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当前政治改革建设及经济的影响

　　当前政治建设管理体制对经济发展有何意义及影响呢?同时现在政治管理的技巧有哪些，应该如何去发展及建设新的政治管理模式呢?《理论导报》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严谨学风，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科学文化，促进国际科学文化交流，探索防灾科技教育、教学及管理诸方面的规律，活跃教学与科研的学术风气，为教学与科研服务。

　　摘 要: 政转移支付政策有利于经济发达地区。1994年确立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框架后，税收返还以维持地方既得利益的基数法进行分配，这使得转移支付向收入能力强的地区倾斜，不仅没有实现地区收入均等化的目标，反而加大了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同时均等化转移支付规模小，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偏大。作为有条件转移支付的各类专项，一般不具有均等化的效果，因为大多是配套的专项拨款，获得拨款的大多为发达地区。

　　关键词:经济利益,计划经济,经济体制

　　Pick to: government transfer payment policy is advantageous to the economic developed areas. Established in 1994 as the core of financial system of tax allocation framework, the base of tax rebates to maintain local vested interests method, which makes the ability to transfer payments to the income of regions, not only achieve the goal of regional income equalization, but increased the wealth gap between regions. Equalization of transfer payment scale of small at the same time, tax rebates and special transfer payments of large scale. As all kinds of special conditional transfer payment, generally do not have equal effect, because is mostly the earmarks of form a complete set, get funding mostly developed regions.

　　Key words: economic interests, the planned economy, the economic system

　　一、政策的市场化取向错位

　　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进程中，应该引入市场机制的领域依然实行垄断，而不应该进入市场和市场化的反倒违背“社会主义”理念，率先进入市场或市场化。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本该市场化的行业垄断政策、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政策，导致大量公共资源非正常漏出与流失，并滋生出权力暴富群体。另一方面，从80年代后期到1994年，为了解决一些单位经费不足问题，在没有遵循严格的财政收支两条线情况下，国家对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实行财政拨款为主、单位自筹为辅的政策，允诺职能部门利用权力经商办企业搞创收，或进行其他形式“创收”，从各种行政收费中提成。

　　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失衡的经济利益格局，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缺陷有关。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政策的全面疏理，将引起利益失衡的政策缺陷归纳为五大方面，每个方面又涉及若干具体政策内容，主要表现为：政策的市场化取向错位;初次分配政策、再分配政策、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城乡二元政策等有失公正;区域发展政策、分配政策调整滞后;有关公权力的政策、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政策、税收政策等缺位;政策在功能和目的上不协同甚至相互抵触。

　　市场化取向更为突出的是社会保障政策的变革。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推行公平优先、注重分配的社会经济政策。虽然城乡社会形成了二元制福利体系，但是国家在社会福利提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城乡居民的基本福利需要，如教育、医疗、就业等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至少在城镇或农村内部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不公。[1]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经济政策职能凸显，而社会政策则逐渐失去相对独立的政策领域地位。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在社会政策方面，政府更多地强调个人责任和市场机制，本应由政府承担的不能完全市场化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品、准公共品，却过度出让支配权和使用权交付给民间和社会力量或开发商进行市场化经营，经营过度市场化导致高价格、乱收费，加重了普通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负担。

　　二、政策有失公正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确立了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计划体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被否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逐渐渗透到许多具体政策中。但是，由于对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处理不当，使一些政策在调节人们经济利益关系上有失公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改革开放前比较平均的分配格局演化为目前严重两极分化的分配格局，经济改革成果并没有让全社会共享。这样的结果并不是改革开放决策者所期望的，但是这样的结果又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包括法律法规等各种广义的政策)有关。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并非十全十美，政策的缺陷已经充分显现。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的政策设计偏重于市场经济效率的提升，而忽视了社会公平，偏重于单项政策改革，而忽视了政策间的协调。虽然2004年以来，政策调整增加了公平的分量，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试图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向普惠的方向调整，但失衡的利益格局依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笔者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策进行全面的疏理，归纳总结了导致利益格局失衡的若干政策缺陷。

