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期刊VIP网所属分类:综合论文发布时间:2019-11-25浏览:次
摘要:数字人文对档案资源的高包容度及其分析与展示等技术的多样性,为档案资源开发提供了转型契机。文章在分析数字人文指导档案资源开发现实依据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档案馆、数字人文研究团队和社会公众为主体,以档案材料的多重脉络解读,人、物、事关系网络揭示和社会记忆建构为目标的合作开发模式,并指出应通过专题档案开发试点、项目委托和任务众包来促进模式的具体实现。
关键词:数字人文;档案资源;合作开发
《档案春秋》杂志由上海市档案局主管、上海市档案馆主办,是一本以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为依托,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档案信息的知情权为服务宗旨,充分展示档案与社会、历史、人生密切联系的综合性档案文化月刊。
我國长时间的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为公众利用档案资源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但就目前来看,数字化仅改变了档案资源的存在形态与保存场所,尚未达到对其内容的深度挖掘和价值的充分实现。档案资源的深度开发意味着档案材料的粒度从文件级转变为数据级,从信息单元转变为知识节点,完成数字化的进一步延伸与拓展。数字人文是一个将现代计算机与信息网络技术应用于传统人文研究而产生的新型跨学科领域,能为传统人文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法与范式[1],并在根本上改变人文知识发现、注释、比较、引用与展示等的方式[2]。数字人文以人文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为导向,通过计算机技术与数据处理技术等,一方面帮助人文学者从资料查找与标注等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为人文学者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多维与差异化视角,在定性与定量研究中取得平衡与突破,并从中发现新的问题。数字人文与档案资源开发有着内生的契合度。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及科研众包的发展,科研活动的主体不再仅仅局限在具有专业素养的科研人员上,拥有多元、异构且广泛的群体智慧的社会公众也逐渐参与到科研活动中来[3]。如何在我国既有的数字档案资源基础上,综合考虑内外部环境,将档案馆、数字人文研究团队和社会公众协同一致,构建档案资源合作开发的可行模式,是本文意在探讨的问题。
1基础支撑:数字人文指导档案资源开发的现实依据
1.1档案资源深度开发的切实需求
我国档案资源开发工作正稳步推进,但仍处在较为初级的阶段,以档案文献汇编为主的开发形式,不仅内容不够丰富[4],而且知识体系的深度也有所欠缺。这种传统的资源开发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公众的资源与信息需求,更不利于档案价值的充分实现。数字人文运用数字技术对人文文献资源进行整合、组织和利用,通过概念模型的构建、内容映射与转换,呈现新的知识体系,实现资源的深层次开发与利用[5]。借助数字人文技术,将粗粒度的档案信息转化为细粒度的知识单元,并优化重组,可以以更直观的方式深入挖掘档案资源中隐藏的信息。数字人文的研究结果,既能快速给出海量文献中存在的各种关联,达到“望远镜”的效果,也可以帮助发现各类细节和不易察觉的蛛丝马迹,达到“显微镜”的效果[6]。
1.2数字人文理论与技术体系的不断成熟
“数字人文”概念自2001年提出距今才短短十余年,就已在人文学者中产生了热烈反响。虽然学术界至今仍未能给出“数字人文”的明确定义,但“数字人文的主要范畴是改变人文知识的发现、标注、比较、引用、取样、阐释与呈现,实现人文研究与教学的升级和创新发展”[7]的观点获得了大多数学者的支持。数字人文的技术也处在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它包括数字化技术、数据管理技术、数据分析技术和可视化技术等,共同构造数字人文的资源基础、服务系统、应用平台、直观形象与交互环境[8]。现有的数字人文技术基本能实现人文材料分析结果的立体多维展示,为研究者提供更为开阔的视野。
1.3国际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普遍开展的示范效应
國际数字人文实践发展较早,初期是以“人文计算”的形式存在,主要关注人文领域的文献计算机索引编制、文本编码标准化等[9]。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和人文研究者视野的逐渐开阔,国际档案领域数字人文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开始涉及音频、视频、地图档案等。如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数字音乐实验室项目(Digital Music Lab)通过分析音频、得分及其元数据,以开发用于探索和分析大型音乐收藏的研究方法和软件基础设施[10]。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说服性地图”项目(Persuasive Cartography)通过预言、讽刺和绘画作品等在地图中投射说服性观点[11]。目前,全球已成立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180余所高校的研究项目大部分都与档案相关。国际档案领域数字人文实践的普遍开展为我国档案资源的数字人文开发提供了宝贵经验。
2要素分解:档案资源合作开发的主体及其关系
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档案资源开发涉及档案馆、数字人文研究团队和社会公众三个主体,为充分调动三者的积极性使之协同有序,有必要明确各自的责任和定位,并理顺三者关系。
