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安倍民族主义秀分析

　　来自乔治敦大学的教授多克同样表示安倍在国际舞台上遭到了误解。然而，他并非否认日本首相的民族主义情结，而是认为安倍式的民族主义不同于战时日本那样糟糕的民族主义。他的论点基于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主义的区分，即“种族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他将minzoku(日文的“民族”一词，与前一种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将“国民”一词与后一种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

　　2010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推出了一档极为成功的电视节目：The Gruen Transfer。这个节目的名称指的是大型购物中心的建筑布局令消费者产生精神混乱的效果。购物中心被故意设计得炫目、嘈杂，令消费者头晕目眩：一置身其中，“我们就目光呆滞，张大了嘴巴……忘记了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干什么，变成了心血来潮的购物狂”。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这档节目探讨了广告业制造的这一诡异、奇妙的扭曲效应。其中最受人欢迎的是叫作“推销”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中，来自两家广告公司的代表竞相向现场观众推销无法卖出的商品——通过光鲜、时尚的视频推销瓶装空气，推销禁止宗教传播的好处，或是说服观众为政客募集慷慨的捐款。

　　笔者是在最近几个月注意到这档节目的，因为日本乃至全球的媒体都在超速转动，以求贩卖出具有同样挑战性的信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可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安倍身份之谜

　　这一特别版“推销”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它开始于2006年短命的安倍第一任任期，当时的外务省外务副报道官谷口智彦将大量的精力用于说服美国人相信安倍“几乎完全是民族主义者的反面”。中右派的《产经新闻》也兴致勃勃地接过了这一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该报驻华盛顿的记者发表了大量文章——包括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来驳斥“民族主义者”这一标签。这些文章认为，安倍远远不是鹰派的民族主义者，而“完全是由民主制度塑造的”，他的真正目标在于带领日本从战后的极端走向中间道路。但这些声明对于国际舆论的影响有限，2007年时一位著名的营销顾问在《读卖新闻》上哀叹道，政府需要更加有效的外宣战略，才能将安倍从“鹰派”和“民族主义者”的标签下拯救出来。

　　随着2012年12月第二次安倍内阁的组建，这一问题又更具活力地浮出水面。2013年5月，美国国会的一篇研究报告将安倍描述为“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引发了日本亲政府的媒体，甚至包括安倍晋三本人恼火的反应。安倍通过在国会发表声明进行回击，表示对“我们国家的理想被外人误解”感到不悦。他进一步主张采取措施，“主动地收集并传播信息，使得外人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

　　首相对于“民族主义者”这一标签如此敏感，这看上去有些奇怪，因为他曾以相当的热情公开宣扬民族主义并没有错：“我觉得民族主义是一种归属于所生所长于其中并感到亲切的自然、祖先、家族和社区的感情。我们的这种归属感不是经过教导才拥有的，而完全是天然的和自发的。”这么看来，“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这一标签可能更像是一种恭维。

　　莫须有的民族主义“好”“坏”之辩

　　多克认为，“至少自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种族民族主义’被定位为‘亚洲民族主义’;相较之下，在整个东亚地区，包括从日本现代化伊始，‘公民民族主义’都被视作受到亲西方政府的青睐，是受到西方思维方式影响的基督教少数团体和知识分子的思想”。他告诉读者，外部观察家的错误在于误将安倍晋三当作了种族民族主义者，而事实上他是“当下日本公民民族主义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在多克看来，安倍的公民民族主义者身份可以通过他的畅销书《通往美丽国家》确认，“在这本书中，安倍一以贯之地将日本描述为一个公民国家而非民族国家。这一区分不仅仅是概念上的，还与民主民族主义的实际运作有关”。多克对安倍的此番描述与此前对“情绪化的韩国”的描述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此番对安倍民族主义的重新诠释引发了许多问题。首先，这种说法假定了民族主义现象能被清晰地区分为“种族”和“公民”两个变种，并将后者视为在道德上优于前者。但事实上，很多学者都对这种善恶两分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他们指出，在民族主义中，种族、文化、传统和公民等概念的联系极为复杂，根本无法以如此简单的公式区分开来。将种族民族主义与“亚洲”(或者至少是非西方)、公民民族主义与“西方”或“亲西方”等同起来的观点尤其遭到了批评。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指出的，这种区分就像是漫画一样，好像在问“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和我们更相像一点呢?”。历史表明，即使在那些被视作公民民族主义典范的国家(如美国和法国)，种族民族主义的暗流同样能够轻易地喷涌而出，就如同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情况那样。