　　1、初次分配政策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按权力分配。1993年颁布的《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引入了地区津贴制度。地区津贴包括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和地区附加津贴，各地可根据自有财力发放地区附加津贴。但是，地区津贴制度的出台之时恰是我国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急剧扩张的时期，[2]在要害部门工作可以获取很高收入。1994年通过的《劳动法》指出，“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垄断行业据此规定可以将获取的巨额利润转化为职工的高收入。于是，政策为权力参与分配创造了条件，由此导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巨大工资差距。

　　2、再分配政策存在“逆向调节”。一是个人所得税存在“逆向调节”。高收入阶层享受更多附加福利，很少纳入课税范围。分类征收、源泉扣缴、统一起征点的征税模式，没有考虑到纳税人的赡养负担，造成综合收入高但所得项目多的纳税人可能不纳税或少纳税，而综合所得低但所得项目单一的纳税人反而多纳税。二是社会保障政策存在“逆向调节”。我国的“社会保障地方化”使地方财政承担了主要责任，个人的社会保障程度依赖于其户籍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越是富裕的地区，享受的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即使在同一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又分为城镇职工社会保障和农村社会保障两大类，城镇职工社会保障还分为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两种，它们的费用来源不同、保障程度不一。[3]结果是，主要受益者不是贫困人口，更多的惠及了中高收入者，越是薪酬高的群体，社会保障水平越高。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城乡二元政策持续存在。改革开放后，国家继续延续以农补工的偏向城市的社会经济政策。一是在社会政策方面，在本世纪以前,长期采取了限制农村向城市移民的二元就业政策，财政在公共产品方面的支出更倾向城市，农民的医疗、养老基本上是自行解决，农村的教育、公共基础设施这些本应由政府承担，却有相当一部分由农民自己来承担。二是在经济政策方面，1984年之后，政府又采取了倾向城市的经济政策。为了给城市经济改革提供支持，政府通过控制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将农业剩余转移给城市工业。同时，农民在其收入低于城市居民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时，还要履行交纳农业税的义务，农民纳税额占收入的比例远高于城镇居民。由于地方政府事权大于财权，基层财政状况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县乡财政收支缺口很大。为此，各地制订了允许乡镇政府自筹财政经费的各种收费政策，这些地方性收费政策搭乘中央认可的合理的“三提五统”收费政策的便车，层层加码，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5]而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并没有加大，国家用于农村财政投入的绝对数量增加了，但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下降趋势。财政支农支出增长除个别年份外，均未超过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三是在农村征地政策方面，农村土地转化为非农用地的过程，不是平等、协商的产权交易过程，仍沿用计划经济时代强制性的补偿办法，征地补偿费是政府单方面确定的对失地农民利益损失的部分性补偿，农民没有得到土地增值的收益。土地补偿标准以种粮产出为基数，没有兼顾到土地产出的复杂性;对旧房一般只评估房屋自身的价格，能体现其价值的宅基地却不包括在补偿范围内。[6]

　　三、政策调整滞后

　　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政策，在从计划向市场渐进转轨的初始时段，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这种非均衡政策的长期持续存在，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当经济利益格局已经扭曲、影响到社会和谐发展的时候，政策却没有及时进行调整。

　　1、区域发展政策调整滞后。改革开放之后，为防止整体性推进产生的巨大风险，有意识地控制不同地区改革的步伐。首先在东部地区试行改革，使这部分地区优先发展起来，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渐次带动其他地区发展。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政策倾斜的力度更大。由于东部地区在市场化改革方面得到更多的政策容忍和优惠，所以获取了改革的先行优势，市场的作用程度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形成了“马太效应”，通过不断吸引国内外(包括不发达地区)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的生产要素流入，步入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而中西部地区在改革进程上相对落后，承担了更多改革成本。虽然2000至2003年中央先后启动了西部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旨在平衡区域发展的一系列发展战略，但是已经形成的“马太效应”很难改变中西部地区的落后局面。

　　2、分配政策调整滞后。改革开放后，实践中逐步将效率优先于公平之上，这符合当时的形势需要和大力促进经济建设的迫切要求。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当时盛行的平均主义，激发人们潜在的创造力和能动性发挥了重要作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和激励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但是，当我国经济已经从短缺过度到相对过剩，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时，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杠杆却没有及时调整，没有及时由偏向效率转为偏向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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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论述当前政治改革建设及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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