治行为的语义场，一个是发生在政治组织或机构的语义场，一个是与革命建设相关的思想、观念、理念等主观意识的语义场，一个是与情感、态度、信念等个体品质的语义场。

　　二、红色话语的历时性考察

　　在统计历次党代会报告的过程中，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党代会报告的名称和形式上均有所差异。其中，党的一大至五大均采用“宣言”的方式公之于众;党的六大由于当时面临严重的白色恐怖因而在莫斯科秘密召开，大会以内部传阅告知的形式通过了《告全体同志书》，对当前主要形势和主要任务进行了说明规定;党的七大和八大则以《政治报告》代替，说明政治形势与政治任务。党的九大以后由时任党的主席(总书记)在开幕式上所做的大会报告，成为党代会惯例。因此本研究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对多种报告名称均以党代会报告称呼，以统一研究内容。为此根据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自觉程度，和对于话语建设的能力建设水平，将红色话语主要分为以下阶段，尝试性对其发展演变特点予以把握。

　　第一阶段：以引译和传播为主——红色话语的酝酿期(党的一大——五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5]。十月革命的胜利对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冲击，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红色话语的翻译与介绍，红色话语自此发端。在李大钊两篇文章《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资本家”“劳工”“社会党人”“阶级战争”等词语多次出现，较为原真性地介绍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此时的红色话语本质上还是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中文翻译。

　　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较为系统和全面地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引入中国，并在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均有体现。在政治行为领域如“阶级斗争”“国民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工农运动”等概念相继出现，在政治主体或组织领域如“工会”“工人政党”“幼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苏俄的诸多概念在报告中反复出现，而反映政治思想或政治观念的“政治路线”“阶级利益”“封建性”等也在此涌现。以上红色话语具有明确的指向，即在中国实现“国民革命”，“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通过话语的引入和准备，为无产阶级争夺政治权力奠定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在此期间红色话语的源头主要有三：一是原原本本将苏俄的革命话语内容转译到中国，如李大钊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大量采用苏俄的革命词汇;二是留学日本的学者将日本共产主义理念也介绍到中国来，例如有旅日经历的陈望道就是在日译本《共产党宣言》的基础之上而翻译成中文的，在翻译和措辞上也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三是本土思想家和政治家为推动革命浪潮，也通过强调所谓的阶级矛盾、突出阶级意识来使暴力斗争合法化，如“革命”“解放”等词语，就是旧词新用。

　　第二阶段：本土化的开始——红色话语的准备期(党的六大——八大)。第一次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特别是放弃了“改良”“合作”等幻想，寻求在中国开展无产阶级武装革命的现实道路，因此必然要在社会舆论和话语体系上进行改造和创新。党的六大由于大革命失败及白色恐怖的的原因被迫在外海召开，但从党的六大的会议报告内容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红色话语的本土化、中国化、民族化探索，在间隔11年的党的七大，以及间隔29年的党的八大后，可看到红色话语趋向完善丰富。例如在党的六大报告中“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教育”“支部生活”“土地革命”“先锋队”“民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无产阶级意识”“形式主义”等词语大量出现，特别是反映中国共产党寻求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团结工农等革命举措的概念大量被创造出来，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

　　话语不是权力的附庸，其一旦被创造出来并运用后，又会能动地影响权力的生成和发挥。在六大后中国共产党已逐渐开始探索其独特自身的革命目标和斗争策略，因此其话语策略自然要发生转变。在随后的党的七大和八大报告中，可进一步体现。在政治行动方面，“人民战争”“游击战争”“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平解放”“和平改造”“和平谈判”等概念先后提出，反映了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谋求执掌政权、稳定社会、赢取人心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念;而在政治主体或政治组织的称呼方面，如“联合政府”“新人”“国民代表大会”“工农联盟”“富农阶级”等概念频繁出现，也体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各阶级的划分以及相应改造政策;与此同时在政治理念方面，如“三民主义”得到重新演绎，“为人民服务”成为新国家政府的宗旨，“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也相继出现，成为新国家建设面临的重要障碍;此时以“团结”“自愿”“稳妥”等相对开放积极的字眼频繁出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积极心态。

　　第三阶段：走向变型和极端——红色话语的低异化期(党的九大——十大)。在通过无产阶级武装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后，中国共产党狭义上的“政治革命”取得了彻底胜利，但作为“革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仍沿袭着“革命”的惯性，甚至于将“革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价值追求[6]，因此就出现了“继续革命”的呼声。在此阶段，红色话语和政治话语同时走向了变型，成为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的语言符号。

　　此时红色话语走向歧路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其本身成为了执政党内部权力争夺的话语工具，因此在具体的政治理念和实践中都贯彻了其“极左”的指导思想，其建设性、发展性被政治性、阶级性所取代。在政治行为方面，“革命风暴”“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革命大批判”“党内矛盾”等政治运动频繁上演;而具有强烈斗争倾向的主体名称也纷繁多样，如“走资派”“资产阶级右派”“资产阶级司令部”“反动阶级”“反党集团”“革命委员会”等字眼显得异常刺眼;与此同时，为强化阶级斗争而宣传的思想主张也偏向极端和攻击性，如“修正主义”“大毒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唯心论”“生命线”等;而此时形容社会情绪的词语如“伟大”“警惕”“猖狂”“义愤”也在文中多次出现，为党代会报告渲染了浓重的斗争色彩。

　　第四阶段：现代化的探索——红色话语的转型期(党的十一大——十四大)。长期的阶级斗争营造了中国近代史的浪漫革命岁月，也造就了红色话语的斗争性与残酷性。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中国共产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作路线，民众对于红色话语的认可与使用，也不再是通过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或政治教育，而是基于现实物质利益的满足程度以及红色话语对于时代问题回答的准确程度。因此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既可以看到红色话语的登峰造极，也可以明显看到红色话语的“革命”成分正在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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