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关系中的艺术智慧与价值新释

　　摘 要：文道关系是历代文论家关注的核心议题，其中最著名的是观点是“明道”“贯道”和“载道”三种学说，其中“文以载道”是要通过“文”来抵达道的境界，但“载”具有亲在性和直接性，这就为文即道或道即文的提倡者以充分的理由。中国传统文艺的形象性、物质性、可感性和民间性使艺文具备了向上跃升的精神空间，道范畴的形上性和神秘性也适应了艺术的这一追求从而成为其构筑理论的核心目标。“明道”和“贯道”虽然也强调“文”的目的是“道”，但缺少“承载”的庄重感和仪式感，而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界。

　　关键词：文以载道;艺术智慧;价值

　　《今日艺术》国画,顾名思义,即表现一国民精神之绘画,它将本国社会意识形念之主流用绘画语言状述在特种材质上,从而达到一种成教化、助人伦、悦目畅神的目的。

　　道是中國传统文艺追求的终极目标，艺术家在追求文艺技巧的提升过程中总是把文艺的精神性内容归结为对道的追求，他们试图超越文艺的器物层面和技巧层面直达最高境界。道的崇高性和神秘性不仅适应了传统艺人构建其身份认同的需要同时也适合了士人阶层向上流动的需要。这种以道为核心的理论表述实质就是艺术家和士人阶层(知识者阶层)的话语共谋，以此来表达他们对真理的占有和自我身份的认同。清代晚期的刘熙载索性把艺的本性总结成“艺者，道之形也。”[1]其实，传统艺术的“艺即道”和“道即艺”是对艺术的精神性和道的可感性的追求，这正如豪泽尔所说“它既追求不可见的灵魂，又追求可见、可接触、可感觉的灵魂的躯壳。艺术形式就是这两种追求的结果。”[2]重道轻艺和重艺轻道都不适合建设新的文艺，道与艺的有机结合才是艺术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道艺如何结合，梳理艺术理论史中的道艺关系，也许能为我们当代艺术的发展助益。

　　“诗言志”或“诗缘情”是诗歌最著名的理论，“文以载道”则是散文最为显赫的理论表述。“文以载道”也是被人误解最深的一个理论。先秦时期，文和道关系由统一逐步走向分立。

　　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即言：“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行文至最后曰：“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纪昀评之曰：“此即载道之说。”“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3]文“原于道”，简称“原道”。这里纪昀首次认定“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为“载道之说”。孙怡让疏云：“彦和所称之道，自指圣贤之大道而言，故篇后承以《徵圣》《宗经》二篇，义旨甚明，与空言文以载道者殊途。”结合纪昀的“评”和孙怡让的“疏”我们可以知道，刘勰的《原道》重点论述了文起源于“自然之道”，至于“文”是否“载”“道”?作者清楚地说是“明道”，而非“载道”。

　　从整个篇章的文脉来看，刘勰极为重视为文的自然之道，这里的“明道”的主体是“圣”，因此不能说是他提出了“文以明道”的命题。刘勰在此的理论贡献并不在于他是否提出了“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的命题，而是他看到了文和道的紧密关系。“文”乃自然之文，“道”乃自然之道。至于文是否可以“载”道，是否可以“明”道，则要看文是否是从天地自然之道中流出，道是否得文之“心”。

　　纪昀的“此载道之说”和孙怡让的“与空言文以载道者殊途”说明他们都受到了宋明理学的“文以载道”理论的影响，也可能是他们理学的“载道”精神过度投射所致。《文心雕龙》的《原道》篇虽然没有提出“文以载道”的命题，但不是说它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它是以“文”和“道”的关系为核心展开论述的。可以说“文道”是“文质”“文气”和“文德”诸说的合理发展。孔子从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出发，提出了文质和谐发展的理论，他的“思无邪”的诗教是文以载道思想的萌芽。东汉末年在气论发展的基础上，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强调个人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进而肯定了文的永恒价值。作为统治阶层的曹丕当然要重视文的“经国”的政治功用，但他显然已经超越了具体的现实政治和个人的“荣乐”和“飞驰之势”，从而使文成为“美则爱，爱则传”[4]的“不朽之盛事”和“无穷之声名”。

　　《文心雕龙》中的气论思想受到曹丕的影响是无疑的，曹丕的“气”主要是针对“文”创作的主体而言的，发展到刘勰时，“气”则成为贯穿创作、作品和欣赏的统一性元素。所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太极”即天地未形成前的原始混沌之气，这实质上是把文章的起源推到了神秘的不可知的领域。王元化认为《文心雕龙》的宗旨是原道、征圣、宗经;他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中的“道”“圣”“文”虽然各为三，实则同指儒学。[5]如果真是这样，刘勰的艺术本体论思想就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只是沿用了两汉时期的经学思想而已。

