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两性关系中的物化与人化

　　摘要：两性婚恋题材在《聊斋志异》中占据了极大比重，通过这类故事，蒲松龄塑造了一群生动鲜活、个性不一的女性形象。她们在面对两性关系与男权体系的问题时，大多都依循传统，或明或暗地表现出物化自我的迹象。然而，亦有少数女性没有妥协、屈从于男权话语，而是努力伸张自己作为人的独立、自由、尊严和价值，具有较为鲜明的人化倾向。她们或以积极沟通的方式改良两性婚恋不平等的现象，为自我的人格独立、价值体认开拓出一片空间;或以暴力抵抗的手段突破男权压抑，从森严的性别壁垒中打开缺口，发出自己的呐喊与诉求。

　　关键词：聊斋志异;两性关系;物化;人化

　　《大连民族大学学报》(双月刊)创刊于1999年，是国家民委主管、大连民族学院主办的刊登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论文的综合性学术刊物。

　　一、色欲与生育：《聊斋志异》中女性的物化呈现

　　悍妒妇是《聊斋志异》中着力刻画的一类形象，以往研究多关注悍妒对男权话语的突围，认为她们敢于违背礼教规束，以独具一格的悍行妒性来抗衡正统男权意识、反拨传统妇德文化。然而，有一点仍被忽略，即在这样一个开始自觉背离女德传统、挑战男性权威的群体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具有物化倾向，在物化与觉醒中进退踯躅的身影。

　　(一)色欲中的物化

　　《恒娘》里的朱氏是一个色欲的自我物化典型，虽然她毫不遮掩对备受丈夫宠爱的妾——宝带的嫉妒，表露出一点自然人性的成分，但在處理由妒忌引发的婚姻危机中，朱氏依靠狐仙恒娘教授的秘技来取悦离心的丈夫，毫不迟疑地将身体当做夺宠、固宠的工具，并怡然自得于成为被男性消费和体验的客体。何满子将《恒娘》喻为“女人驾驭男人的恶之花”，表面看来，朱氏成功地靠调情手腕控制了丈夫，然而从驾驭丈夫的媚术技巧里，透露出的只是她那物化自我的近乎蒙昧无知的天真。在这场朱氏同洪大业、宝带进行的宠爱争夺战中，女子的无意识物化行为紧密地附着于婚恋的新鲜感上。洪大业对妻子失去兴趣，不是因为她不够美，也不是宝带多么讨喜可人，而是婚姻新鲜感的流失。新奇为爱情注入激情和能量，但这一效果随时间损益，如果两性没有发展出亲密感，一方或双方缺乏足够的忠诚度的话，婚恋关系便难以维系。为了寻找爱情的新鲜感，那些不需要对妻子保持绝对忠诚的丈夫可以毫无压力地转向新人，重新体味充满情趣又让人兴奋的激情关系，正如洪大业那般。可以说洪大业纳妾的初衷不过是想体验新奇感，以此唤起性爱刺激。朱氏不明此中缘由，恒娘却早已参破玄机，她传授给朱氏的那一套毁之复炫、易妻为妾之法，核心恰在于此。“置不留目，则似久别;忽睹艳妆，则如新至：譬贫人骤得粱肉，则视脱粟非味矣。而又不易与之，则彼故而我新，彼易而我难，此即子易妻为妾之法也。” ① 恒娘巧妙地抓住了男性喜新厌旧的心理，辅之以适当地设置障碍来延迟情欲满足的办法，使朱氏再次夺回了丈夫的爱恋。然而，看似高明的驭夫术，却让朱氏更进一步陷入到依赖男性而生存、证明自我价值的沼泽中，她也不会觉察到，其主体性已然湮没于嫉妒诱发的所谓“驭夫”之道中。

　　嫉妒是个复杂的现象，它暗示着女性不再完全尊奉“无妒”妇德，开始发出微弱的声音来传达苦涩与不平。不过，男权社会和一妻多妾制依然存在，《聊斋志异》中的女子经过一番妒忌的挣扎后，就像无可逃脱的宿命般，最终还是走进了男性设下的物化圈套，这一点在双美故事中尤为鲜明。《莲香》所描写的妒忌问题具有双重物化内涵，一是男性物化女性，二是女性自我物化。桑生出于想要坐拥两美的贪念，先后将莲香与李氏的劝告和猜测都视作嫉妒心的表现，他乐于见到两个佳丽为自己争风吃醋，这大大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从桑生毫不怀疑两个夜间莫名出现的丽人身份这一点来看，他实在没有将两位女子放在心上，也未同她们发展真正的爱情，而是以浮浪、游戏、艳遇的态度来对待两段关系。他乐于周旋于二美之间，享受她们带来的艳遇乐趣和性爱满足。这两个女性更像是桑生的色欲消遣对象而非恋人，所以他不了解也不想主动了解她们的来历，在这种由性建立和维持的关系中，他是她们身体的消费者，而她们只是被体验的客体。

