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摘 要：农村公益事业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四个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1949—1977年计划经济时期的初步探索阶段，1978—1999年市场化改革时期的砥砺前行阶段，2000—2012年统筹城乡发展时期的协调推进阶段，2013年至今城乡融合发展时期党领导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全面振兴阶段。

　　重温和学习这一段历史，就必须客观认识集体化时代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经验得失，着力探索市场化时代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机制模式，主动掌握民主化时代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方法艺术，切实创新规模化时代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实现方式，不断丰富组织化时代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载体形态。

　　推荐阅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创办于1980年，双月刊，曾用刊名：(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丛刊);国际共运史研究)由中央编译局主办。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农村公益事业;历史进程;基本经验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新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更是我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新中国70年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史，就是一部党和人民不懈探索、曲折前行、波澜壮阔、成绩辉煌的壮丽画卷。重温和学习这一历史，对我们搞好新时期农村综合改革，赢得“三农”工作主动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计划经济时期党领导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初步探索阶段

　　这一时期，党和政府运用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动员能力，以资本代替劳动，用双手改造自然，领导农村公益事业起步奠基发展，其重大举措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推广深耕与积肥运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农田水利事业十分重视，掀起了数次大规模建设的热潮。1950年7至9月，毛泽东就治理淮河问题连续作出4次批示，提出一定要根治淮河水患[1]307-308。1952年12月，周恩来签发了关于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防旱抗旱运动并大力推行水土保持工作的指示，力图缓解旱灾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威胁[2]394-397。

　　1955年10月，中央在批转水利部党组关于华北五省区农田水利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中，要求“一五计划”结束时全国农田水利任务由7200万亩增加到1亿亩，农业合作社要担当兴修水利的主体[3]265。1958年“大跃进”期间，中央鼓励人民公社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实行打破社界、乡界、县界大协作，做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以期动员更多的人力和物力[4]384。

　　肥料是农业的关键，由于当时化学肥料供应不足，中央采取变通办法，鼓励农村开展大规模的深耕与积肥运动。1957年10月，毛泽东关注到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乡深翻土地获得增产的经验，鼓励各省同志深翻土地、保水保肥、实现增产。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期间，中央发布了关于肥料问题的指示，提倡土法制造化肥，积极沤制农家肥，实行养猪积肥等[4]401-402。直到1960年10月成立中央化肥小组，陈云负责具体领导，我国加快氮肥工业发展支援农业的战略才逐渐提上日程。

　　2.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于经济落后，教育资源不足，文盲率高，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原则，大力发展工农速成教育、业余文化教育、民办农业中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迅速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算术、识字和文化水平。随着受教育者数量的增多，学生的升学矛盾日渐凸显。

　　1954年5月，中央转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和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除一部分升学深造外，绝大多数都应从事生产劳动[5]216。 1957年3月，刘少奇参加湖南长沙中学学生代表座谈会，作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谈话，鼓励学生参加体力劳动，回乡就业[6]163-178。1958年5月中央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进一步阐述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思想，提倡勤工俭学和半工半读[4]293-295。

　　60年代初，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期，中央更加重视通过城市人口下乡来解决粮食危机和就业危机。1961年5月，陈云发表了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讲话[7]318-327。1964年1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文件[8]36。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引述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响应主席指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自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逐渐达到高潮。

　　3.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培养乡村“赤脚医生”。1952年春，美国在侵朝战争中发动了细菌战，为了保家卫国，党和国家推动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深入开展，形成了著名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当时，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消灭鼠疫、霍乱、伤寒等传染病的病媒害虫，人民群众在运动中提出“八净”“五灭”“一捕”和“打死一个苍蝇就是消灭一个美国鬼子”的口号。

　　1956年1月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又提出了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等“除四害”的重要任务[9]47。1957年4月，国务院还发布了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成立了中央血防領导小组和各级防治委员会[6]186。

　　1958年6月，江西余江县宣布在全国率先消灭血吸虫病，毛泽东欣然作出著名诗篇《七律二首·送瘟神》。60年代，爱国卫生运动演变为“两管五改”，即管理饮水、粪便，改良水井、厕所、畜圈、炉灶和环境。针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同医务人员谈话时，严厉批评卫生部，说其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年限过长，农村常见病、多发病预防和治疗不够。“六二六”指示在整个卫生界引起了强烈震动。

　　同年9月，卫生部党委向毛泽东和中央上报了关于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10] 464-472。为了培养一大批农村养得起的医生给农民看病，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出现了“赤脚医生”的原型，他们既要劳动又要行医，大队给他们一定的工分补贴，贫下中农养得起。1968年9月，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相关文章上批示道：“赤脚医生”就是好!

