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政法文章社会主义激情与传媒中社会主义形象

　　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在美国肤浅的记者那里被成倍地放大为“我们能够回答柏拉图的提问”。这位名叫查尔斯·克劳特哈摩尔的人声称：“自柏拉图时代就困扰着所有研究政治的思想家，哲学家们的问题，即什么才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现在这个问题得到了解答。”他自己回答说：“几千年来，人们实验了各种各样的制度。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地结束这一千年了，因为我们可以确信已经找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东西，那就是多元化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②但是，福山和这位记者对社会主义的判词显然宣布得太早了。他们不仅遭到了仍处于社会主义政体的中国理论家的质疑和批判，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者同样的怀疑。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玛利昂·格莱芬·登霍夫理智地回应说：“实际上人们心中仍然忐忑不安。

　　人们自问，是否我们的现在就是历史老人脑中下一个荒谬的念头呢?或许资本主义也会毁灭，并被一个吸取了教训的社会主义所拯救。这种想法并非像听起来那么完全不可想象。”玛利昂接着指出：“确实，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在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失败了。但是，作为一种理想社会，作为古老的人类理想的集合体：社会公正，团结与共，解放被压迫者，帮助弱小者，社会主义是不会消失的。”③这样的声音，与西方主流的“历史的终结”或者西方不战自胜的神话，以及在这样的叙事中建构起的趾高气扬的新意识形态相比，显然要冷静和理智得多。

　　玛利昂对西方主流理论家的回应以及她对社会主义的想象，虽然不能替代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感同身受的理解，也不能因此遮蔽了社会主义已经出现的失误和闻题。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对人类社会理想的描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怀忧虑和深刻的不信任，为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激情时代的回顾和检讨，提供了另外一种参照。

　　一

　　1949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宣布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摧毁旧秩序的战斗，国民党政府已经形存实亡;同时，在共产党内部也完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统一认识。这时，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这个对新中国未来的构想，事实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蓝图。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主要集中论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新中国条件下各阶级的地位问题。新中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要团结能够和我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因为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属于人民的范畴。第二，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状况和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他根据中国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出了“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和各民族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主义分子的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筹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议接受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个纲领性文件的基本精神为建国纲领的政策基础，制定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同时确认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二

　　民众普遍高涨的社会主义激情，不仅与蓬勃发展的现实中国有关，同时也与“社会主义的全球化”背景有关。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且也成功地示范了社会主义国家政体的可能性。它不仅在欧洲、亚洲引起了争相学习的冲动，而且也同样引起了远在加勒比海的古巴的景仰和热爱。

　　以至于大名鼎鼎的切·格瓦拉于1960年12月访苏期间，发表了如下充满了社会主义激情的言论：“我们在这个国家渡过的日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这个国家完成了世界上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我们在苏联逗留期间，没有一天不体会到这一点。”“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国家的人民在革命已经胜利了43年以后，在反对武装干涉的斗争已经结束了那么多年以后，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他们的革命精神。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苏联的公民，竟没有一个例外，都深刻地了解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都有高度的政治修养。这是我们在各地切身体会到的。”在格瓦拉的心目中，“苏联……。

　　使得拉丁美洲各国，即使不是它们的政府，至少是它们的人民，更加明白，真正的新生活正是苏联这个国家才有，并且是从这个国家传播开去的。”⑧格瓦拉60年代初期对苏联的感情和认识，与10年前中国对苏联的感情和认识如出一辙。中国人民对苏联的感情，不仅使中国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不仅是苏联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持，同时，苏联文学艺术所建构的苏联形象给中国人民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仅称苏联为“老大哥”，年轻人崇拜左姬、舒拉、保尔，以及托尔斯泰以降的所有俄罗斯/苏联的文学艺术巨匠，而且，女青年穿“布拉吉”，唱“喀秋莎”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社会生活领域，我们羡慕“集体农庄”和“喝牛奶吃面包”，《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时，北京美专的学生们在北京街头悬挂起巨大的招贴画，上面写着“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在北海溜冰场上，青年们欢乐地打闹并用俄语大声地交谈。苏联是那一时代无可替代的榜样，以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制定的。但是，在这些现象背后隐含的不为民众所知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的趋势，反而导致了公开的决裂，中苏蜜月终于结束。