　　但《文心雕龙》的可贵之处是它从“文”产生的究极之地来阐释“文”和“道”的关系，他也从“道”的恒在意义上来表明心志。例如他在《杂文》中写道：“身挫凭乎道胜，……此立本之大要也。”[6]因此可见刘勰的“道”并非仅限于现实政治的成败之道，而是超越其上的“恒道”。他所说的“文”也并非仅指载现实政治之“文”，也指包括“天地并生”的“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的“大文”。由此可见，刘勰的“文从道出”或“圣因文而明道”就具备着“包前孕后”的理论原型的质素。

　　“文从道出”和“因文而明道”发展到唐宋时期，就成为“文以载道”和“文以明道”的理论命题。对于“文以载道”，如果去除其封建僵化的思想内容，摈弃其纯粹工具论的思想，把它理解为一种形而上的文论原型，它就是中国古代一个十分光辉的命题。“明道”虽然在先秦儒家和道家均已明确提出，但基本上是哲学和伦理学的概念。

　　先秦诸子均有自己的“明道”观念，但“文”与“道”或“艺”与“道”是一种较为松散的关系，这时的“明道”观念多是圣人、君子、隐逸之士的政治哲学或统治者的政治之术。这一时期的“文”和“质”的关系明显比“艺”和“道”的关系要紧密。因为从事艺术的多是处于“吾不试”境遇的人，孔子所言的“志于道”排在第一，“游于艺”只能处于末位，这和《乐记》中所言的“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情况相同。

　　而“诗”和“文”的情况则不同，诗文以文字为材料形式，它们具备诠释政权合法性的天然地位，不管是甲骨文还是钟鼎铭文，都有着沟通天地的神圣功能。殷商时期重要的巫师甚至可以掌握着话语权，决断战争、祭祀等现实的重大事情，他们靠的就是其熟练掌握的甲骨文这个象征性的媒介。而钟鼎铭文则是纪念碑性的文字，这种金属材料和文字的结合把贵金属的象征性和文字的隐喻功能发挥到极致，后代的诸如秦泰山刻石基本上继承了这一传统。

　　这一时期的“文”是政治之文，“道”是政治之道，“文”和“道”是合一的。所谓“学在官府”的“王官文化”是春秋以前的主要文化类型。春秋时代后以孔子为代表的私学兴起，文化的高度垄断性开始松动，文化开始向下层流动，从而造成士阶层的形成。士阶层的形成使文和道逐步分裂为二，统治阶级话语权的绝对性和权威性开始动摇，此为孟子所言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7]的时代。这时，杨朱墨翟之学盈于天下，自然也是极端混乱和价值重构的时代。殷商时期的以《诗经·大雅》为代表的“文”和以青铜器为象征的国家政权的“道”在风格上是一致的，这也是文道合一的症候。

　　及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处士横议”“诸侯放恣”，代之而起的是“道术将为天下裂”[8]。價值的一元论逐步为价值多元论所取代，这也是春秋战国艺术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天道的观念式微，人道观念兴起，人的终极关怀由天上落到人间。《庄子·天下》篇描述了“道术”分裂、“方术”兴起的状况：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今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9]

　　《天下》篇所描述的这种状况显示了历史的巨大进步，殷商时期所谓统一的“文”和统一的“道”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各美其美”的“一曲之士”的“方术”。这种片面的深刻相对于混沌的文道合一来说是一种进步，道家的“判”“析”“察”的学术精神在随后的历史中没有发展出“求真”的科学精神，不期然却误入了自然美的花园。

　　究其原因可能是复杂的，但从《天下》篇来看，它的“分析”精神也就是“与物宛转”和“常宽于物，不削于人”的艺术精神，和西方的主客二分的“分析”是大异其趣的。况且这些“术士”们所追求的“内圣外王”之道，也进一步阻碍了人们对物质世界的更深层次的物理探究。中国古代的全部学术就流于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经世”。 “‘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

　　中国学术，非如欧洲哲学专以爱智为动机，探索宇宙体相以为娱乐。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4676.秦观对这种道术分裂也有着相似的认知，他在《韩愈论》中论及这一情况：“臣闻先王之时，一道德，同风俗，士大夫无意于为文。故六艺之文，事词相称，始终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后世道术为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于为文。故自周衰以来，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奋起私智，各自名家。然总而论之，未有如韩愈者也。”[10]统一的“道”不存在了，继之而起的是各言自家之道。诸子百家为了争夺各自的“象征性资本”均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争夺话语权，指摘对方的局限。

　　处于显学地位的学派也非铁板一块。据历史记载，“孔子殁后，儒家一分为八”，是否分为八家笔者不去深究，但可以相信的是儒家自孔子后它的内部也存在诸多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可见，即使是原始儒家内部对“道”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这种混乱和差异的“道”不仅显得晦暗不明，甚至有被遮蔽的危险，这就自然就导致“明道”观念的出现。三皇五帝的时代是公认的“大道至明”的时代，不需要刻意去“明道”，春秋战国是“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的时代，因此“明道”就成为有雄心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追求。

期刊VIP网，您身边的高端学术顾问

文章名称： 文道关系中的艺术智慧与价值新释

文章地址： http://www.qikanvip.com/lunwen/zonghelunwen/2019/1105/492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