　　4.构建五保供养制度，在公社内部试行生活供给。1954年9月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5]466。依据宪法精神，1955年秋，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3]206。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6年1月，中央发布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对于鳏寡孤独的社员在生活上应给予适当的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他们的生死养葬都有指靠[9]40。这便是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的原型，所需款物从合作社公益金中扣除。

　　除此之外，1958年12月党的八届六次会议以后，我国还进行了人民公社体制下生活供给制的一些尝试，创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卫生院等集体福利事业，实行吃饭不要钱、按需分配[4] 521。由于没有解决“搭便车”和“大锅饭”问题，该运动最后归于失败，但它为后来市场化改革时期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教训。

　　二、市场化改革时期党领导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砥砺前行阶段

　　在该时期，党和政府审时度势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各个行业试行放权搞活措施，由此带动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格局砥砺前行、多元迸发，其重大举措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确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农业机械化之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针对实行包干到户后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1982年1月中央发布了第一个“一号文件”，指出包干到户不是责任制的唯一形式，包干到户不能等同于“土地还家”、平分集体财产和分田单干，在管理和使用土地、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安排烈军属、五保户、困难户的生活等方面，还要加强集体的统一领导和协调工作[11]364-365。

　　1990年6月，宋平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双层经营的好处，主张因地制宜、多种形式、宜统则统、宜分则分[12] 550-551。1991年10月，国务院专门下发文件，提出构建多层次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乡级农技站、供销合作社等主体的服务能力[13]264-266。为了发挥农户生产和投入的积极性，1983年1月中央发布了第二个“一号文件”，指出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农副产品加工机具、小型拖拉机和小型机动船从事生产和运输，对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活跃农村经济是有利的，应当允许[14]222。

　　同年2月商务部发出通知，要求对过去有关对农民个人或联户购买汽车、拖拉机、柴油机从事运输不供油的规定一律撤销。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發出相关文件，对农民购置机动车船、租赁国营交通企业闲置车船等予以放行[15]94。自此，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得到迅猛发展，民营化、小型化、机动化的长处得到发挥。

　　2.80年代末实现“普小”，90年代末实现“普九”。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农村义务教育出现了倒退和投入不足的局面，1979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下降到93%，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支出在1980、1981年一度出现负增长。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中央于1980年12月发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在80年代，全国应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普及初中教育。“普小”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以国家办学为主体，同时充分调动社队集体、厂矿企业、群众自筹等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16]515。由于农村社队集体财力不足，办学条件较差，1980年前后还经常发生校舍倒塌引起的伤亡事故。

　　为此，1981年3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的请示报告，要求各地抓紧排查解决中小学危房问题，做到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板凳，保证最起码的办学条件。在“普小”的基础上，1985年5月，中央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要有步骤地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管理和经费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征收教育费附加[15]190。

　　进入90年代，中央把“普九”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1993年2月，教育部制定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了“两基”目标，即到90年代末全国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17]55。李鹏、李岚清等都对落实“两基”目标给予高度重视，2000年底，这一目标如期顺利实现。

　　3.调动各方面办医的积极性，启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原来的农村集体经济迅速瓦解，以此为依托的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等制度也受到了巨大冲击。有些赤脚医生因为防病治病、计划生育任务繁重，没有时间搞家庭农副业，也得不到超产奖励，有的弃医务农，有的转做民办教师。针对这种情况，1981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建议对合格的赤脚医生发给“乡村医生”证书，并给予相当于当地民办教师的待遇。此后，时任卫生部长钱信忠在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强调大队卫生所要适应家庭承包制以后的新变化，形式多样办医，可以看病收费，支持个体办医。

　　1985年4月，国务院在批转卫生部的改革报告中，也主张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发展全民所有制、集体卫生机构，支持个体开业行医，开阔卫生事业发展的路子。由于卫生和生育条件的改善，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我国人口净增了4.3亿，这一状况日渐引起党和国家的重视。1980年9月，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党员、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6]464。1981年3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1982年2月，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对独生子女及其家庭予以奖励和照顾[11]436。1983年10月，中央在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中，把做好计划生育工作设定为乡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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