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论文发表期刊尘埃未定时反思

　　但在中国文化中，鲁迅似乎是另类。中国的民族主义几乎从没突破“狭隘”的囿限。“一代天娇成吉思汗”，几乎被我们视为民族英雄。在内蒙成陵成吉思汗坐像后面，挂着横跨欧亚的巨大元帝国版图。但这位英雄在中亚地区制造的屠城事件，却每每被忽略了。其实，这是如同德日法西斯一样的残暴行为，只是时代久远，无人提起吧了。我在日本福冈，见到过多处纪念挫败元入侵者的纪念标志。如果当初元帝国攻陷了日本，那我们更可自豪一番了。而同样是这个日本，在张扬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在不时地回避他们对亚洲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原因无它，就在日本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仍有市场。当初日本军国主义之所以胆敢发动侵华战争，正是由于得到狭隘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普遍支持的。儿子参军，母亲要送一把刀，不是用来护身，而是让他效忠天皇，关键时刻自裁。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人是很吃过狭隘民族主义苦头的。今天，当我们抗议日本篡改教课书、抗议日本首相参拜精国神社时，不就是在批判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么!与此同时，我们难道不该反思一下自身的狭隘民族主义么!

　　--从双塔惨剧论及狭隘民族主义及《东方学》

　　2001年9月11日，我几乎是在第一时间便知道了美国纽约发生的惨剧。惨剧使我震惊，更引起我久久的沉思。

　　20世纪是人类迈入现代文明之后最为惨烈的世纪。上半个世纪有德日法西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下半个世纪有中国文革反文明的悲剧加闹剧。进入21世纪，人们曾天真地认为，人类将告别惨痛历史迎来新的纪元。但随着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楼被两架挟持的波音客机所摧毁，新纪元的美好蓝图已被撕碎。双塔惨剧，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类21世纪的生活方式和游戏规则，现在尚难预料。但作为一个学者，我相信，它的冲击波，必将会对社会科学对人文学科对文学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21世纪永恒的反思主题。

　　眼下，尘埃尚在，惊魂甫定，绝不是做理性反思的恰当时刻。但看到中国各网站上汹涌喷出的狭隘民族主义言论，这里，只能请双塔之下的怨魂宽容，容我提前做这样的理性分析，以供各方人士参考或批判。是为“尘埃未定时的反思”，其重心将放在对狭隘民族主义和《东方学》的反思及批判上。

　　一、对双塔惨剧的反思

　　双塔惨剧，是对人类文明的摧残，也是对构成人类文明两大基石：科技与理性的挑战[1]　。惨剧的发生，以更直白的方式暴露出人类现代文明内在的深刻危机，包括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冲突与危机。

　　在对20世纪人类悲剧的反思中，现代学者早已提出了科学异化的概念。凡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武器，无一不是高科技的产物。高科技本身是双刃剑，它给人类带来了福祉，也带来了生态灾难和生存恐惧--核按钮一旦掌握在战争狂人手中，人类将陷入灭顶之灾。但在那种异化分析中，武器的边界还是清晰的。只要将核武器的秘密守住，或只要能制造出相应的反导、反核武器，如此等等，根据矛与盾原理，高科技本身最终会制止高科技所带来的灾难。但双塔灾难却粉碎了这一理念。双塔是现代高科技的象征，摧毁双塔的两架波音飞机更是现代高科技的结晶。它们间没有矛、盾的概念。恐怖分子可能仅仅动用了最原始的刀具，便将巨型客机变成巨型武器，而巨无霸般的大厦本身，接下来又变为大屠杀的工场：大楼的每一块碎皮每一片玻璃都变成为锐利无比的凶器，大楼躯体变为巨大的坟墓。就这样，两个高科技的产物，瞬间都变成了能量巨大的杀人武器。这样的思路一旦被打开，那些人类文明视为骄傲的许多高科技成果，可能都将成为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斯之剑!这便意味着人类现代文明生活，就建筑随时可塌陷的万丈悬崖之上!想到此，真让人不寒而栗。尽管双塔惨剧后，有科学家说，现代科技会应对这样的挑战，可以避免类似的惨剧。但我相信，类似情况，是防不胜防的。只要世界上存在丧失人性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这样的风险便只能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而越来越越大。因此，更重要的还是要建构起强大的理性的心理防线。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双塔惨剧最令人颤栗的，并不是惨剧本身葬送了多少人的生命，而在于这一惨剧制造者对人类理性底线的彻底否定和扬弃。人之为人，不在他能制造工具，更在他是理性的存在。而这一理性的底线，就是他对人的属类性即人性的价值认同。通常所谓的人权、自由、平等、正义或民族尊严、民族独立等等价值概念，都需要建立在对人性价值的理性认同上。不把自己的同类视为人，还有什么“人权、自由、平等、正义”可言!凡异族皆可杀，还有什么民族尊严和民族主权可言!人类几千年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就是建立起了被普遍认同的人性概念和把人当人对待的人道准则，以及相应的民族尊严与主权原则。无论人与人之间有存在怎样的权势差异，人也不能象对猪狗牛羊那样随意将人杀掉;无论民族与民族之间有怎样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一个民族也不能随意侵略迫害另一个民族。

　　当然，由于人类生存资源的稀缺，由于各种不公平制度的存在，由于种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具有理性的人类或许更善于理性地对他人(或其它民族)进行抗争、报复或劫掠，各类革命、战争或暴乱便是不可避免的。但理性的人类在进行革命、战争或暴乱时，都会给出正当的理由，都不会承认自己是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而都要将相应的责任推给对方。这便表现出人类对共同游戏法则的认同：基本人性，是不能扼杀的;基本人道，是不能践踏的。只不过，在法西斯字典中，普遍人性，被优势和劣势人种所取代;在文革的语录中，共同人性，被对立的阶级性所替代。这便是人类大悲剧大惨剧的理性渊薮--既然对手已失去属人存在的价值合理性，那怎样从精神和肉体上消灭便只是个技术问题了。好在历史不是某个强势集团所书写的，最终的结论必将还原正义。正因如此，在20世纪末叶的局部战争中，尽量不滥杀无辜，便成为对战争本身正义性的衡量尺度--即便你是打着正义旗号的入侵，但只要造成了无辜平民的伤亡，那就也应承担战争罪责，并应接受正义的审判。美国自然也不例外。

　　二、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反思

　　必须看到，民族主义从来都是双刃剑。理性的民族主义，抵御外来入侵，捍卫民族尊严，促进民族进步，是捍卫人类基本价值规范的正义之剑。狭隘的民族主义，盲目自大、因循守旧、仇视异族，则往往是践踏人类基本价值规范的邪恶之剑。但我们长期来，并没注意划清这两者的界限。我对鲁迅尊崇有加，就是因为他是近代中国真正的理性主义爱国者。鲁迅深深爱着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但他却绝不狭隘，不夜郎自大，更不盲目排外，对于民族的劣根性，他深恶痛绝，绝不护短。最使我感佩的，是他对美国传教士明恩浦的态度。他生前多次希望能将明教士的《中国人的素质》翻译过来，让中国人照照镜子，认识自己。他甚至这样说：外国人“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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