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草堂本《楚辞通释》的编辑出版及其历史意义

　　摘 要：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本《楚辞通释》保存有完好的辅文、正文，由此可知该书之刊刻缘起、选编及其编辑出版过程，《序》与《序例》所蕴含的船山屈子情结，说明船山借屈子以言志的《九昭》是《楚辞通释》不可分割的重要篇章。

　　关键词： 王船山;《楚辞通释》;草堂本;刊刻缘起;历史意义。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珍藏着湘西草堂刻本的王船山著作《楚辞通释》和《庄子解》各一部。这是船山先生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逝世以后，其子王敔主持，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刊刻的第一批船山著作流传至今最完好无缺的两部善本书(湖南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同刻本的《楚辞通释》，经由南岳衡山古典书库转来，但已有残缺)。因这部《楚辞通释》依次完整保存有康熙四十六年季秋月下浣张仕可《序》，康熙乙酉(四十四)年八月既望潘宗洛撰《船山先生传》，《史记·屈原列传》，王夫之署于“乙丑(康熙二十四年)秋社日”的《序例》，署“私淑门人王後较编”的《目录》(目录内有“右船山子作”《九昭》九篇的目录)，署“荆南储大文六雅氏”之《书王薑斋先生九招后》，康熙四十八年署“同里后学王扬绪、王扬绩同识”之《跋》，丁光祺署于康熙四十七年菊月重九的《刊楚南华附识》等八项重要辅文，且正文卷末有船山自撰的《九昭》，故尤显珍贵。本文即从这些辅文附件和船山为“澡雪”《楚辞》“以旌三闾之志”而复缀于卷末的《九昭》，发掘《楚辞通释》一书的刊刻缘起，彰显船山注释《楚辞》及其选目的深意，揭示船山借阐发《楚辞》微言大义以寄托自己与屈原一样忠君爱国的身世之哀和亡国之痛，从而体现湘西草堂本《楚辞通释》编辑出版的深远历史意义。

　　一、刊刻船山《楚辞通释》之缘起

　　据丁光祺《刊楚词南华附识》：“祺少喜读《庄》《骚》二书，苦不能解;近颇见有解此二书者，文义牵合附会，更不惬于心。得先生所著《楚辞通释》及手解《庄子》本，如获导引，以游武夷、天台，心醉神怡，莫名其胜。乙酉秋，豚子元禛应试鄂州，得谒太史宜兴潘公，值公为先生作传，手把《楚辞通释》本不置也。因与家弟锡极，姻友王于嗣、禹维昆仲约，剞劂《骚》本，以传海内。而《南华》手本，嘱虎翁详加补注，载谋之同志，期以相继而成书。”①丁光祺，字吉士，湖南衡州人，是船山先生之子王敔的女儿亲家。其识语中所说的“乙酉”，指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这一年“虎翁”(即王敔，字虎止)49岁。丁光祺之子元禛到武昌应乡试谒见的“太史宜兴潘公”，即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任提督湖广学政的潘宗洛。潘于康熙四十三年孟夏在衡阳延俊才入幕，襄校试卷，王敔得以延入，也因此使潘宗洛获知船山，“尚有志尽读船山之书”。据识语，此时的潘学政正在为船山先生作传(主要根据王敔已呈交的《大行府君行述》)，“手把《楚辞释》本不置”，当即是王敔送呈的《楚辞通释》抄本。丁氏于是与弟丁锡极，姻友王于嗣、禹维(即王扬绪、王扬绩)相约，雕刻《楚辞通释》稿本，以传海内。丁氏识语中的这一段话，可说对于湘西草堂初刻《楚辞通释》的缘起叙述得相当清楚。

　　从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出，清朝康熙晚期的四、五十年间，因政权建立已半个多世纪，社会日趋稳定，民族矛盾日渐缓和，朝廷虽仍在以武力为主统一全国，但像潘宗洛之类地方官已在关注地方文献耆旧，访贤逸、求遗书已成一种时尚，这就为船山著作的刊刻印行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

　　二、船山《楚辞通释》的选篇及刊刻竣工

　　关于这一问题，曾与丁氏兄弟联合出资刊刻《楚辞通释》的船山同乡后学王扬绪、王扬绩兄弟所撰的《王跋》(此页中缝鱼尾下刻有“王跋”二字)说得较为清晰。因为此《跋》只见于湘西草堂本两册中的上册卷首，而当年岳麓书社负责编《船山全书》的總编辑杨坚因未见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楚辞通释》初刻完好本，且误认为省社科院无此书，而只有后来合刊的《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之一的《楚辞通释》(已抽去潘宗洛《船山先生传》、船山《序例》及其自作之《九昭》以及参与刊刻校订者的《附识》《王跋》等辅文)，因而在岳麓版《楚辞通释》卷末依湖南图书馆所藏残本照录了《王跋》，造成此《跋》出现148个缺字白匡的遗憾(黑体为缺字)。①今为便于论说，拟借此全录跋文以与学界共享：

