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空间中档案领域的缺位审视和参与展望

　　摘要：通过对社交媒体信息保存行动的调查，文章借助各类案例来解析档案领域未来可参与的空间。据调查，当前档案界对社交媒体信息保管的参与有限，正面临失却先发契机、错失发展资源、弱化档案话语权的危机。

　　同时，由于社交媒体乃至互联网信息保管的复杂性，档案领域依旧拥有参与的巨大空间：为匹配庞杂社交媒体信息保管补充资源、为缓解信息边界难分引发的主体矛盾贡献方法、为显性化构建社交媒体作为档案库整体的关联提供思路、为多元保管方式融合汇聚焦点、为共推保管能力综合建设指引升级方向。

　　关键词：社交媒体;网络空间;网络归档;信息保管

　　1背景：社交媒体信息保管呈现互联网多方契机与挑战

　　2019年4月19日，以新浪微博为主体产生的2000多亿公开博文与5000亿互动纳入国家图书馆互联网信息保管项目，引发社会关于国家数字记忆的热议。然而，依据所发布的消息，档案领域未显性参与其中，这向档案学界发出警示：是否失却了“互联网+”背景下全面开拓领域的契机，在当下着力建设档案安全与利用体系时是否有必要向互联网原生数字信息拓展，是否有什么补救措施，在未来可否有更多作为?所幸，互联网信息保管实践从风险视角对我国档案领域在数字空间的延续发出危机预警的同时，社交媒体信息保管的复杂性依旧为保有参与甚至主导机遇提供可能。政务社交媒体信息的档案化管理、同国家图书馆性质类似的涵盖范围更广的社交媒体保管项目等大大小小的实践在各国与地区均有所体现。然而，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收集方案、长久保管策略、技术工具、利益机制等多方面仍存难解之题。

　　理论层面，社交媒体信息保管已非档案领域新论题。首先，围绕社交媒体信息保管从证据、信息、资产、资源、记忆等多维度明晰其必要性[1];其次，管理特点与挑战如制度不充分、信息量大、技术环境复杂等得到明确[2][3];再次，组织架构、制度规范、技术工具等相关应对策略不断提出，如政府机构、档案机构以及社交媒体平台等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社会化记忆机构联盟、优化归档政策、API或爬虫工具的开发等得到倡导[4][5][6][7]。此前研究多处于将档案机构设定为资源主导主体与档案管理方法占据主流的前提下，同档案机构参与有限的现状并不一致，有待对照我国现实展开理论探索。

　　由此，文章基于我国现有的社交媒体信息保管相关实践，从意识、能力、行动及结果等方面对档案领域的参与予以审视，同时亦结合国内外实践面临的挑战，解析档案领域的参与点及其不可或缺的优势维度，以期档案领域同社交媒体乃至网络空间形成更加优化的双向建构机制。

　　2缺位表象：社交媒體信息保管中的滞后性有限行动

　　我国社交媒体信息保管实践表现为：(1)长久以来由各平台自主行动，依托平台制度与功能呈现，各平台均有一定的信息保管制度、技术配置和用户端信息保管模块，涵盖形成、修改、收集和整合、存储、删除、利用、保护、中止或终止服务时的信息处理等环节。例如，微信数据得到腾讯公司尽其商业上的合理努力保障在本软件及服务中的数据存储安全[8]。

　　(2)随着网络空间治理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有序化的信息形成、传播、存取亦通过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得到一定程度的规范，包括《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指南》《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对网络信息尤其个人信息的边界及其形成、收集、存储、利用等一系列管理环节尤其是安全保管提供指导[9]。

　　(3)图书馆从国家数字记忆高度启动互联网信息保管项目并以新浪为首个基地，将社交媒体信息保管的覆盖面、社会化程度与价值均提升至新高度。从已发布的信息可发现：整体目标是对互联网重要内容的社会化保管与利用;项目处于起步阶段，社交媒体是当下重要代表，未来将有一系列社交媒体平台加入;信息保管范围与保障资源将得到从国家到社会的多方支持[10]。

　　(4)政务类社交媒体信息归档管理亦在近年来纳入档案事业规划中，档案事业“十三五”规划把社交媒体归档管理方法列为核心任务之一[11]。现有制度具有关联的是《信息和文献WARC文件格式》(GB/T 33994-2017)、《政务网站网页归档指南》(征求意见稿)、《政务服务事项电子文件归档规范》(征求意见稿)[12]，具体行动方面则没有公开信息表明有相关档案化实践。

