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美国华裔英语文学文化身份流变

　　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华裔曾经是美国历史上历史的沉默者，默默无闻地为美国社会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事实上，华裔形象在美国历史的缺失正是主流社会对华裔的噤声销音，就是希望其消失在历史中，进而消失在现实中。所以，在西部铁路竣工时，华裔便被当作“黄色瘟疫”而遭到了无情驱逐，

　　对于第一个进入美国主流的亚裔女作家，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因为《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的出版而蜚声美国文坛，并因此获得多项殊荣，如，美国及全国书评奖和安士菲尔德·任尔夫种族关系奖和女教师杂志奖;美国《现代》周刊七十年代最优秀奖;2006年被亚美文学工作坊(Asian American Writ-er’s Workshop)授予终身成就奖。值得一提的是，她与华裔编写的领军人物赵健秀(Frank Chin)之间关于文化身份探讨的“赵汤之争”曾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是特定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它常常诉诸于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烙印的文化本质特征。在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中，探讨文学文本中具有某个民族文化背景的个体在异域土壤中如何艰难地维系本土的文化身份是比较文学研究不可回避的主题。在东西文化交融汇通的全球化时代语境下，客观地关注特定民族的文化身份探求历程并给予这个问题适当的关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美籍华裔作家英语作品的文化身份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以对汤婷婷的《女勇士》、《中国佬》(China Men)、《孙行者和他的伪书》(TripmasterMonkey：His Fake Book)这三部小说的综合审视为根基，探寻三部小说各自的文化身份言说以及三部小说之间潜在的文化关联，以期深刻把握其文化身份观，彰显少数族裔文学无法摆脱的族裔政治性特征。

　　一、背叛与疏离

　　“我是谁”这个身份问题常常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华裔。身份是一个文化概念，受制于多重社会文化因素。据说，镜像阶段之前，婴儿的身体仅是一堆支离破碎的物体。当婴儿能利用镜子中的身影确定自己的形象的时候，他便完成了从纯生物个体向文化个体的转化，他的个体身份也从此具有了社会化的意义。在福柯看来，一切身份是被社会规约化了的自我性。笛卡尔著名的论断“我思，故我在”即证明了人必须先有理性的“主体”，才有认识事物的可能性。具有文化概念意义的身份受制于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如，女性主义认为自我身份与性别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身份一定与阶级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酷儿理论(Queer Theory)认为异性婚姻的身份是在多重社会规约对同性婚姻的长期压制和排挤下构建的。同理，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身份认同无法摆脱诸如移民、阶级、性别、种族、族裔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关系等社会语境。

　　这些华裔美国人生活在多种文化交织的文化错位的状态之中，其话语权长期缺失，因此其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不但与种族、阶级、性别和民族因素密切相关，也因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异。出生在美国的华人移民后代既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也无法相融于父辈的中国传统思维定势与习俗，他们发现自己既不属于美国社会，也不属于“唐人街”，他们是游离于这两者之外的。华裔作家的代表人物赵健秀(Frank Chin)曾这样描述美籍华裔身份尴尬的两难境地：在白人眼里，华裔是外国人，仍然在学习英语……对于亚洲人来说，华裔……只不过是个冒牌货。这种“既不是……也不是”的尴尬状态像黑色的梦魇一般盘踞在一代一代华裔心里挥之不去。

　　在这种文化间际性中求生存的严酷的生存经历直接导致了一部分华裔自我摒弃的扭曲心态，并强迫他们经历变形的文化生存体验。既然在主流文化面前他们被看作“外国人”和“异己的敌人”，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这种困境中突围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伪装和“背叛”，如《女勇士》中的父母告诫孩子：“不要对美国人讲真话。”华裔在异域文化中为求小小的一块求生之所而不得不这样伪装自己。不仅如此，很多人隐瞒自己的中国血统，如美国华裔文学先驱水仙花(Sui Sin Far)的妹妹威尼弗雷德(Winifr-ed Eaton)便利用当时白人社会对日本的友好心理，起了个日本笔名夫野渡名(Onoto Watanna)，她后来成为非常有名的畅销小说家与这个日本名字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关联。

　　那些急于寻求自己身份的华裔后辈们则表现出一种与祖居国关系的主动疏离。这种疏离一方面体现在华裔作家趋同美国意识形态的认知立场，如汤亭亭作品中国内亲戚信件里关于中国的种种故事。另一方面，这种疏离还体现在作者对父辈华人信奉和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习俗的反叛心理。《女勇士》中，叙述者一边忠实地转述母亲的故事，一边表达她对祖辈价值观的否定与抵触。她把母亲不让告诉别人的“家丑”(无名姑姑与人私通分娩生子后，被族人抄家流落荒郊野外，最后投井自杀)讲述给所有人听;不愿接受姑姑的命运;不愿自称“奴家”，她要成为一名女勇士为家乡和乡亲报仇。在赵健秀(Frank Chin)作品中，主人公也常常是极度渴望摆脱唐人街华人社区束缚的叛逆者和失意者，他们仇恨与中国有牵连的任何人和事，作者以让主人公走出华人社区唐人街的方式摒弃流淌在他们血液里的唐人街中国文化。张敬钰在《重新审读亚裔美国文学研究》(Review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1997)一文中指出：“……出生在美国的亚裔……曾一度尽量拉大他们与自己母体文化之间的距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金惠经教授(Elaine Kim)在其作品《亚裔美国文学》中给出了她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也许是因

　　为长久以来这个社会一直以为在美国的亚洲人都是不可同化的外来者，非亚裔美国人对这两种身份一直是困惑不解的。”