　　岁戊子，绪兄弟倦憩湘皋，时屈子赛神之月也。兰蕙飘香，若椒接馥，古人可作，髣髴光仪。姻友丁子吉士，过余于寓舍，袖中携一编，乃吾乡船山王先生所释《楚辞》也。读竟，吉士语绪兄弟曰：昔人读《离骚》，有痛饮而读者，有击楫中流而读者。是编也，摅忠孝之正气，极文心之变化，我辈当正衿危坐而读之。屈子所著二十五篇，宋、景互相扬搉，益之以贾长沙、江醴陵，而东方、杨、刘、严夫子、王叔师所著，俱汰之而不录，此皆先生特出手眼，盱衡今古，俯仰尽致，澡雪不磨者也。慨自三闾沈湘，而后辨者、招者、吊者、惜者、哀者、叹者、怀者、注者、谱者，不一其人，而旨蕴未悉。最后紫阳因赵丞相之设，为注《楚辞》以寄意，用传《三百篇》之法，然亦略而未详。故与王叔师、洪兴祖旧本并行于世，而后之别为解者，仍相踵承焉。

　　今者先生《通释》本出，是灵均千载而下，特遇一知音也。其为绝世独立之士同，其为风雅擅代之才同，其为忠孝昭揭之神将无同。吉士因与绪兄弟相约，共任剞劂之费，属嗣君虎翁详加校补。书有成局，而吉士忽以疾捐馆，绪兄弟因与丁锡极少微竹林力赞厥成，十阅月而书竣。嗟乎!“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作者难其人，解者难其人，即传之其人亦难其人也。书行于世，识者尚鉴而珍之。时今上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岁孟秋月哉生明，同里后学王扬绪、绩同识。②

　　此《跋》的珍贵，首先在于它揭示了船山注《楚辞》在选篇上的特点。船山全录王逸《楚辞章句》和朱熹《楚辞集注》所收“屈子所著二十五篇”，及宋玉、景差的作品，而对汉人的作品则只收贾谊的《惜誓》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其他如东方朔、扬雄、刘向、严忌、王逸(字叔师)的作品，“俱汰之而不录”。较之其他注释《楚辞》者的不同，船山增选了南朝梁文学家江淹(字文通)的《山中楚辞》四篇和《爱远山》，即《跋》所谓“益之以贾长沙、江醴陵”之“江醴陵”(因梁武帝萧衍时，江淹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伯)。至于船山为什么要如此选篇，据他在注《惜誓》《招隐士》中所说，是为了“得屈、宋之遗风” “绍楚辞之余韵” “广三楚之遗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屈原百折不挠、坚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就是最突出的楚人遗风。屈原、宋玉、景差都是楚国人，且“均为楚之词客”。贾谊虽非楚人，但贬谪楚地湖南，其《惜誓》“文词瑰玮激昂，得屈、宋之遗风，异于东方朔、严夫子、王褒、刘向、王逸之茸阘无情”。江淹也不是楚人，但船山选其《山中楚辞》，是由于“小山《招隐》而后，骚体中绝，有如《七谏》《哀时命》《九叹》《九怀》《九思》诸篇，俱不足附屈、宋之清尘”，所以他要“删汉人无病呻吟之剿说，而登江作”。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所以都应当“汰之而不录”。《跋》文认为这都是船山“特出手眼，盱衡今古，俯仰尽致，澡雪不磨者”，也就是船山神思异于常人，对古代《楚辞》洗涤淘汰之后，独留高洁不磨篇章的“特出手眼”。所以船山的《楚辞通释》一出版，“是灵均千载之下，特遇一知音也”。且认为屈原与船山都是“绝世独立之士”“风雅擅代之才”，只是他们的“忠孝昭揭之神”有所不同;即屈原是至死不渝地忠于楚国，忠于楚国国君和人民，而船山是忠于前明王朝，其神思一直集中在研究和昭揭明朝为什么会灭亡;及至晚年，尤念世事沧桑，感屈子之孤愤孤忠，慨己人生之坎坷遭际，家国之痛，愤世之感，壮志未酬，情不能已，遂涌诸笔端，而注释《楚辞》以寄意。这就进一步揭示了船山的情怀和编辑出版此书的深远历史意义。

