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科学家的类型及社会立场

　　很多人认为，战争的罪责不在科学和科学家。从战争的根源看，也不能把战争的罪责归咎于科学和科学家。然而战争中科学发明的确占据了重要的角色，对战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本篇政治论文分析战争中科学家的立场，认为科学家应该拒绝参加一切导致不良后果的研究，并组织科学家学会共同抵抗不良研究和利用。

　　推荐期刊：《抗日战争研究》创刊于1991年。该刊为季刊，每期20万字，国内外公开发行，至今已经出版33期。作为全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唯一学术专刊，《抗日战争研究》力求反映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前沿成果。该刊发表的论文，内容涉及抗日战争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社会、日本侵华罪行以及战争遗留问题等方面。论文作者，包括海峡两岸知名专家、中青年学者、亲历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以及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学者。

　　【关键词】战争;科学家;立场

　　一、战争与科学家的关系

　　战争的罪责是否是科学或科学家，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一种观点认为，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人们利用科学和技术知识制造了威力越来越强大、装备愈来愈精良的杀人武器。对于战争灾难性的罪恶后果，科学和创造科学知识的科学家，尤其是从事军事研究的科学家难辞其咎。即使科学间接起作用，尽管科学家不见得有意为之，科学和科学家也犯有“原罪”。

　　霍尔丹用例子证明，因科学的技术应用而谴责科学或技术是愚蠢的;相信一种杀人工具是体面的而另一种是野蛮的，是糊涂的。普罗克特赞同霍尔丹的见解。

　　不管两种观点哪一个更有道理，但事实是，自从科学和技术的进展导致核武器产生之后，尽管局部战争并没有消失，但是世界大战却再也没有打起来，人们赢得了将近70年的“核和平”。这简直是一个奇迹!要知道，第一世界大战(1914—1918)和第二世界大战(1939—1945)仅仅相隔21 年。而所谓核和平，是在多国具有足以摧毁对方或对对方具有致命打击的核武库境况下维持的和平。

　　密立根开门见山：“在我们近代科学的文明中，战争不再被采纳达到国家的目的。让人们进而不要做出错误的假定，即近代科学造成最近的战争。更恰当地讲，那场战争是军国主义为逃脱注定的灭亡的最后的大搏斗——让我们希望如此，因为它处在近代科学促进的世界上。世界战争确实不是科学的罪孽。”

　　二、在战争中科学家的类型

　　(一)终极关怀型

　　这类科学家在从事科学活动过程中，能够始终关怀人类命运，并始终认为科学与社会伦理密切相关，科学家应该明确地对科学的社会后果负一切的责任。因此，他们能够通过自身力量阻止某些滥用科学的行为;有的科学家甚至宣称，科学家应该拒绝参加一切导致不良后果的研究。

　　爱因斯坦更是一位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国际和平运动的科学家。早在1931年，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对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们说了一段后来不断被引用的名言：“如果想使你们的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1933年，希特勒上台，当时爱因斯坦正在美国旅行，他公开表示不再回德国。面对希特勒和纳粹的暴行，他改变了单纯的和平主义立场，认为需要正义的战争对付非正义的战争。他与其他科学家一道促使美国开展原子弹研制计划。在德国投降之后，爱因斯坦立即给罗斯福去了第二封信，建议应停止制造和使用这种武器。

　　(二)价值中立型

　　在这类科学家眼里，科学技术没有价值偏好，属于价值中性的。他们认为科技本身与伦理和价值约束无关，科技发展本质上与道德进步是统一的。伦理问题是缘于人们不恰当地使用了科技成果。科学家无法左右使用者的意志，也无法预测和确定科学的最终目的，科学家的责任只是不断地给知识大厦添砖加瓦。这类科学家往往对科学以外的社会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漠不关心。其代表人物有薛定谔等。

　　薛定谔创立了量子力学理论，提出了著名的以其名字命名的方程。在纳粹刚刚上台开始刁难驱逐犹太科学家之时，薛定谔因不愿与纳粹同流合污，主动辞去了柏林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的职位。1938年，他在拉格兹再度受到纳粹的迫害，又不得不逃到爱尔兰，在一家研究所工作。但是薛定谔并没有积极以实际行动反对德国法西斯对科学的滥用行为。

