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职称论文发表占领华尔街资本主义的困惑

　　周琪还列举了一些数字来说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富裕阶层成为救市和经济刺激等各种政策的主要获益者是造成美国民众不满的根源：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9月公布的数字，2010年美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5.1%，是自1983年以来的最高点。生活在贫困线下的美国人数量连续四年来持续增长，2010年达到4620万，是52年来的最高值。美国1%的最富有家庭占全民财富的百分比从2007年的34.1%跃升到2009年的37.1%。在经济危机中，这些家庭财富净损失相对较小，从1.95亿美元下降到1.65亿美元，降幅约为15.4%，而家庭财富的中位值同期却从10.25万美元陡降至6.54万美元，下降幅度为36.2%。此外，2011年，只有1/4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下一代会比自己这一代生活得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学者艾丽斯·奥康纳告诉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现在的情况类似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对贫困宣战之前。这令人震惊。这是对衰退深度的写照，更是对复苏力度的悲惨写照。”

　　10月6日，正当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向首都华盛顿扩展、并且有人声称要把事态引向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时候，这些美国的抗议者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他们根本不知道的一个城市，他们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同情，他们的行动被称作“美国人民伟大的华尔街革命”。这个地方叫郑州，是中国河南省的省会。而中国正被美国不少人，包括参加抗议活动的人视为导致他们目前悲惨状况的根源之一，因为全球化使得中国工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

　　据一些网站上的消息，10月6日下午，在郑州建设路与工人路交叉口的广场公园里，“稀稀落落地来了上百人”，主要是老人。他们的红袖标上印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字样，还打起了一条硕大横幅：“坚决支持美国人民伟大的华尔街革命”。据报道，一名参加集会的年轻人对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说，资本主义已经走上穷途末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开始觉醒。而另一名在郑州打工的中年山东男人语气豪迈：“社会主义不但能救中国，还要救世界!”不知道人们在从电视里看到纽约的场景时，是否联想起了88年前这里发生过的著名的“二七大罢工”。也不知他们是否了解华尔街“货币战争”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当地媒体似乎并没有对这起事件表现出什么兴趣，但是网络上的反响不小，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一些境外媒体也予以了报道和解读。国内某网站在首页发表了《郑州市各界市民集会——坚决支持美国人民伟大的“华尔街革命”》的文章。据网站统计显示，该文章的点击数不低。文章称：“看到美国的家院起火，大家的分析都十分理性。一位国企干部说，美国在世界上到处作恶，想打谁就打谁，干涉别国的内政，颠覆别国的政权，挥舞着自由民主的大棍子专打人家，这下轮到他自己了，真面目暴露了吧。”在其他网站上，有网民称，“美国人是在为自己的权益抗争，郑州的大爷大妈们这是在为谁请愿?……郑州大爷大妈们胸怀世界，关心世界人民疾苦。”

　　那么，在华尔街上发生的，是一场什么样的“伟大革命”呢?

　　99%的呼声

　　当郑州的大爷大妈在那个广场公园举行声援活动时，36岁的格兰特坐在另一个公园的一个角落里抽着烟，凌乱的头发和略露暗棕色的皮肤显现出几天的露营生活给他带来的疲惫。不过，从他上衣标明的“我很愤怒”几个醒目的大字来看，疲惫似乎并不能让他轻易地离开这个位于华尔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园。“我不会离开，我会坚持到最后一刻!”格兰特对每一位路过采访他的记者都表达了同一想法。事实上，格兰特除了在祖科蒂公园参加示威外，也确实无事可做，因为他已经三年没有工作了。

　　格兰特曾是一名美国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有一份令人艳羡的律师职业。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格兰特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最终成为律师事务所裁员的受害者。失业后，格兰特在家乡亚特兰大投了上千封简历，却石沉大海。为了改变现状，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纽约碰碰运气，然而，新的生活环境并没有给格兰特带来多少惊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只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向他发出了面试邀请，但之后也杳无音信了。如今，格兰特一家只能靠妻子的微薄收入度日，日子过得捉襟见肘，面对一次次打击，曾经自信的格兰特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