　　其次，《跋》文说明了这次刊刻《楚辞通释》，是丁光祺、丁锡极兄弟与王扬绪、王扬绩兄弟联合出资，并嘱请船山之子王敔详加补注。书将刻成时，而丁光祺突然病故，于是王氏兄弟与丁锡极(字少微)共同努力刊刻竣工。此书的刊刻从戊子(康熙四十七年)的五月，至康熙四十八年的七月，一共经过了十个月。至于此书编辑出版的缘起和王敔的补注，则当从康熙四十四年秋算起，历时四年才补注、编校、刊刻成功。

　　三、《序》和《序例》所蕴含的船山屈子情结

　　《楚辞通释》的序文是张仕可题撰的，自湘西草堂本卷首刊载起，以后衡阳学署本、金陵刻本等各本皆有。张仕可，字惕存，是清江南丹徒(今镇江)人，康熙年间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张玉书的胞弟，曾在湖南任湖广分巡衡永郴道六年。此《序》是张仕可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分巡湖南时，衡阳乡绅呈请将王船山入祀乡贤祠，都说船山著作等身，“昔所未有”，于是张仕可“访嗣子”，王敔“录遗稿以呈，对曰‘先人志文其在兹”，张仕可“灯下细翻，呼儿朗诵”，并“痛饮连浮数白”，然后写下了这篇《序》。

　　序文虽不长，但这是清廷命官对《楚辞通释》的第一次赞赏与评论。《序》中说：“船山王先生旷世同情，深山嗣响。赓著《九昭》，以旌幽志;更为《通释》，用达微言。攻坚透曲，剖璞通珠，啸谷凌虚，抟风揭日。盖才与性俱全于天，故古视今藉论其世。”①张仕可赞船山是绝代空前与屈原同心志的人，他在深山中所创作的诗文是继承屈原传统、如响应声的逸响伟辞。说船山继续屈原的《楚辞》而作《九昭》，以表达自己的“幽志”;再作《通释》，用以阐发《楚辞》的微言大义，来寄托自己的身世之哀、亡国之痛。作为朝廷命官，对于船山的“幽志”与“微言”张仕可不可能明说，后来的研究者多有探讨。窃意复旦大学学长洪湛侯的《楚辞要籍解题》深得其要。洪先生说：“《楚辞通释》一书在整个《楚辞》研究著作中，特点十分鲜明。如果说，屈原在《楚辞》中用香草美人来寄托他忠君思想的话，王夫之则以注释《楚辞》来泄发他对社稷的沦亡之痛……王夫之仰慕屈原的气节和品德，因此，从屈原《离骚》等作品中寻找共鸣，既阐发屈原的爱国思想，又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慨，所谓‘更为《通释》，用达微言。”[1]85可以说，洪先生的这段话，是对张仕可《序》中之船山赞赏评论的中肯解说，同时也揭示了《序》中蕴含的船山屈子情结。

　　至于船山自己的《序例》，其所饱含的屈子情结更不待言。《序例》署曰“岁在乙丑秋社日，南岳王夫之释”，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八月完成《楚辞通释》。当时船山已66岁，由于连年多病，又从事艰苦的脑力劳动，所以已变成一个白发稀疏、瘦骨嶙峋的老头了，但仍然不舍昼夜地广泛阅读，奋力著述。正如王敔所述：“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2]73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三月著成《俟解》一书后，即着重对张载《正蒙》和《楚辞》《周易》进行深入研究，康熙二十四年正月完成《张子正蒙注》初篇，八月完成《楚辞通释》，九月完成《周易内传》和《周易内传发例》，其顽强而忘我的治学精神令人惊诧。

