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改革管理新影响制度

　　在新时代的进步中，法院改革上的新形式管理制度有哪些呢?应该如何来加强对法学建设管理的新应用技巧呢?同时现在法学的新整治模式有哪些呢?文章最了相对应的介绍。

　　摘要：要把法治素养作为考核法官的重要指标。《法治决定》的一个亮点就是规定了考核领导干部的新指挥棒：“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法治决定》强调：“抓住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各级领导班子建设这个关键，突出政治标准，把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如何用法治素养考核司法机关的领导班子和法官，是一个新课题。要防止长期以来考核中存在的形式主义。要研究出一套科学的考核指标和方法来测评法官的法治素养。法官是公正的形象，对法官要有高标准、严要求。

　　关键词：法院改革,法制管理,法学论文,政工师论文投稿

　　法院还承担着法治理论创新责任。这是法院实践创新的必然延伸。司法实践经验需要不断总结，司法理论创新需要植根于司法实践。《法治决定》提出了法治理论创新任务：“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这个任务不仅仅是理论界的，也是实践界的。经验表明，协同创新是法治中国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可行途径。

　　一、审判独立

　　司法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改革决定》)明确提出司法改革目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改革决定》和《法治决定》都强调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这是当前司法制度改革的主题。这一主题中包含着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中国法学界讨论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问题的焦点，也是其他国家审视中国法治化水平的着眼点。“司法独立”这个词，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我们完全可以使用。要在世界法治竞争中赢得“法治话语权”，关键看我们在理论上如何运用“法治话语”，在实践中如何实践“法治话语”。回顾“民主”“人权”“法治”这些词汇，我们以前大批特批，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的虚伪幌子，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一概扔掉，使得我们在话语权方面处于被动局面，今天它们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独立”也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所追求的重要原则和核心价值观。

　　论文网推荐：《江淮法治》，《江淮法治》(半月刊)2000年创刊，适应形势任务需要，积极推进机关基础建设。健全了机关办事机构，改善了干部结构;建立了新一届政协之友、政协书画院和文史工作者联谊会;在全市率先建立了政协网站和政协局域网，实现了文件网上传输;编印了委员联系手册，方便了委员之间的联系;设立了政协委员网上信箱，为委员议政建言、反映社情民意开辟了方便快捷的渠道;进一步加强了与各新闻媒体的联系。

　　中国有自己的司法独立原则和模式。中国《宪法》第126、131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据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根据这个宪法原则，中国的司法独立是指审判权和检察权的独立。司法改革也必须紧紧围绕宪法规定的审判权和检察权独立展开。我们不能说，中国根本没有司法独立，中国的审判权和检察权独立不属于司法独立，中国的法治是不讲司法独立的。我们可以说，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司法独立方式上是有区别的。对法院而言，司法独立是指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审判独立。这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和法治是一个道理。无论是民主，还是法治和司法独立，中国都有自己的特色，首要特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法治决定》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置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五项原则的首位，提出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并强调“政法委员会是党委领导政法工作的组织形式，必须长期坚持”。当然，党对司法的领导是有界限的，绝不意味着可以直接干预司法权的具体行使。

　　党的领导和审判独立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我们不实行“三权分立”，但又要确保审判独立，这就给我们提出了重大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任务，我们需要破解难题。

　　法院的职责是审理案件、定纷止争、定罪量刑，需保持中立，不偏不倚，保证独立裁判。为了“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法治决定》有创新。诸如，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这些举措都可能有助于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但真正实行起来，情况可能比预想的更复杂，效果可能并非那么理想。

　　《法治决定》规定：“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这是《法治决定》的一个突出亮点。但是，这里也隐藏着难题。有些领导干部插手具体案件，是无法记录的。比如，一个地方的一把手，不管是通过电话还是见面，向法院领导打招呼，没法记录;法院领导对法官口头指示，法官心领神会，不敢记录。中国是传统影响较大、特别讲人情的社会，很难杜绝以“打招呼”形式干扰独立办案。显然，防范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更具可操作性的制度有待建立。

　　审判独立的难题还有很多。例如，中国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就构成了审判独立的难题，而且十分突出。现行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存在悖论。《法治决定》强调：“要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但“党组织推荐”常常异化为“一把手”的意志。只要法院领导的升迁命运主要依赖于党委组织部门、“一把手”的赏识，干部升迁的指挥棒就会永远影响法院领导的理性选择，党委政府干涉司法就难以避免。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亟需改革。同样，只要法院不改变行政化色彩浓厚的缺陷，法官永远陷于官僚式的升迁苦恼，审判独立永远存在重大局限。法官晋升有待破除以院长、庭长为特征的行政官僚制，确立科学的法官等级制。

　　审判独立的制度不是孤立的。为了实现审判独立，我们需要创新与审判独立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

　　二、严格司法

　　《法治决定》提出“严格司法”，并用专条加以具体规定。作为党的文件，如此突出强调严格司法，还是第一次。严格司法是对具体司法行为的基本要求、核心要求，主要内涵就是严格办案。法官有了独立的审判权，接下来就是严格办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解读《法治决定》的文章《推进严格司法》，认为：“严格司法是破解司法难题的主要抓手。”[1]这句话说得正确，但是，严格司法这一命题是个“老大难”。我们有很多好的法律，就是因为司法不严格，影响了法律的良好实施效果。尽快破解严格司法这一难题是法院护航法治中国建设的又一关键点。