　　9月17日，在加拿大一家名为《广告克星》的非营利性杂志的号召下，华尔街街头出现了大批示威者。示威者提出“占领华尔街”的口号，意在表达对当前美国社会偏袒权贵和富人的不满，声讨引发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示威者宣称“将占领行动维持数月”，“我们共同的特点是占总人口99%的普通大众，对于仅占总数1%的人的贪婪和腐败，我们再也无法忍受。”“创造就业而不要战争”。逐渐壮大的游行队伍让格兰特看到和自己身处同样境遇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发泄愤怒的窗口，于是，在妻子的支持下，格兰特来到示威民众的集结地——华尔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园，加入了抗议活动。

　　王鸿刚对本刊记者说，“当时《广告克星》杂志的最初倡议是9月17日在华尔街举行一些和平的示威活动。这个示威活动起初并没有像预计的那样人数众多，参加活动的只有几百人。所以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会演变成规模很大的抗议活动。因为在美国，示威活动是非常频繁的，包括主流媒体在内的美国媒体也没有相关的报道，更没有引起其他民众的重视。但事实上，在一个所谓的‘微媒时代’，无领袖的社会运动经常能够得以迅速发展。因此‘占领华尔街’运动很快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正像王鸿刚所说，“占领华尔街”运动为美国民众打开了一扇宣泄的闸门。不久，波士顿、亚特兰大、丹佛、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和匹兹堡等美国50多个城市很快出现了类似“占领华尔街”的运动。10月初，“占领运动”延伸至高校，得到全国范围内75所高校的响应。6日，抗议活动蔓延至首都华盛顿，迅速汇聚成一场上千人参与的“占领华盛顿”运动。示威者在白宫和国会之间的自由广场聚集。数十人游行经过财政部、白宫和美国总商会时，高呼“我们被出卖了”、“我们要工作”，并留下模拟工作申请和简历。随着抗议活动的蔓延，演员、学者、政客等各界名流也纷纷加入队伍，让这场抗议运动逐渐演变成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

　　王鸿刚认为，除了“微媒时代”造成的扩散速度快之外，“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有着吸附性强的特点。“一般的社会运动，比如说支持低保或者同性恋等有着特定诉求的运动，其响应人群都是比较固定的，而其他人即便有所支持也很微弱。这次事件本身没有特别明确的诉求、甚至口号，而这正是此次运动吸附效用很强的地方，即它把各种不同诉求的人都聚合在一起。事件爆发仅两周，它就吸引了纽约地方工会和全国性的‘劳联—产联’等组织参与进来，这些组织的领导当时正在埃及指导那里的工人运动，闻讯后立即赶回美国表示支持。‘劳联—产联’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趁势把自己的诉求也表达出来。他们在过去几年也组织了很多大规模活动，但是从未引起这般关注。他们的加入主要是给予人力和资金上的支持，毕竟这是一场无领导的运动，众多工会抱着不同的目的汇集在一起，而参与者也乐于见到这种多元诉求的局面。这些人并不急于形成一个统一的主张，他们的逻辑是，大家先聚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以产生影响，共同诉求之类的事情慢慢再说”。

　　面对“99%的呼声”，沉默了半个多月的白宫最终还是“发话了”。白宫发言人卡尼10月5日首次对这场运动作出了公开回应，称表示理解美国民众的沮丧情绪。第二天，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对抗议运动作出正面回应，表示该运动显示了民众对美国金融行业存在广泛的不满。他指出，美国民众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遭受重大损失，但至今金融行业仍充斥着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些抗议运动表达了美国人民对金融系统的不满。奥巴马还借机将矛头指向共和党人，指责国会共和党人过去一年一直阻挠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实施，甚至希望回到金融危机之前缺乏监管的时期，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甚至表示要废除该法案，而这些都不是美国人民所期待的。

　　不容忽视的贫富差距

　　周琪把“占领华尔街”运动定义为社会抗议运动，而且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以来美国又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单纯的反战和反全球化抗议除外)。“虽然目前无论从运动的规模还是对制度的批判程度来看，都还不能同60年代的民权运动相比，但这次民众运动显示出，美国国内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已经露出端倪，而经济不振和军事挫折是矛盾激化的催化剂。这次运动的明显特点是，其矛头是针对金融组织的，示威群众认为华尔街金融机构的贪婪使老百姓大受其害，并把对自己生活状况的不满归咎于它们”，周琪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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