　　船山注《正蒙》，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至康熙二十九年重订后，《张子正蒙注》成了他的哲学代表作。那么他何以要注《楚辞》呢?《序例》开宗明义云：“今此所释，不揆固陋，希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因此，他不仅对旧注和续骚中诸如“《九歌》以娱鬼神”“《天问》一皆讽刺之旨，复使忠告不昭而别为荒怪”之类，对屈子的曲解或玷污“交为正之”，还对屈原作品“或为怀王时作，或为顷襄时作”之时异、事异、地异，“旧时释者或不审，或已知而又相剌谬”的瞀乱现象进行澄清辨正，认为“必于此以知屈子之本末”。他强调指出：“蔽屈子以一言，曰忠。而《七谏》以下，悻悻然如息夫躬之悁戾，孟郊之龌龊，忮人之憎矣。允哉，朱子删之。而或以此诬《离骚》《九章》弥天亘地之忱，为患失尤人之恨，何其陋也!”①可见船山注释《楚辞》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达屈子情于意言相属之际”，甚至要“达屈子未言之情而表著之”。为达此目的，他精心选篇、倾情辩证，并把精力倾注在注释中如何表达屈原忠贞爱国为国的赤子之心上。注释倾情之不足，又为“澡雪”《楚辞》而“复缀《九昭》于卷末”，即将自己仿屈、宋《九歌》《九章》《九辩》而创作的《九昭》，置于全书的卷末。他谦逊而含蓄地点明：“匪曰能贤，时地相疑，孤心尚髣髴。”意谓自己虽不能说有屈子的能贤，但我与屈子所处的时运、地点是相似的，孤高的心怀是差不多的。然后，《序例》又突出楚地“泽国”“山国”的地理环境，“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楚人“出生入死，上震天枢”的大无畏精神以及激烈奔放的三楚遗风，这些都是东方朔、王褒之流所不得与的。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了船山到晚年，为什么还要抓紧时间，在古代浩如烟海的著作中选择《正蒙》与《楚辞》作注的原由。这正如他《七十自定稿·病起连雨》诗四首之三的诗句所云，是“故国余魂长缥缈，残灯绝笔尚峥嵘”!他要趁着还有一口气，抓紧时间用笔墨继续战斗。

　　船山在注释《楚辞》的过程中，确实是在围绕他高度概括屈原精神的一個“忠”字在借题发挥，抒发自己忠于前明故国、忠于旧君的思想。如他在释宋玉《九辩》的按语中云：“玉虽俯仰昏廷，而深达其师之志，悲愍一于君国，非徒以厄穷为怨尤。故嗣三闾之音者，唯玉一人而已。”又如船山增选的江淹词作，除《山中楚辞》外，还有《爱远山》。为什么要选《爱远山》?船山说：“淹放黜为闽山长史，待罪三载，究识烟霞之状、笔墨之势，聊为斯文。其云郢路辽远，则依屈子之心以自旌。而文笔沈郁，意指蕴藉，不忍忘君之意，溢于尺幅，非但如汉人怨怼之辞，徒寄恨于怀才不试也，故嘉其志而录之。”又说：“屈子忠贞笃于至性，忧国而忘生，故轮囷絜伟于山川，灿烂比容于日月。而汉人以热中宠禄之心，欲相仿佛，婞怒猖狂，言同诅咒，清湘一曲，起泥淖之波，非但无病呻吟，如昔人所讥已也。淹生千岁之后，独能曲达其情，念系于君，而不与鸡鹜争粒粟之宠辱。故夕秀初含，朝华已启，庶几温柔宽厚之旨，旷百世而嗣音矣。”[3]447，449

　　四、船山借屈子以言志的《九昭》，是《楚辞通释》不可分割的重要篇章

　　湘西草堂本《楚辞通释》十四卷之后另有“卷末”《九昭》，这是船山自撰的九篇辞作。他在序言中说：“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遭闵戢志，有过于屈者……聊为《九昭》，以旌三闾之志。”这就公开表明他有以屈原自况的心情，而且点明自己作《九昭》的主题是借屈原来写自己。全文九篇，篇篇都有隐寓和寄托。如《汨征》明为“述屈子始迁于江南，览河山之异而兴悲”，实写自己回乡后伏处岩穴，湘沅之间，地区荒大，望君不见，触目苍茫，悲感难已。《申理》明为“达屈子未言之情而表著之，想其忠爱愤激之心，迨沉湘之日，申念往事，必有如是者”，而实为自己追思往事，自信忠贞坦白，憾桂王惑于险陂之说，不肯听他的忠谏，言愈长而疑愈深。他懊悔当初没有直揭谗人的奸慝，留祸本以使蔓延。所谓“投鼠忌器，而留祸本以使蔓延”，既是代屈子表白与楚廷靳尚之徒斗争，未能清君侧之恶的遗憾，更是自己与危害永历朝廷的王化澄等奸党作斗争时，未能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剪除奸党的经验总结与遗憾。《违郢》篇写山川之美，人物之盛，“目送江山，徒留余惜”，实际上是叹惜这一切都是明朝生聚所积，而今却落在异族手里。《引怀》篇托屈子的“意中生象”，实写自己在若思若梦之间，与南明桂王邂逅相遇的幻景。《扃志》篇明言发屈子之扃(闭)，实写自己孤情自怵，举国无同心之侣，故家旧臣，侥幸苟安，不能远虑，甚且附异族而求荣，己虽有心，谁可告语。《荡愤》篇托屈子时的秦楚“势不两立”，“念大仇之未复，夙志之不舒”，竟设想了一段兴师讨秦的情节，而实际是幻想自己荡平了异族，诛其君吊其民，息天下之祸，如涤阴翳而睹青天。总之，《九昭》各篇都在围绕主题，借“旌三闾之志”来写自己，是最能说明船山政治立场和内心活动的言志之作。