　　斯坦利·苏和德拉德·苏(Sue Stanley and Der-ald)认为华裔的身份构成受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美国文化价值观和种族主义三大因素影响。这三种因素互相制约，最终形成华裔的三种较普遍的认同观，即“传统的中国人”“边缘人”和“华裔美国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用身份缺失的“边缘人”来描述华裔这一时期的身份诉求。可以说，《女勇士》的创作也或多或少地流露了在多重压力挤兑下华裔急于摒弃自身传统中国文化，寻求新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心理探索。

　　二、崛起与自塑

　　在《女勇士》中，作者通过五个女人(无名姑妈、花木兰、“我”的母亲、月兰姨妈和蔡文姬)的故事探索了“从没有自我的自我中寻求自我”主体性身份认同的艰难探索。与此不同的是，《中国佬》(China Men)以四代华裔男性(檀香山的曾祖父、内华达山脉中的祖父、生在美国的父亲、在越南的弟弟)为主人翁，以家族移民史为原型，通过讲述主人公家族几代华裔男性在美国艰苦奋斗历程，客观地再现了华裔男性在美国排华政策迫害下的血泪史和奋斗史，力图摆脱强加在华裔身上的刻板形象(如“长着撒旦式的脸”、集中了“整个东方人种的残酷和狡猾”、“令人恐惧的邪恶化身”的“黄祸”代表;华人天才付满楚以及那个“专注工作、温顺服从”的华人侦探陈查理)，重新书写被美国社会遗忘、抹杀的华裔移民的英雄史诗。

　　从华裔自身来讲，多年以来的美国社会的底层地位以及主流文化中的“他者”角色已经使他们逐渐丧失了表意、生发自己族裔历史的欲望、丧失了构建自我身份、抗衡主流话语的权力。这直接导致了华裔男性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形象逐渐概念化的后果：沉默寡言、逆来顺受、缺乏男子气概。然而，在汤婷婷的代表作《中国佬》中，华裔先辈们在极端的种族歧视和残酷的生存条件境遇下，开荒筑路，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拓美国边境的金山勇士，是当时北美经济与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推动力量，为开拓美国西部立下丰功伟绩。这其中不乏在檀香山种植园中披荆斩棘垦荒种田的曾祖父;为跨越美国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工程挥汗如雨、立下卓越功勋的祖父;在洗衣房勤恳工作的父亲;还有作为第二代华裔代表拼死参加越战的弟弟。书中的父辈及兄弟代表了不同时代移民美国的男性，他们的卓越功绩理应被历史铭刻，而事实是美国历史上甚至没有只言片语的正面记载。

　　1882年的“排华法案”更是试图把他们从美国大陆清除干净，而由此引发的“唐人街孤岛”现象更是不堪回首。正如S·E·索尔伯格(Solberg)所说，华裔很早以前就已经在这里生活，并且比挪威人更早来到这里定居。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对挪威人的美国身份或者在此地的生活权利并无人质疑，而早于他们来到这片土地、并为之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的华裔美国人却一直以来不被认可，这片熟悉的土地对他们来说仿佛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美国的法律也不承认他们的公民身份，持续的种族主义仇恨不断地打击这个绝大多数是男性的族群。华人的长相也成了被辱骂的理由，他们始终不被接受。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如影随形的人种歧视以及华人的身份困惑，从某种意义上为华裔作家们投身于华裔的文化身份言说、执着地探寻华裔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理据作出了阐释和注脚。

　　汤婷婷通过对华裔历史的挖掘，对怀揣梦想来到“金山”、生于“金山”以及长于“金山”的几辈华裔人的历史功勋作出了肯定性的结论：华裔移民是具有贡献精神的勇士，同样是美国历史的书写者和缔造者。作者对早期华人移民英雄的描述，重塑了华裔英雄形象和身份，有力地驳斥了华裔在主流文化中“逗留者”(sojourner)的规约话语。

　　后殖民理论认为，重述历史可以填补历史中的结构性缺陷，可以召唤和刺激流散在异域的个体对本土文化的想象。在美国主流文化迫使华裔噤声失语的语境中，叙述历史更有助于族裔话语的生成和身份认同。可以断定，族裔历史对于族裔的身份建构意义重大。汤亭亭在《中国佬》中重述华裔的历史，不仅颠覆了美国历史中的华人形象，也融通了现代华裔后代们与祖辈的关联，确立了华裔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身份，使他们不再是无根之人。汤亭亭在这部作品中书写华裔历史、标榜华人的身份意识，体现了作者对华裔文化传统的自觉性以及对华裔文化身份的有意识建构。

　　三、融合与杂化

　　对大多数华裔而言，当生存被文化错置或重置之时，存留生命深处的文化遗产或对文化遗产的想象则可以使生存获得一定程度的方向感。有人曾说，逃离唐人街是华裔创作以及华裔青年成长的必由之路。然而，背弃生于斯长于斯的族裔文化传统并非易事，因为文化只有传承才可以开始有意义的生存。

　　随着族裔力量对比的变化，生于美国的华裔逐渐对自身的华裔文化传统重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美国文学文化评论家小圣胡安(San Juan，E.，Jr.)说：“当人们共同面临的危机意识被诸如‘异化’、‘隔膜’、‘放逐’、‘孤立’等词语激活的时候，便会发生对本族文化传统意识的觉醒。”汤婷婷以个人创作历程中对华裔身份诉求的流变轨迹诠释了这一点。《女勇士》中的花木兰不甘缺失华裔身份传统，渴望逃离与颠覆华裔族群的失语状态;《中国佬》中的华裔父辈与子辈书写华裔历史，自塑华裔身份;而《孙行者和他的伪书》(Tripmaster Monkey：His Fake Book)冲破阶级与族裔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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