　　《法治决定》提出了严格司法的要求，即“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这一要求可浓缩为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其着重点就落在“公正”这两个字上。一个法官，一个法院，老老实实、不折不扣地按照公正的要求去做，就是严格办案。为了保证严格办案，《法治决定》抓住了一个要害：“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

　　中国近年来出现了多起重大冤假错案，中央多次被震动。为此，2013年2月23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法治决定》确定了“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目标。建立办案责任制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途径，也是严格办案的必然要求。法官的权力是什么?法官影响甚至决定着他人的权利实现与命运。有权力就应有责任。谁办案，谁负责，而且要终生负责。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已有12起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其中有9起是命案，2起抢劫案，1起非法买卖不正规渠道枪支案。12起案件中，多数被无罪释放的当事人称受到过刑讯逼供或诱供。例如，河南省的杨波涛13年前因一起强奸杀人碎尸案，在看守所被关了10年，一直未能被定罪。其间，他经历了商丘市中院3次判决极刑，河南省高院3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最终，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对他的起诉。杨波涛曾向媒体讲述他遭遇的刑讯逼供：十几个昼夜不能睡觉，被拳打脚踢、强灌屎尿。内蒙古呼格吉勒图从案发到被被枪决仅62天，案卷中有明显的诱供和逼供的痕迹，呼格在检察机关也表述过自己被逼供的情况，却没能得到调查。呼格吉勒图再审改判无罪。呼格吉勒图案专案组组长、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因涉嫌职务犯罪遭到调查。上述冤假错案，无论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都必须根据责任大小追究相关案件承办人的责任。公安抓错人，检察院没有把好关，法院没有守住最后一道防线，都应该承担责任。目前，处理冤假错案相关责任人不够严格。只有从严追究责任，才能培养办案人的责任感。千万不要小看一次冤假错案。习近平同志在关于《法治决定》的说明中再次引用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2]培根的名言非常形象地表达了冤假错案对司法公正的危害性。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共同破解如何防止冤假错案这个难题已刻不容缓。

　　三、有效监督

　　《改革决定》单列第十部分规定“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法治决定》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也作了专项规定。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解读《法治决定》的文章《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认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是“解决司法突出问题的治本之策”[3]。这句话说得正确，但监督何其难。《法治决定》提出：“坚决破除各种潜规则，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衙门作风、霸道作风，坚决反对和惩治粗暴执法、野蛮执法行为。”潜规则长期盛行不衰，很难破除。特权思想、衙门作风、霸道作风根深蒂固，积重难返。

　　我们一直有监督，检察院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纪检、监察、人大等组织也在发挥监督职能。但监督效果却并不理想，原因在于现有监督机制尚存缺陷。要达到对司法活动监督的良好效果，应着重抓以下三点：

　　(1)以权力来制约权力。这是权力的本质和运行规律的必然要求。监督需要强调权力的平衡和抗衡。例如，在公检法之间，重要的是强调权力的互相制约，而不是互相配合。长期以来，我们的公检法在政法委领导下，过于强调合作。“文化大革命”时，公检法甚至合并为一家。配合与监督并行是一个悖论。现在我们要改变各自分工、互相配合的老思路，强化公检法相互之间的权力制衡，才能真正取得良好的监督效果。在法院内部，同样应强调权力制约，强调用程序规范司法权的运行流程。程序法治与实体法治恰似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唯有强调程序，才能理清上下级法院之间、平级法院之间、法院领导与法官之间的关系，才能保证法治公正的实现。

　　(2)以权利来制约权力。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制约公权的权利。司法机关应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人民群众只有在司法参与中才能实现有效监督。为此，《法治决定》专门单列“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这一项内容。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参与司法。人民陪审员制度也属于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途径，而且是重要途径。虽然参与途径有了，但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难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目前人民群众参与司法仍有很大局限性。比如，人民陪审员制度长期以来一定程度上就是个形式，单纯增加陪审员数量不等同于良好的监督效果。保障人民群众实现司法监督，还需做更深层次的制度创新。

　　(3)以司法公开强化权力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公开，才谈得上人民群众的监督。为此，《法治决定》规定：“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杜绝暗箱操作”。司法公开要走在政府政务公开的前面，要全方位公开，要真正落实“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推进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行动，反应了法院深化司法公开的决心与力度。但总体看，司法公开还远远不够，应当扩大范围，注重公开的实际效果。例如，“法院的行政管理”必须作为司法公开的重要维度，社会公众有权了解法院人事、财务等情况，而且人事、财务等问题直接影响司法公信力和法院威信，但目前法院一般都强调三大平台公开，忽略行政管理维度的公开。又如，裁判文书公开，只考虑公开数量是绝对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强调裁判文书的理由，因为裁判理由是否充分是判断司法公开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但许多已公开的裁判文书裁判理由明显不充分。又如，虽然法院通过门户网站、微博等形式公开大量信息，但信息公开受到电信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局限，司法公开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根据杭州市电子政府发展指数的测评，13个县(市、区)普遍存在电信基础设施指数、人力资本指数不高的情况，很多家庭没有电脑，或者平时不会使用电脑、很少上电脑。再如，司法公开内部考核效果不理想。到目前为止，全国只有浙江省实行司法透明指数第三方测评模式。相比之下，第三方测评比全国其他地方的法院内部考核明显更科学，更具有公信力。司法公开的水平，要让第三方评判，要让群众评判。由此可见，司法公开虽然是近几年全国法院取得明显成绩的一项工作，但与权力监督目标之间存在很大距离。司法公开要做真文章，不能搞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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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法院改革管理新影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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