　　对比已有实践可发现，档案话语和方法在社交媒体乃至网络空间的显示有限。一方面，档案领域的参与程度不足，行动远落后于其他领域，尚待形成制度以落实于实践，网络空间档案化管理的意识与能力未在档案机构中得到充分构建。在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更广阔的网络空间中，档案机构实践极为不足，面临失却拓展与升级实践领域机遇的窘境。

　　另一方面，即使不以档案机构或档案专家的参与作为论定指标，档案话语与方法亦没有在其他主体的实践中体现，除了互联网信息保管项目在启动阶段以图书馆为主导以外，平台协议或法律法规、政策规范的论述中均缺少档案核心术语，可对照的管理环节关联度不高，例如信息保护在制度中更偏向于最短保管时间以防不当利用，管理环节上价值鉴定与长期保管鲜有提及。

　　3缺位挑战：网络空间档案化先发契机、资源、话语权的陷落

　　互联网已被视作权力与规则重构、思维革命、社会组织数字转型乃至从哲学层面触发世界的认识与作用方式变革的重要空间，档案领域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将在场景、主体、对象、方式、方法上面临重构。互联网信息保管项目作为面向未来的行动集合并非反映网络空间中档案领域缺席的孤立事件，社交媒体第二代网络的典型代表是网络空间最为关键的组成之一，社交媒体信息保管映射的是“互联网+”背景下数字技术为人类信息管理拓展出的尚需理论与方法创新并亟待实践入口及其延伸出的广阔领域，未能及时参与很大程度意味着我国档案领域错失参与建构网络空间档案化的诸多机遇，亦影响到理论研究、学科发展、人才培养乃至整体事业的优化升级等。在现阶段，主要体现为：

　　3.1错失数字空间中的先发契机

　　相较于此前第一代网络作为实体世界的附属以静态形式呈现与辅助实体世界的信息存取，社交媒体所引领的第二代网络根本性地建构出同实体世界并驾齐驱且相互关联的数字空间。社交媒体等主流网络应用形成了大量原生数字记录，这些信息有着多元的数字与社会特点，绝不可能照搬已有实践经验来实现良好治理，这为参与管理的主体提供在探索中实现理论、方法与实践数字转型的机遇。

　　对照现实，在没有任何框架明确管理主体边界的“蛮荒期”，档案领域尤其是档案部门在新浪网保管项目中未能及时获得主导或是参与资格，不仅是丢失某个社交媒体平台，而且预示着后续的一系列互联网信息保管项目均存在无法深度参与的风险，先发契机的丢失进一步表现为未能利用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代表的数字空间的建构红利来拓展自身职能、范畴、意识、文化、能力、方法等。

　　3.2遗落数字空间中的发展资源

　　社交媒体平台推动的是各类组织、机构、群体乃至个人的数字转型，转型进程中既可能是升级拓展，亦可能是边缘化甚至消失，这很大程度上同获取的资源密切关联。对档案部门而言，两大类资源是关键：一是信息对象，即足够价值量的信息需档案化管理;二是管理活动所需的保障性资源包括人财物等，这类资源既同信息对象数量与质量相关，也和管理活动的价值关联。

　　在未能及时参加社交媒体这一极具战略价值的信息资源库保管项目的情况下，档案部门缺乏数字档案资源中极为重要的组成。在第一代网络时期，信息记录形成主体主要是党政机构与主流社会组织，档案部门已具有较充分的资源，然而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第二代网络提供了社会化的情境、平台和工具，社会大众、群体以及小型机构反而成了主要的信息形成者，如果无法拓展管理范围，那么从比例与价值上是信息对象资源的倒退。未能参与“国家数字记忆”这一战略性行动使得檔案部门缺少了扩充的动力，直接影响档案领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3.3弱化数字空间中的信息、档案管理话语权

　　在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信息的归档管理中，档案部门的参与有限，即便是政府所形成的信息都处于缓慢进程中，拓展至社会的那部分则更无涉猎。一方面，社交媒体信息由谁管理并无严格限定，未来数字空间中由互联网所形成的那部分信息的管理规则及其解释很大程度上都将依托于这个大型项目的实践成果。

　　因而，未能及时参与和引领此类项目很大程度上使档案领域缺失了制定与解释规则的权利，那么在由谁主导、制定与实施具体方案等方面档案领域难以获得主动权。另一方面，不仅在信息管理范畴，且在档案管理方面都可能失却部分主导权。

　　无论是首期新浪项目还是整体互联网信息保管项目，所保管信息很大一部分实质上可认定为档案。这些档案如何管理或将选择怎样的管理方法与模式将难以由档案领域确认，由此引发的是这些信息档案化管理的理论框架、方法、原则、模型以及具体路径均有从其他领域进行重构与解释的可能，档案地位随之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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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我国网络空间中档案领域的缺位审视和参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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