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神圣性”的重新发现

　　摘要：“证据神圣性”是英国档案学家希拉里·詹金逊的代表思想，文章在梳理詹金逊证据思想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档案概念泛化、电子文件管理与档案工作者职业定位三方面分析了重新发现“证据神圣性”的背景。并阐释了重新发现“证据神圣性”在档案本质与价值、档案学基础理论方面的理论价值，以及在档案事业和档案管理工作方面的实践价值，以期证据性思想能在维护档案学理论与专业独立性、完善档案实践工作中发挥作用。

　　关键词：档案;希拉里·詹金逊;证据性;档案工作者;电子文件;真实性

　　《档案记忆》(月刊)(原：湖北档案)，创刊于1986年，由湖北省档案局(馆)主管主办。1986年下半年改名《湖北档案》，2016年2月更名为《档案记忆》。杂志是一份开发档案信息资源，走进大众日常生活的文化月刊。

　　1引言

　　希拉里·詹金逊是英国著名档案学家，是古典档案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在继承《荷兰手册》主要思想的基础上，他在1922年出版的《档案管理手册》中阐述了自己的档案观以及“档案组合”思想。其核心观点就是“档案的证据性价值神圣不容侵犯”，公正性和真实性是档案最有价值和意义的特性。在其看来，文件是行政管理无意识的副产品，档案工作者对文件要做到公正无私的物理保护和道德捍卫。[1]詹金逊的档案思想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英国档案管理体系相适应，因此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其思想对英国及其他多国的档案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和指导意义。

　　詹金逊对档案的认识及其鉴定思想在现代档案学派中颇受质疑，特别是关于档案人员不应参与文件形成和鉴定的观点最受诟病，其强调档案的证据性和整理的固定次序的观点在机构复杂多变、文件数量激增的现代社会也日渐式微。但20世纪后期，随着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电子文件的出现，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都有部分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詹金逊的档案思想，强调档案的证据作用，并对其整理和鉴定思想进行了“扬弃”，这被称为“新詹金逊主义”。

　　玛格丽特·诺顿作为“新詹金逊主义”初期的代表人物，继承和延伸了詹金逊的思想，认为档案的第一价值应该是证据价值和法律价值，第二价值才是历史价值。[2]同时，她提出档案工作的重点已由保管文件转变为挑选适合保管的文件，且档案工作人员应主导档案鉴定。露西安娜·杜兰蒂的核心思想是重视文件对其形成者活动和对事物处理的证据特征，由此形成了现代文件真实性保障理论，继而以古文书学为基础建构电子文件的证据性。Jennifer Meehan认为，应以证据观重新定义档案工作者的角色，并強调它是电子文件归档和档案事业发展不可缺少的内容。

　　国内对詹金逊证据性思想的研究主要有：张琦、桑毓域[3]通过梳理“新詹金逊主义”的萌发与发展历程，阐释了诺顿、杜兰蒂等“新詹金逊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李福君[4]介绍了新詹金逊主义的形成背景、发展过程以及复兴阶段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代表性理论;杨秀茹、桑毓域[5]论述了詹金逊“证据神圣观”的提出背景与核心内容，以及“证据神圣观”对当代鉴定工作的指导意义;谭必勇[6]从詹金逊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职业经历以及英国档案保管传统等方面分析了其档案思想的形成原因。

　　上述研究主要梳理了詹金逊档案思想和新詹金逊主义观点的提出背景与发展历程，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将着眼于档案受到社会越来越多关注、电子文件管理的难点、档案学研究边界拓宽以及档案工作者身份多元的境况，试析档案证据性思想亟须“重新发现”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以此维护档案和档案工作的独特价值。

　　2“证据神圣性”重新发现的背景

　　2.1档案概念泛化的危机

　　随着公民档案意识的觉醒和档案传播力度的加大，“档案”一词广泛地出现在媒体、图书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档案是各项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清晰的、确定的原始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7]而社会上多数以“XX档案”为名的电视节目、文学读物或因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某项特定记录，都与科学界定的档案相去甚远。在学术界，“记忆”“信息”“知识”等概念的涌入，以及对“大档案”思维的误读，都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档案与相近事物的边界。正如雅克·德里达所言，似乎没有哪个词语比“档案”本身更为模糊了。[8]

　　澳大利亚档案学者苏·迈克米希曾指出，文学作品、景观、舞蹈、艺术，以及人造环境、人工制品都可视作档案，并认为它们是个人及集体生活的证据和记忆。[9]笔者认为，若“万物皆档案”，则会“万物非档案”，档案概念泛化至此，必然会削弱档案作为原始记录的真实性和证据性，从而使档案的独特价值受到质疑。诚如档案不可等同于记忆，档案只是记忆中具有证据性的那一部分;信息也不可等同于档案，档案是直接形成的、具有证据性的那部分信息。由此可见，证据性是档案区别于其他事物、保持独立性的重要属性。

　　2.2文件管理应对电子环境的需要

　　电子环境给档案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电子环境中文件的使用、保存、传递都与纸质载体有很大不同。当前电子文件饱受争议、单套制推行受到阻碍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电子文件的易更改性、系统依赖性、信息与载体可分离性使其原始性得不到可靠确认，进而凭证价值与法律效力大打折扣。因此，证据性是电子文件管理和研究中亟待解决的命题。现在我们所研发和使用的电子文件处理系统，在保证文件不瞬时消失和及时归档方面，更多的是从技术上对其加以控制。[10]这是计算机学者的专攻领域，档案界应聚焦电子文件的特点，论证电子文件具备凭证性与证据性的基本条件，强化电子文件在形成和处理过程中的真实性和证据性。