　　其次，就安倍的政治话语来看，这种所谓以“民族”为基础和以“国民”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的区分根本站不住脚。声称安倍“直接拒绝了种族民族主义”，或是暗示他没有使用“民族”一词，都是不正确的。尽管“国民”一词的确常常在安倍的演讲和文章中出现，但他同样使用了“民族”一词，而且还将两个词汇交替使用，例如：“外国人肯定会觉得日本人是一个高质量的民族、国民;即使我们很贫穷，他们依然觉得我们是一个有教养的民族……”安倍认为民族身份深植于自然和传统之中，这一点在以下发言中显而易见：“日本人原本是农业民族，通过共享水资源生产粮食。所以我认为，从一开始我们的DNA中就植入了互相感情”;“至于日本，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这里是水稻之国。我们坚守着日本的这一传统和文化。日本人要成为日本人，农业必须是我们国家的根基。”安倍扮演中心角色的众多政治团体也可以体现他的这一观点，这些团体宣扬一种根植于永久的文化传统之中的民族特性。例如，安倍在2012年负责协调国会与神道协会的关系，这一组织的目标就在于重建在战后繁荣中被削弱的日本传统精神价值，宣扬皇室在日本人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并创建一部以日本国民特点为基础的新宪法。

　　第三个问题在于，“公民民族主义”常常被与自由主义——尤其是与尊重个人权利，对平等和人权的承诺——联系在一起;然而，安倍晋三绝不是一个尊重人权的自由主义者。两本清晰地表明了安倍政治信条的书都是以对自由主义危险的警告开头的(其中一本的副标题就是“反自由主义的选择”)。安倍警告道，在美国“自由主义”指的是那些具有“社会主义或与之类似观念的人”，“革命者和左派也在此列”，比较之下，安倍坚定地将自己视作保守派。虽然他不时地表现出对英国保守党的仰慕，但他的保守主义实际上独具日本特色。他在政治上的英雄是祖父岸信介，他是战前日本在伪满洲国经济政策的关键制定者，在战后成为极具争议性的首相，尤其因1960年的日美安全条约事件引发国会的分裂而闻名。

　　右翼暗潮汹涌

　　安倍晋三继承自岸信介的核心目标，就是“摆脱战后机制”，即逆转盟军占领日本期间开启的政治改革。在他看来，这些改革葬送了日本以天皇为核心的传统。要想理解安倍的民族主义观点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最好考察下其党派提出的重写战后日本宪法的提案。提案中对于宪法的改变包括：废除“尊重个人”的提法;在宪法上杜绝外国永久居民获得日本国籍和投票权的可能;如果有损于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那么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将不会受到保护;同样的说辞还会被用来限制公民“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自民党所准备的这份宪法并没有说明“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将如何以及由谁来定义，从而为国家镇压公民自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令人不安的漏洞。此外，宪法中还将加入新的条款，赋予国家延长紧急状态的重大权力，在紧急状态期间宪法权利将被中止。考虑到接下来两到三年间自民党在议会中将占据大多数议席，执政党很有可能将努力推动这些变化的实现。这些变化是如此彻底，与其称之为对宪法的修正，不如说是一部新的宪法。

　　目前民众对安倍内阁的支持并非反映了公众对于这些政治宏图的热情。这不过是对于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和安倍发表乐观演说能力的回应，这些为处于政治动荡和经济窘迫中的民众传达了强有力的领袖形象。归根结底，评判安倍内阁表现的不是任何政治标签，而是其政策对日本社会及日本与地区及世界的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尚且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安倍选择专注于为未来强大的日本经济建立基础，并改善日本与邻国的关系，而不是寻求实现反自由主义和“摆脱战后机制”的意识形态议程。但与此同时，关注日本社会前途的人士不应被那些炫目的辞令诱惑，就如同走入政治版本的购物中心那样头晕目眩、忘乎所以。首相的意识形态也许会进行面向全球市场的重新包装，但那句老话总是没错的：买方务必留心。

　　法西斯重生?

　　提案中对于宪法的改变包括：废除“尊重个人”的提法;杜绝外国永久居民获得日本国籍和投票权的可能;如果有损于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那么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将不会受到保护;同样的说辞还会被用来限制公民“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此外，宪法中还将加入新的条款，赋予国家延长紧急状态的重大权力，在紧急状态期间宪法权利将被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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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探究安倍民族主义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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