2.1档案馆
档案馆作为一个区域、国家乃至民族文化遗产与记忆的主要保存场所,拥有丰富的档案馆藏,是官方指定进行档案资源开发的机构。据统计,近5年(2013—2017)来,我国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从42454.5万卷(件)增至65371.12万卷(件)[12],这些数量庞大且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档案资源是进行数字人文研究与开发的宝贵资源。目前,档案馆在档案资源的数字化保存与编研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对资源的开发并未深入到内容层面,细粒度的知识组织与关联尚在探索之中。事实上,档案数字化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但长期停留在档案资源开发的初级阶段,不仅不利于档案价值的实现,还会使档案馆逐渐丧失深入开发的主动性。
档案馆在合作开发中的具体职责包括:(1)制定统一的档案数字化、数据化加工标准,元数据著录标准和数据编码标准等。(2)按照特定主题,整合已形成但分散的档案资源,避免重复建设;遴选特色档案资源以备开发。(3)构建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平台,以开发出满足用户需求的信息产品。(4)开展档案工作人员培训,使其适应新的信息技术环境。
2.2数字人文研究团队
此处将开发主体定为数字人文研究团队而不是数字人文研究机构主要是出于实践开展灵活性的考虑。一方面,一些对数字人文有兴趣且进行过实践探索的人文学者虽然并未加入相应的数字人文研究机构,呈现单兵作战的状态,但实力不容小觑;另一方面,档案资源不同于文学、艺术作品的特质,要求数字人文研究者对相关内容的熟悉与理解达到一定的程度,因而需要对数字人文研究机构中的既有成员进行灵活调整,必要时吸纳新的成员以形成新的研究团队。在这种理解下,无论是现有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图书馆的数字人文工作坊,还是特定科研机构,都可根据实际情况自由组配,形成数字人文研究团队。
数字人文研究团队的具体职责包括:(1)形成明确的问题意识与档案资源开发工作整体预期,并围绕问题组织、处理相应的档案资源。(2)提供技术支持,将掌握的技术手段运用到档案资源开发过程中并构建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平台。(3)根据研究主题和数据的需要,引入相应的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4)提供贯穿合作周期的项目管理,以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并取得良好成效。
2.3社会公众
随着科学传播范式的转变,原先的知识普及、公众被动接受的科学模式已逐渐演变为公众参与并设计科学的新范式[13]。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就提出“规范并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档案事务”;而我国档案面向全体社会公众开放,也意味着公众有权参与到档案资源的开发中。档案资源的数字人文研究相较于传统的人文研究,需要进行大规模样本采集与海量计算,单凭机器自动处理和团队成员间的协作,难以应对如此复杂的工作,群体智慧或将有助于其取得突破。
社会公众主要承担协作式档案信息分析和辅助式研究开发工作[14],既包括分类、编目、标引、纠错等初级工作[15],也包括主体匹配、语境化和数据管护等具有一定挑战的内容[16]。虽然档案资源的数字人文研究与开发面向所有公众,门槛也较低,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开发团队可能会根据公众对档案本身的了解程度与认知能力进行一定的筛选,或者通过竞赛的方式对公众贡献进行排序,以保证研究成果的质量。出于资源整合与提高效率的考虑,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平台也即公众参与的平台,参与开发后,作为利用者,公众也可对开发成果提出反馈意见,以进一步完善开发流程。
2.4主体间关系梳理
多主体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要保证档案资源合作开发的有序有效运行,必须先明确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各主体间关系如图1所示。
档案馆与数字人文研究团队是档案资源开发的主力,它们是沟通。数字人文研究团队拥有相对领先的技术优势,且其团队成员来自不同的学科,具有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经验,因而能为档案资源的开发提供创新视角与技术支持;档案馆掌握着数量庞大的档案资源,是数字人文团队进行档案资源开发的坚实后盾。同时,档案馆中的专业人才可通过融入数字人文团队成员的开发过程,将相关理念与技术引入到档案馆,促进档案馆档案资源开发能力的提升。
社会公众处于档案资源开发的次要位置,对档案馆和数字人文研究团队的工作起辅助作用。公众承担档案馆或数字人文研究团队在众包平台上发布的任务,在一定的激励机制下贡献自己的智慧,档案馆或数字人文研究团队接收众包分析的反馈后,对结果进行汇总或遴选,并根据需要及时调整分析思路或方案。有意愿参与到档案资源开发的社会公众往往对相关的档案知识有所了解,在辅助开发的过程中能实现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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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数字人文视域下我国档案资源合作开发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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