　　电子文件及其单套制的推广与普及已是不可逆的趋势，而电子环境下需要更加关注文件的形式、结构、形成者的活动与职能，来保障各项事务处理过程中证据的有效形成。詹金逊的不间断保管思想正值得借鉴，通过严密控制文件内容的完整与文件的形成过程，确保电子文件全流程的真实可靠。正如特里·库克所言，“他(詹金逊)所强烈捍卫的档案基本原则和他所强调的文件证据性特点，如果在电子社会中能作适当修改，对我们仍有启发。”[11]

　　2.3档案工作者职业定位的模糊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技术的发展使人们更加重视档案的开发与利用，档案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更多领域承担着不同的作用。因此，社会赋予了档案更多元的价值和意义，也赋予了档案工作者超出以往的职能和责任。当下对档案工作者职业定位导向的声音有“记忆的塑造者”“正义的发声者”“信息的传播者”等，然而关于证据性的维护职责却少有提到。从外部看，这样的环境会影响档案工作者对档案价值的判断和对档案工作的认识，使档案工作的重心偏移;从内部看，不仅使档案工作者在培养和训练专业技能与能力上缺失明确的目标，还会削弱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在社会分工中的不可替代性。

　　詹金逊将档案工作者的职责划分为首要职责和次要职责，首要职责是针对档案本身而言的，即保护档案，捍卫档案的完整性、公正性、真实性和作为证据的价值[12];次要职责是在完成基本工作的基础上，尽自己所能满足历史学家和其他研究人员利用档案的需要以及其他档案创造性工作，这在当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首要职责的保障，有赖于档案管理每一个环节明确目标和责任的完成，档案工作者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因此，档案工作者清晰而明确的职业目标、职业能力与素养需要档案证据性的回归。

　　3“证据神圣性”重新发现的理论价值

　　重新发现“证据神圣性”具有重要而深刻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3.1档案本质与价值的再强调

　　詹金逊强调重视档案的司法和证据作用，以此提供形成机关和社会所要求的行政、法律和历史可靠性，并认为证据价值取决于档案的形成方式和形成目的两个方面。其观点虽然对档案的文化与教育属性考虑欠妥，但对档案本质属性与价值的关注值得我们借鉴。谢伦伯格作为20世纪西方档案学的另一位泰斗，其档案思想虽与詹金逊大多相左，但在其代表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关于档案本质与价值的观点同样落脚在了证据性上：“档案是政府机关职能、政策、决定、程序或其他活动的证据，或者其所含内容具有情报价值”，并特别指出“我所说的证据性价值，是由文件产生机构的组织和职能的重要性所决定的价值，而不是公共文件具有证据性能而固有的先天价值，这种一般性的凭证价值是所有档案都应具备的”。[13]谢伦伯格这一常常被忽视的观点可谓与詹金逊的证据性思想殊途同归。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档案理论与实践认识的深入，档案概念的外延在不断扩大，但是档案的内涵及本质属性不应改变。证据性思想指引着我们重新聚焦档案信息的真实性、原始性与可靠性。而档案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档案具有证据价值，且证据价值高于情报价值正是档案区别于其他各种资料最基本的特点。对档案原始性与证据价值的再强调有助于充分认识档案与相近事物的区别与联系，保持档案的独特价值。

　　3.2档案学基础理论精髓的凸显

　　脱胎于历史学科的档案学已逐渐融入管理学科之中，并与图书馆学、情报学有一体化发展之势。但相关学科研究内容的交集与交叉不代表本质属性的模糊和研究对象的等同，而档案学基础理论正是支撑档案学独立发展并保持独特性的核心。档案学基础理论随着档案实践工作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但其核心与精髓无不彰显着证据性思想，因而证据性思想是现代档案学基础理论更好地指导和应用于实践不可或缺的因素。正如Glenda Acland所強调，“档案学的中心点是证据而不是信息”。[14]

　　Ian Maclean提出文件连续体思想雏形时的概念及实践动力正是文件作为证据以及保存这种证据的重要性。[15]到20世纪90年代，基于证据的、连续体的管理方法成为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战略方向。文件连续体模型构建了四个维和四个轴对文件进行全系统管理，严密维护文件的证据性。Frank Upward也回应了这一点，“文件连续体模型的最初任务是实现文件管理的证据要求，之后才扩展至其他领域”。[16]新来源观同样也蕴含着证据性思想，其中来源概念的拓展使元数据的著录范围扩大至文件形成背景、内容与结构，并将著录重点放在形成背景上，通过对文件形成过程中各要素的著录来保障文件的原始性和证据性。

　　正如戴维·比尔曼的比喻：“元数据加上文件内容就构成了具有证据性的文件”。宏观鉴定论作为现代鉴定理论的集大成者，以更宏观的视角挑选反映社会现实与社会动态的档案，尤其对于海量的电子文件来说，“文件形成机关的社会职能”是在保证鉴定效率的基础上，使所选档案更客观、全面反映社会现实的鉴定标准。因为客观说来，没有人能够精准预测哪些内容会对后人更有价值，并且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正来源于它的原始性和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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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证据神圣性”的重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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