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记录管理到社会记忆建构

　　摘要：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建构是推动档案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在丰富社会记忆、提升社会记忆权威性的同时，为档案信息资源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档案馆所承担的信息资源管理责任决定了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的路径的特殊性，即为社会记忆建构提供权威的档案信息资源保障是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首要责任，而独立或与其他社会记忆建构主体合作从事具体社会记忆建构，则是对档案馆社会责任的积极拓展。

　　关键词：社会记忆记忆建构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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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迷失是人类面临的共性挑战。救治社会现代化进程出现的“现代病”呼唤着社会记忆。社会记忆是思想合理性的源泉，是明辨是非、以史为鉴的先决条件。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所经历的从记录到记忆的过程是人类不断阐释和审视自身发展历程的过程。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揭示前人的所思所求之中所孕育的历史发展逻辑，为当代和未来人的发展提供启示，是历史阐释的价值之所在，更是“历史”价值实现之根本路径。根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社会记忆通过对历史的现实阐释帮助人类认清自我、明晰应有的发展道路，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重要路径。

　　一、人的发展与社会记忆

　　人的发展的社会性与历史性决定了人的发展总是在不断汲取民族智慧的基础上展开的。身处不同自然环境、经济生态中的民族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所选择的生产形式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组织形式差异，造就了民族间发展的最初差异。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渔猎民族之间的发展差异不仅体现在生产方式上，也体现在生产方式差异所导致的信仰、价值观、习俗的差异上。生产方式的差异决定了不同民族赖以维系自身发展的文化差异。农耕民族注重人口的繁育、礼俗教化与和谐的人际关系。与之相适应，孝悌文化、诚信文化与生育文化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游牧民族则崇拜英雄，推崇力量与智慧;渔猎民族敬畏自然力量与人类的保护神，注重仪式文化。

　　前工业文明社会，经济与人类活动的地域性使不同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富有个性的民族文化传统，支撑着各个民族的发展。工业文明的出现，工业生产对人力資源、物质资源与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打破了原有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地域局限，人的流动性不仅成为必要，而且流动程度不断增强。建立在原有封闭地域交往基础上的文化传统不断受到工业文明所创造的新文化的冲击，文化断裂成为人类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工业文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文明与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工业文明社会的生活方式。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作为工业文明的核心承载者，成为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的聚集地。伴随人力资源与人口向大中城市集聚，随之而来的是建立在血缘、人际情感基础上的传统熟人社会纽带被陌生人社会的利益纽带所取代。

　　新的社会问题不断呈现在人们面前：城市新主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适应问题;城市不断扩张和竞争程度的提升带给城市新主人的生存与发展压力及其所引发的生存与发展道路再选择问题;流动人口占城市常住人口比例的提升所引发的身份认同与归宿感问题，以及大城市病问题;传统文化断裂所引发的亲情、亲人呵护问题及其所生发的伦理道德困境;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及不同发展水平城市间差异的扩大所引发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国家发展战略问题以及国防安全问题等。

　　面对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问题，人们寄希望于通过对自身发展历史的审视来寻求破解问题的启示或对策。历史发挥着给身处发展中的人们以智慧启迪和理性提升的作用。在人们对历史的自省中，社会记忆得以出场，通过对历史的现代阐释使人们明辨是非、厘清发展思路再出发成为可能。

　　社会记忆是人们对历史的揭示与阐释过程，是追寻历史意义的过程。社会记忆呈现的不是历史片段或画面，而是围绕特定事件或活动形成揭示记忆对象内在性的一种历史表达方式或历史呈现形式。社会记忆通过对社会发展史的梳理来提炼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从人们生产、生活的角度出发阐发传统文化的价值之所在，并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阐释，成为传承人类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社会记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记忆包括官方的社会记忆与民间的社会记忆。官方的社会记忆是社会统治者或管理者基于自身统治或管理的需要，对历史做出的规范性阐释。在我国，封建时代的统治者通过官修国史传统编撰前朝国史，来体现统治者的意志或彰显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国史编修过程中，无论是对前朝皇家的记事，还是对文人、武将事迹的记录，無不体现出当时统治者的思想与诉求。与此同时，地方官员组织地方志的编修来反映地方统治的成就和地方的风土人情，同样体现了官方对地方事务管理的诉求。除此之外，出于教化民众的考虑，历代统治者均注重选择相应的素材编辑成教化手册，供地方官日常管理之用。这一切表明，官方社会记忆作为宏大社会叙事成为官方进行社会统治与管理的重要工具，一直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狭义的社会记忆主要指民间的社会记忆，是人们对具体历史事件、运动和活动，组织、社区、民族或家族历史的阐释性再现，既包括学者对公共事件，包括历史事件、社会传统、民族传统、社会问题的阐释，也包括社会公众对自身传统、社区变迁、家族发展历程的阐释。前工业社会的社会记忆主要是官方的社会记忆，这与前工业社会官方对民间社会记忆采取打压政策，以此来确保“牧民政治”的实施有直接关系。工业社会所确立的自主性发展与政治民主性原则为民间社会记忆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与发展动力。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社会记忆对工业社会及其以后社会的社会共同体形成及作用的发挥有着重要促进作用。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总是生存和发展于具体文化共同体之中的。农业社会人们生产、生活地域的相对确定性决定了农业社会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呈现明显的天然性，即长期在一个地理空间中劳作、生活的人们依靠传统伦理道德这一社会纽带，所形成的认知与评价标准来维系社会的运行。工业社会的不断扩张性及其所导致的新人队伍不断扩大，意味着工业社会社会共同体建设是需要通过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社会建设来形成的。其中，实现社会文化认同是社会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只有实现了社会的文化认同才能为社会人提供共同的精神家园，使社会有机存在与发展成为可能。