　　莲香和李氏也都物化了自己。莲香的物化主要体现在她将桑生置放于中心地位，而抹杀了自己的情感、自由上。李氏的物化则与嫉妒密不可分，具体表现为对容色的畸形认知和攀比。她先是问桑生“君视妾何如莲香美”，暗含较量之意，当桑生说二人不相上下时，她便心中不快。随后李氏附身到张燕儿身上，揽镜自照发现容貌远不及昔后大哭道：“当日形貌，颇堪自信，每见莲姊，犹增惭怍。今反若此，人也不如其鬼也。”为和莲香较劲，靠美色笼络住桑生，她宁愿放弃再生的机会也要争求美貌。直到误打误撞地因为绝食而蜕皮重生，恢复原来的样貌时，她才欢喜展颜。李氏对容色的过度在意已超出女性尚美的普通需求，她的美不为自己彰显，而变为用以吸引、取悦桑生的工具。在李氏的嫉妒言行中，我们看到了女性主体价值诉求的沦丧，以及作为物之化身的存在状态。

　　人类女子而外，异类女子以身体取悦男性，满足其色欲要求的情形也屡见不鲜。《嫦娥》中宗子美先后钟情于嫦娥和颠当，本质仍是慕色。女性的容貌与身体成为取悦他的工具，就如他自己所言：“吾自谓，如卿天下无两，但不曾见飞燕、杨妃耳。”嫦娥、颠当之于他，很大程度上是色、性的载体，这无疑带有物化女性的成分。转看嫦娥自身，同样存在自我物化的迹象。当宗子美看见美人画卷发出一番感叹向往之辞时，嫦娥竟“对镜修妆，效飞燕舞风，又学杨妃带醉，长短肥瘦，随时变更，风情态度，对卷逼真”，引得宗子美喜不自胜道：“吾得一美人，而千古之美人，皆在床闼矣。”嫦娥此举完全将自己变成了一个以容色、身体来供丈夫取乐的女性。有趣的是，恢复神仙身份的嫦娥反而持重起来，因其功用由另一个女主人公颠当代替实现。颠当在与宗子美狎戏时，妆扮成嫦娥的样貌，宗子美也唤她作嫦娥。颠当易妆，无非是为了满足宗子美对嫦娥求欢不得的欲望，她变成嫦娥的替身，身体被人为地物化成男子性幻想和性满足的工具。类似情形在《萧七》《梅女》中亦有表述。

　　(二)生育中的物化

　　将女性当做传宗接代的工具也是一种常见的物化现象，女性为诞育后代而物化自己的事例最常出现在贤妇身上，《林氏》塑造的就是这样一个符合男权社会理想的“贤妻良母”形象。林氏遭北兵掳走，自刎伤到脖子，自以脖颈疤痕为丑，遂不再劝阻丈夫狎妓，反倒积极地给丈夫张罗媵妾，丈夫坚辞不受。因多年不育，她再次执著地劝丈夫纳婢，想尽办法“骗”丈夫与婢女交合。林氏所为，纯粹以丈夫的欲求为中心，先以美妾替代自己满足丈夫的色欲，后为绵延夫族宗嗣而煞费心机。比林氏更为极端的是《小梅》里的王妻，为求子她日日焚香祷告，对子嗣的焦虑已经达到心态错乱的程度。她相信小梅是菩萨座下的侍女，却又提出让小梅做丈夫继室这一亵渎神明的要求，如此矛盾吊诡，让作为丈夫的王慕贞都觉得荒唐无比。

　　生育焦虑折射出的物化意识并非贤妇独有，它同样在妒妇身上出现并被放大。《段氏》里的两个妒妇——连氏和毛氏，前者因妒不许丈夫纳妾，后者不育且妒，直言“宁绝嗣，不令送眼流眉者忿气人也”。然而，妒到如此地步的两妇最终依旧没能摆脱物化的命运。连氏在丈夫亡故后，只能任由诸侄争产而无计可施，直到先前发卖的婢女之子出现，局面才翻转倒向连氏。毛氏较之连氏的遭遇要“幸运”得多，她虽妒极，宁愿过继兄嫂之子也不愿纳妾，可在兄嫂设计的谋财假象前，她同样不堪一击。一句“待汝死后，何愁田产不为吾有”瞬间惊醒了毛氏，使她“幡然悔悟”，买妾生子。于她而言，妾固然不能容忍，而比起無嗣带来的严重后果——财产悉入别家，个人的嫉妒便不值一提。清代律法规定：“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 [1]19出于财产利益的考虑，妒妇选择抹杀自己的情感，像贤妇那样与丈夫站在同一立场，此时她很容易“痛改前非”，拿出极大的热情来安排纳妾与延嗣之事。可以说，作家在写这两个妒妇的故事时，带有明显的劝惩意图。然小说开出的疗妒方，也将悍妒女性的艰难处境揭示得一清二楚——嫉妒使女性开始偏离传统礼法的轨道，生育焦虑却把这些奋力挣脱到男权文化圈边缘的勇者再次拽回圈内。

