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并与中共领导农民革命比较

　　论文摘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上演了一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这是一场在“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潮影响下的民族自救运动，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学者对这场运动褒贬不一。本篇笔者试把“乡建派”领导的国民乡村建设运动与同时期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进行比较，以求探索出研究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新视角。

　　论文关键词：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

　　自古以来，中国政府实行“以农立国”的基本国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支配地位。到了近代，“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比重高达61%，其中尚未包括农村手工业”[①]。然而正是这个以农立国的国家，经过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长达五分之四个世纪的掠夺，本国传统势力持续数千年的剥削，资产阶级领导的现代化的数十年冲击，以及接连不断的天灾打击等等诸方面原因，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农民贫困、农业衰落、农村凋敝的现象。

　　时局的艰难，驱使了一批具有深远眼光的实干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了农村。他们希望把复兴农村和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以求实现民族的再造。先是章士钊、王鸿一等一些重农理论家，后是晏阳初、梁淑溟、卢作孚等一批实干家。对于这场乡村建设运动的规模，郑大华曾描述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达600多个，建立各种试验区1000多处。”[②]

　　一.“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从盲目闭塞、自视高人一等的天朝上国美梦中挣脱了出来。他们发现这次的敌人不是以前那些仅靠军事实力来征服他们的蛮夷之邦，而是一个不仅在军事方面胜过他们，在经济文化方面也优于他们的西方新型资本主义强国。“落后的民族总是被他所征服的民族的先进文化征服”的真理已经完全不适用当时的时局。

　　面对强敌，中国的有识之士深感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无论是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自强”，还是维新派的“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都提倡“兴办教育”。与这一思想一脉相承，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些平民教育家，代表人物有晏阳初、陶行知、黄培炎、梁漱溟等，这些人物“受惠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又得西方现代教育理论的滋养，对中国问题这一病症的把握更为精确，对教育功能的认识也更为深入”[③]。进而，他们“从更为广阔的视角认识教育的社会功能，或强调教育与政治革命之关系，认为惟有通过发展国民教育这一有效途径，才能改变和提高公民素质，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一系列政治与社会问题;或从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提出‘教而富之’，以使中国近代以来的积贫积弱局面得以改弦更张，‘教育救国’之思想更成潮流”[④]。在这一思潮的指导下，他们发起了一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

　　平教会的领袖——晏阳初看到了中国四万万民众的真实状态：智力低下、生产力落后、缺乏团结力、公共心。因而他从提高国民素质出发，根据中国乡村的基本问题是“愚”、“穷”、“弱”、“私”，主张“用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用生计教育攻穷，培养农民的生产力;用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农民的强悍力;用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农民的团结力”[⑤]，并用社会式、学校式、家庭式三种方式对农民进行教育。这就是著名的“四大教育”、“三大方式”的“定县模式”。平教会的另一位领袖——陶行知，跟晏阳初一样也重视提高国民素质，并主张“教育与农业携手”[⑥]。他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时，还提出了“书呆子莫入馆”的著名论断。

　　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功底的梁漱溟在结合晏阳初思想的基础向前更迈进了一步，他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并不是一个个具体的愚、穷、弱、私等问题，而是中国何以存在这四大问题”[⑦]。他提出：“中国问题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的失调”[⑧]。在此，陈留根评价到：“在梁漱溟眼中,中国的问题是文化问题,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都可以看成文化问题”[⑨]。不过，在梁漱溟看来，“造成文化失调的原因是西洋文化势力的侵入，而不是机械性的阶级冲突，因此不能机械性地运用暴力革命来解决，而只能以教育去促进文化的改造”[⑩]。根据这一理论，他创建了“邹平模式”。黄炎培则从社会现象的角度大声疾呼：“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之问题，阙惟生计。曰：求根本解决生计问题，阙惟教育”[11]。从而黄炎培提倡“大职业教育主义”，实现乡村改进试验与“富教合一”教育观。

　　几乎与“教育救国”思潮形成的同时，“实业救国”的思潮也出现了，其开创代表当属张謇，他们看到了西方列强在经历两次科技革命后的强大，并被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取得的成就深深地吸引。这种思潮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影响了一位重要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实干家，他就是被毛泽东誉为“四个不可忘记的民族实业家”之一的卢作孚。卢作孚不同于上述几位实干家把教育放在首位，而是“把‘经济事业’，放在了‘文化事业’、‘社会事业’之前”[12]。从而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3]的“北碚模式”。卢作孚根据这种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甚至在“1944年,一家外国报刊载文惊呼北碚是个‘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14]。在此，晏阳初[15]、梁漱溟[16]、陶行知[17]等也给出积极的评价。对于他们评价的具体内容，笔者不想多说，以免使读者感到烦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下面注释去寻找。

　　“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对“乡建派”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两者所产生的效绩却是不同的。为什么呢?关键是“民国时期,农民生活极其困难，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生计问题，教育并非当时急需。当教育不能尽快地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时，农民实际上对教育是需而不求。所以，通过教育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虽是长远之计，是农民的长远需要，但在当时却难以实现”[18]。

　　二.与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相比较

　　几乎与民国乡村建设开展的同时，中共也正在实践自己的农民革命理论。早在1919年，李大钊发表了一篇题为《青年与农民》的短文，文中以一段充满诗意的文字向青年指出了方向，“青年啊，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19]。虽然这两场运动，都想挽救民族的危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过与“渐成势力的乡村建设群的主张不同，共产党人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更为激进的方式进入农村”[20]。因而，两者有着重大的区别，表现如下：

　　一、两者对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利益的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不同