　　三

　　社会主义激情，在初期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是如何表达的，我们已经无法重现，这是因为历史的图像没有人能够再次翻拍。但是，那一时代出版发行的传媒为我们提供了初期社会主义时代的场景和语言，这些经典的画面和语言用另一种方式塑造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并形成了此后中国官方传媒的宣传报道模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华社记者李普的电讯稿这样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今日在新中国首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是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典礼上宣布的。典礼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参加这个典礼的有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代表和首都各工厂职工、各学校师生、各机关人员、市民、近郊农民和城防部队共30万人。主席台设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着列满群众和飘扬着红旗的人民广场。当毛泽东主席在主席台上出现时，全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14

　　1951年10月3日，新华社记者从朝鲜前线发回了一则报道，他报告说：“我国志愿军在朝鲜前线阵地欢度祖国的国庆节。10月1日，天还没有亮，前线阵地上就沸腾起来了。一位家住在北京市郊的战士，一起床就欢乐地说：‘这时候我的妈妈该穿上新衣裳到天安门前去看毛主席了!’许多掩蔽部里，战士们在壁上挂起了毛主席的相片。……上午9点多钟，有些单位的指挥员和战士们便围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庆祝典礼的实况。他们的心情像亲临天安门广场一样的愉快。15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

　　无产阶级纪念赫尔岑时，以他为榜样来学习了解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学习了解，对革命的无限忠心和向人民进行的革命宣传，即使在播种与收获相隔几十年的时候也决不会白费;学习判定各阶级在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中的作用。吸取了这些教训的无产阶级，一定会给自己开拓一条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自由联合的道路，打死沙皇君主制度这个蟊贼，而赫尔岑就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蟊贼的第一人。(列宁《纪念赫尔岑》)

　　鲍狄埃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当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工人中社会主义者的人数最多不过是以十来计算的。而现在知道欧仁·鲍狄埃这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的，却是千百万无产者……(《欧仁·鲍狄埃》)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只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这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文章中，类似的表达随处可见。他们的文章充满了澎湃的激情，有无可抗拒的感召力和感染力，特别是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对改变现实的肯定和自信，给人带来无限的希望和喜悦。这是一种全新的文体，也是一种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青春编写”。这一文体对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无产者和农民阶级来说，无疑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他们被这种激情所点燃和激励，于是，他们不仅纷纷参加、追随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也就随之产生了对革命的认同和献身的冲动。

　　后来，我们在许多不同文体的编写中，特别是在社论、通讯、报告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对新事物、新人物的热情的倡导或诗性的礼赞，这些人与事都被赋予了极其壮丽的情感色彩和崇高意义，它们在传播中又感染了更多的人。另一方面，敌对势力的腐朽、堕落、绝望，在对比中得到了有力的揭示。1955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陈岛，记者这样描述了岛上的情形：“我们走进了一个像披瘟疫劫掠过的世界。一只惊慌的猫，突然从我们面前跳过。裸体女人的照片和光头的蒋介石的画像，出现在塌了顶的阴暗的屋角处。在一个拐弯处，我猛然看见在一块白屋墙上画着一个被头散发的女人，她手里捧着一个大酒瓶子。

　　我们从飘飘的白纸堆里，看到有的上面写着这样的字句：‘残酷的光阴哪，度过了我青春的光阴!’‘是为了实现远大的希望，然而希望又是何等的渺茫、苦闷、忧伤、孤岛飘零……到死，可怕，太可怕了!”18这一景象与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比较起来，传媒受众选择什么，就已经不是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文体策略和修辞风格深刻影响的存在，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传媒中不断地普泛化。因此社会主义的进步、美好，可以使人得到提升、前途充满希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形象，就在传媒中被塑造出来。

　　①②③玛利昂·格莱芬·登霍夫：《资本主义文明化?》，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4-5页。

　　④《刘少奇选集》下卷，82-83页。

　　⑤⑥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11月版262页，264页。

　　⑦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482-483页。

　　⑧约·拉弗列茨基著《格瓦拉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248-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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