　　与子嗣相关的物化现象一般见于妒妇，亦有悍妇在子嗣问题上暴露出些微物化的痕迹。《云萝公主》中，侯氏对丈夫安可弃管教的严厉程度在她生育子嗣前后明显不同，生子前她虽获得夫兄许可来管束丈夫，但到底是初来乍到的新妇和“外来者”，地位还不够稳固，施展起来不免有所收敛，“每出限以晷刻，过期则诟厉不与饮食”。待生子后她底气充足，对无行丈夫“操刀”“断幅伤臀”“罚使长跪，要以重誓，而后以瓦盆赐之食”，行事雷厉，正如她自己所言：“我以后无求于人矣。膏腴数顷，母子何患不温饱?无夫焉，亦可也。”子嗣的诞生代表了女性真正进入夫系家族，成为其中一员。于侯氏而言，当她完成延续夫系血脉的任务后，其地位和权威才得以牢固地确立，今后在约束和教导丈夫、把持家政时，她才有足够的资本与立场来驳斥外界舆论，并化解可能出现的抨击。

　　《马介甫》里奇悍无比的尹氏亦是一例，她不仅敢对丈夫和妾室施暴，连杨父、小叔和侄儿都任意打骂，这样一个泼悍暴戾、无所畏惧的角色，却偏偏在纳妾一事上退了半步。以尹氏的脾性，她决做不到与妾和睦相处，也没有任何想靠妾来讨好丈夫的想法和动机，按照常理她不会允许丈夫纳妾，事实却是她默许了丈夫纳妾，只不过私下里看管严格，令夫与妾“旦夕不敢通一语”罢了。在妾的问题上，尹氏的行为态度同她的个性不太相符，甚至有些矛盾，这不禁让人疑惑，究竟是什么动机促使她允许妾进入家庭?受限于文本信息，我们可以稍加推测，尹氏许可丈夫纳妾的诸多原因中，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迫于舆论压力。尹氏之所以敢对丈夫一家暴横虐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杨氏一家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对外界隐瞒、掩盖主妇的暴悍行径。另外，尹氏与杨万石的夫妻关系是这个大家庭的中心，作为一家之主的杨万石无法处理好夫妻关系，导致家庭权力尽数落入尹氏手中。而本就处于大家庭边缘地位的杨父鳏老、弟弟万钟皆软弱，无形间纵容了尹氏之恶的膨胀。杨万钟有这样一番哭诉：“家门不吉，蹇遭悍嫂，尊长细弱，横被摧残。非沥血之好，此丑不敢扬也。”由此可见尹氏具体悍到何种程度，外界并不了解。杨家把主妇的泼悍和男子的惧内当做令人耻辱的家丑统统封在家门内而不外泄，他们想要维持表面的一点尊严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可一旦涉及到子嗣问题，外界琐碎的言论和纷纭的猜测便难以平息。杨万石四十无子，若不纳妾生子，既耽误宗祧承继，又会引起宗族和外人的注意，届时外界将归咎于尹氏，对其不断施压。那么从尹氏的角度出发，与其让局面发展到自己无法掌控的地步，倒不如先发制人，允许丈夫纳妾，堵住悠悠众口。尹氏之举暗示出悍妒女性在男权语境中无奈妥协的一面，为争取尽可能多的权益，她们也不得不在纳妾、子嗣上做出让步，这就使得夫妻关系不可避免地被物化缠束。

　　二、改良与决裂：《聊斋》两性互动中的人化表达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在两性互动中，消解物化，表达人化诉求的路径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正当的手段、合理的渠道去追寻理想、事业与爱情，努力实现本我价值，致力于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这属于人化的健康表达;另一种则恰恰相反，部分女性由于长期处于男权社会的压抑之下，当她们的自我意识觉醒后(其自身未必能够完全觉知)，容易采取极端甚至暴力的手段去抵抗既有的性别秩序。这种抵制的原初动机包含着人化的渴望，只是其人化倾向在具体行为中不可避免地夹杂了扭曲和病态的因子。

　　(一)智巧与改良

　　人化的健康表达以《房文淑》《竹青》等篇为例。《房文淑》中房文淑与邓生自由结合，度过六七年琴瑟相谐的生活，待生子后，邓生以妻不育要带她归家，房文淑果断拒绝。即使在邓生解释说妻子不妒之后，她依然坚决离开，缘由便是：“我不能胁肩谄笑，仰大妇眉睫，为人作乳媪，呱呱者难堪也。”房文淑的这番言论表明她拒绝被纳入到男性中心的家庭体系中去，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她希望保持人身自由与独立，站在平等的立场上同邓生婚恋，但这一愿望注定不能实现，所以她宁可舍爱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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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聊斋志异》两性关系中的物化与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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