　　(三)相对价值型

　　在这类科学家眼里，科学家对于他们的发明和发现的后果应负一定的社会责任，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又具有很大的相对色彩。他们一边为科学的后果感到担忧，又一边又继续从事与科学军事应用有关的科学研究，以取得科研成就为价值取向，成了事实上的德国法西斯的帮凶。其代表人物有奥托·哈恩和冯·布劳恩等。

　　1937年，布劳恩主持由纳粹控制的佩纳明德研究所的火箭开发工作，研制成功了著名的V系列导弹(V-1、V-2导弹)，这些火箭和导弹马上被用于二战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二战结束后，布劳恩作为战俘来到美国，他所领导的火箭小组为美国陆军工作，成功研制了一系列导弹和火箭，从“红石”到 “丘比特”，等。二战爆发后，提出重核裂变理论科学家之一的哈恩，在许多合作者都纷纷逃离德国情况下，仍坚持从事和实验探索核裂变理论，同时他又坚持这种研究仅仅是为了科学。

　　(四)责任丧失型

　　这类科学家成了德国法西斯的追随者与帮凶，不仅不阻止科学技术的罪恶使用，反而利用手中掌握的科学技术为虎作伥，将为战争服务视为科学的价值。其代表人物有约翰内斯·斯塔克、盖奥尔格·里克海等。

　　量子力学创始人海森堡、著名物理学家布格雷博士和在分离同位素领域有极深造诣的哈塔克教授和格罗斯教授等人都参与了这个计划的制定。斯塔克等人在纳粹的扶植下，煽动种族主义，创立了“德意志物理学派”，污蔑和迫害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犹太科学家，以卑劣手段批判当时创建了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生物学家施泰尼茨，主持德国黑林山细菌化学研究中心工作。他伙同纳粹德国的著名化学家施米特教授，于1937年研制出毒性特强的军用毒气塔崩; 1938—1939年又研制出比塔崩的毒性强10倍的毒气沙林。

　　三、科学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社会立场

　　“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推动和平运动的伟大事业中，作为专门从事科学活动的科学家，特别是直接参与现代化武器装备研制工作的“硬”科学家以及参与战争与和平问题重大决策的“软”科学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二次大战以来，科学家在和平运动中竭尽全力，并卓有成效。他们通过发表宣言和递交请愿书的形式敦促各国政府实施军备控制、以和平方式解决各种冲突。以罗素、爱因斯坦、玻恩、鲍林等为首的科学家经相互协商、讨论于1955年签署了历史上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其副本曾分送美、苏、中、英、法、加六国政府首脑，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宣言开宗明义地写到：“鉴于人类面临的悲惨情势，我们感到科学家应该召开会议来评价由于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带来的危险，并按照附录草案的精神，讨论出一个决议。”此外，美国著名科学家鲍林于1958年还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由11000多名科学家签名的请愿书。所有这一切标志着科学家们社会觉悟的升华，表明他们已认识到自身对人类未来首先是世界和平所担负的社会的和道义的责任。

　　科学家们还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将科学引发的战争破坏的后果公之于众。美国科学家鲍林根据自己在科学研究中所掌握的知识和资料，撰写了《告别战争》一书，在书中他以生动的语言、准确而翔实的数据资料对核武器与核战争的性质、放射性物质及放射性、辐射对人体的危害等严重后果作了充分的科学论证，为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认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此外，科学家还成立了协会和组织，并经常召开各种会议，就和平运动涉及的大量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科学应用造成的战争破坏打破了许多科学家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科学观，它向人们表明：科学所反映的客观规律的价值中立性是一回事，科学的应用及其社会后果是另外一回事。科学家们在推动和平运动中的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英]约翰·基根.战争史[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09.

　　[2]乔瑞金.技术哲学教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149.

　　[3][美]芒福德.技术与人性.技术哲学经典读本[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496.

　　[4][英]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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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战争中科学家的类型及社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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