　　文化认同为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提供心理基础，也为社会管理提供心理基础，进而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认知与心理基础。王明珂指出：“在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中，这些对过去的记忆形成个人心理上的一种构图，当个人作为某群体的一分子，与外在世界的个人或群体互动时，透过这心理构图的回忆，个人得以建立其社会认同的体系。这样的回忆常是集体性的，也就是社会人群经常集体选择、活化并强化特定的社会记忆，以凝聚成员彼此的认同。”[1]

　　对于一个社会的和谐、有效发展而言，借助于集体性的社会记忆来养成社会成员的文化自觉，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社会行为准则与行为操守，社会问题的解决才能达成认知上的共识与行动上的合力。对社会中的个体而言，只有实现个人记忆与社会集体记忆的有机融合，个人才能真正融入所在的社会之中，个人的力量才得以有效发挥，个人的发展才能在社会发展中得以实现。面对断裂、碎片化的社会文化，社会共同体无法形成，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滋生，解决社会问题的难度不断增大、成本不断提升，甚至导致一些真的伪社会问题的出现，从而干扰真正社会问题的解决。身处这种社会中的个人自然无法依靠一己之力来解决个人的发展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与优秀传统文化断裂有直接关系：如“孝”与养老问题;“仁”与诚信经营、敬业精神问题;对个人或群体利益的过度追求引发的社会责任意识、集体主义精神缺失所导致的社会合作程度下降;社会问题解决过度依赖政府，社会问题解决成本不断提升，有限的公共资源越发难以支撑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

　　通过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和现代阐释以形成相应的社会记忆，并以之来推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完善，推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文化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建设与发展，成为当下我国社会文化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二、作为历史记录的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

　　记录与记忆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式，二者有本质区别。记录是以文字、电子或数字形式对现象、事件、活动及其结果所进行的反映。记录活动是随着现实活动的展开或事件的发生而历史地展开的过程，记录活动的出发点在于通过对“历史”进行有意识的留存，为人们日后反思问题、总结经验、维护权益提供重要依据或必要素材。从这一意义上讲，记录本身是为了记忆，但记录只有经过人们的现代阐释赋予其相应的意义并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才能产生相应的记忆。记忆是当下人对历史事件、活动的现实揭示与阐释，并成为人们认知与思维的重要源泉。记录存在于相应的存储介质或载体之中，而记忆则存在于人的心里。

　　相对于个人记忆，社会记忆更加强调其集体性或社会性，即社会记忆一定是对特定群体乃至社会具有意义的记忆。作为服务于现实人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记录不仅通过社会记忆的形式来发挥作用，社会记忆作用的有效发挥还总是建立在当代人的问题意识与自我选择基础上的，正如哈布瓦赫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是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的。

　　社会记忆建构的目的性与选择性意味着社会记忆是主观的，即社会记忆是建立在当代社会历史阐释者的认知、思维与思想倾向及目的导向基础之上，“历史总是当代史”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社会记忆的主观性决定了有效的社会记忆必然立足社会现实需要而生发并不断丰富、转化，而立足社会记录来选择和确定社会记忆主题，并围绕主题对社会记录所提供素材的意义进行阐释以建构相应的社会记忆，是确保社会记忆权威性与价值的关键。档案不是社会记忆本身(专门的社会记忆档案除外)，档案是建构社会记忆的重要素材。档案的历史记录性决定了档案资源中蕴藏着权威、丰富的社会记忆素材，立足档案资源进行社会记忆建构既是确保社会记忆建构权威性的内在诉求，也是发挥档案对现实社会作用、实现档案价值的重要途径。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之间这种特殊关系为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建构提供了可能性保障。

　　社会记忆的现实性、档案资源形成的历史性以及档案资源对历史记录的权威性，决定了其对社会记忆建构发挥间接的控制性作用，即社会记忆建构主体是根据现实社会发展面对的问题而不是档案资源的构成状况来选择社会记忆建构主题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档案资源对社会记忆不具有直接影响。但档案资源对历史记录的权威性决定了其对以档案素材为主要依据的社会记忆主题阐释常常发挥着关键性，甚至决定性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讲，档案资源对社会记忆建构具有控制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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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从历史记录管理到社会记忆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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