　　对于《楚辞通释》中的《九昭》这一重要篇章，船山之子王敔当然是心领神会的，故他呈送给潘宗洛、张仕可等清廷大员时都有《九昭》，且对张仕可还说过“先人志文其在兹”。曾入湖广学政潘宗洛幕的储大文也求读过《楚辞通释》，还写了一篇《书王薑斋先生九招后》刊于湘西草堂本《楚辞通释》卷末《九昭》之后。他慨叹曰：“世之人，不以骚之真者为骚，而以似骚而非骚者为骚，此骚之所以亡，而予读薑斋先生《九招》之书辄为累欷流涕者也。爰识数语，授先生之子虎止三兄，以附简末，令后世伤心者览之，尚获神解。”①可见，储大文认为船山的《九昭》才是使他“辄为累欷流涕”的真骚，是令后世伤心者读后能获《楚辞通释》“神解”的重要篇章。然而，因为船山在《九昭》中处处托称屈原和楚国，所以竟连潘、张、储等清廷官员也被他瞒过了，抑或是他们有意装糊涂而为之写序、传和书后语，且感佩称赞不已。但后来由于清朝文网的逐渐严密，王敔不得不虑患思危，而尽量减少直接暴露船山言志作品的《九昭》和《序例》等。故在康熙五十五年王敔六十岁时，借助门生姻友之力“续捐资刊先子遗书数种”的合刊重印本《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时，《楚辞通释》湘西草堂本初刻时的《序例》《九昭》等篇章及张仕可《序》、潘宗洛《船山先生传》《史记·屈原列传》和参订者的《附识》《跋》文等均被抽去了，而仅于卷首保留“楚辞通释评点并载”和“南岳王夫之释，男敔补较，后学王扬绪、丁光祺、王扬绩、丁光祹同订”等字样。幸好王敔湘西草堂第一批書集五种的雕板，于雍正九年(1731)王敔逝世后藏于衡阳学署，而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由衡阳县学教谕郭孔岚主其事的《船山遗书子集五种》，其中的《楚辞通释》就是那次补刻刊印的，而重新保留了张仕可《序》和船山的《序例》《九昭》。自衡阳学署本保留后，嗣后之同治金陵刻本及1959年的中华书局本均传承保留。令人有些遗憾的是，像《九昭》这样一个最能体现船山心志及其与历代《楚辞》独特不同，又与《楚辞通释》全书紧密相关联的篇章，竟在岳麓书社本《楚辞通释》中被肢解出去了，而由原当在《船山全书》的第十四册，改编到《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的《薑斋文集》之中。这或许与当时主持编辑工作的同志未发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有一部保存完好的湘西草堂刻本《楚辞通释》有关。

　　综上所述，湘西草堂本《楚辞通释》，是船山先生迄至暮年，为了要抒发自己忠于前明故国和旧君的情怀，宣泄自己的亡国之痛，于是寄意屈原，借注释《楚辞》以“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同时对过去的《楚辞》注释本进行篇目上的清洗“澡雪”，淘汰汉人自东方朔、王褒以来的一些续骚、误骚甚或有诬屈、宋三楚遗风的名作，并在卷末自己创作《九昭》以旌三闾之志。而这一切，包括对湘西草堂本《楚辞通释》编辑出版的缘起、选篇、注释和创作《九昭》等的记载，都完好无缺地保存在湖南省社科院那本珍藏的《楚辞通释》的八篇辅文与正文之中。这就充分说明，湘西草堂本《楚辞通释》的编辑出版，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别开生面、集中彰显屈原与船山忠君爱国精神和高尚人格节操的新《楚辞》;其清一色三楚遗风的篇章及其深得屈子情志的注释，必将焕发楚文化刚烈雄健、不屈不挠、锐意进取、奋发有为的勃勃生机。行文至此，笔者不由得作一奇想，倘若古籍能够再造，照省社科院所藏珍本原样复制一套湘西草堂本《楚辞通释》，则肯定是一件嘉惠学林的大好事。

　　【 参 考 文 献 】

　　[1] 洪湛侯.楚辞要籍解题.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2] 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船山全书：第十六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3] 王夫之.楚辞通释//船山全书：第十四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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