　　“乡建派”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实际上“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21]。即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从而，在当时他们绝大多数是在国民政府一边的，像江宁、山西、广西等实验区就是国民党政府直接操控的。稍有一点不符合国民党管理条例，就会被国民党以通敌的罪名取消，如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因而“到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召开前后，他们放弃了以纯教育或学术的身份推行乡村建设立场，而提出了‘政教合一’的口号”[22]。而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是要通过武装革命的方式来夺取国民党政权，进而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即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反对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利益的国民党政权。

　　二、两者的性质不同

　　“乡建派”的内部成分比较复杂，“有官办的，有民办的，有半官半民办的，有学校办的，有的甚至是个人办的;有的是政治机关，有的是学术机构，有的是私人团体”[23]。可是，“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似乎都不赞同用‘革命’的手段，而倾向于渐进的改良，因此这场在30年代很热闹一阵的乡建运动又被视为是一场农村改良运动”[24]。在此，郑大华[25]、李在全[26]、郝宏桂[27]以及晚年的梁漱溟[28]都有相似的论述。而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毫无疑问是一场革命。

　　三、两者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同

　　(1)在政治上

　　由于“乡建派”推行乡村建设运动需要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地主乡绅的合作，以及与某些帝国主义有联系，所以他们反对反帝反封建的暴力革命，相反，“国民党及省县政府的法令,无论反动与否,都必须执行”[29]。从而，他们是“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取和平方式，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改善公共卫生以及移风易俗等改良措施，复兴日趋衰败的农村社会经济，实现‘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30]。而中共则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在农村造就革命力量，创建红军，带动农民实行对农村的根本变革。

　　(2)在经济上

　　“乡建派”不主张没收地主的土地，而是主张“依靠政府用立法的形式，设为种种限制，裁抑地主，终使其土地出卖”[31]。不过，他们更多重视的是教育，希望通过教育增强农民生活技能和文化素质。可是，他们“企图仅仅通过教育改造农村,而不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是难以奏效的”[32]。而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明确提出“不缴苛捐杂税，不缴预征钱粮，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取消高利贷，没收大地主土豪劣绅及反革命的土地，没收祠堂庙宇等及一切公有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33]等口号。

　　四、农民反映不同

　　因“乡村派”依靠的是少数“乡村领袖”，亦即地主豪绅，有时还不得不执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从而乡村建设运动则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和同情。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依靠的是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雇农，并执行有利于农民利益的政策，进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和积极参与。

　　五、取得效绩不同

　　“乡建派”领导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虽然取得了一点成效，但是效果不大，连梁漱溟也无不感慨地承认：“‘号称乡村运动’，结果却是‘乡村不动’”[34]。最后，由于抗战的爆发而毁于一旦。而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不但争取了农民支持，赢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还在以后的岁月里夺取了中国的政权。

　　四、结语

　　我们常有这样一个感觉：自从有了农民，也就有了他的胞弟——农民起义。两千多年来，中华大地爆发数以万计的大小农民起义。万一他们的行动失败了，他们发源地——农村遭到敌对势力的破坏更是惨不忍睹，从而中国古代的农村一直处于落后、闭塞的局面，这就像某些学者所说的古代中国的农村一直处于一个“超稳定”的状态。

　　这种局面的打破，跟“乡建派”领导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和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毫无疑问是有很大关联的。正是由于他们努力，才使农村落后、闭塞的“超稳定”状态有所改观。然而，我们在肯定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同时，却忽视“乡建派”领导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这种理念是不可取的。毕竟，“村建设者们为什么采取改良方式来解决农村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其中既有他们个人世界观、社会观、人生价值观和改造社会方法论的原因，也有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35]。不过，他们那种“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的精神，还是比较务实的。

　　最后，我须有这样的认识：“爱国和救国的途径是多元的，每个人或每个群体只能从一个或几个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不管贡献大小，只要有所贡献，就应当予以肯定，决不能以自己的救国途径和贡献来否定其他的救国途径和贡献，他们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36]。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苛求。

　　[①]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P12，中华书局1937年版

　　[②]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引言，社会年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③]林良夫：《民国时期教育家群体特征论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④]陈遇春、朱宏斌、张红、刘彬让：《民国初年农民教育观探析》、《农民教育研究》2002年4月

　　[⑤]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P142，社会年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⑥]申培轩、陈士俊：《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对农村的适应及其评价》，《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⑦]林良夫：《民国时期教育家群体特征论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⑧]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P164，《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⑨]陈留根：《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探幽》，《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

　　[⑩]林良夫：《民国时期教育家群体特征论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11]黄炎培等：《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教育杂志》卷9，7号

　　[12]刘重来：《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13]凌耀伦、熊甫主编：《卢作孚文集》P60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4]刘重来：《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15]晏阳初：《四川建设的意义与计划》《晏阳初全集》第3卷P311，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版

　　[16]梁漱溟：《怀念卢作孚先生》《名人传记》1987版

　　[17]陶行知：《在北碚实验区署纪念周大会上的讲演》《陶行知全集》笫3卷P311，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版

　　[18]申培轩、陈士俊：《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对农村的适应及其评价》，《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9]李大钊：《李大钊文集》P625，人民出版社1984版

　　[20]吴星云：《“到民间去”：民国初期知识分子心路》，《东方论坛》2004年第3期

　　[21]郑大华：《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

　　[22]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P477，社会年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3]刘重来：《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述略》，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4]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二卷P461，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5]郑大华：《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

　　[26]李在全：《教会大学与中国近代乡村社会——以福建协和大学乡村建设运动为中心的考察》，《教育学报》2005年第6期

　　[27]郝宏桂：《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启示》，《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

　　[28]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P53，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9]郑大华：《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

　　[30]李在全：《教会大学与中国近代乡村社会——以福建协和大学乡村建设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教育学报》2005年第6期

　　[31]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P187，社会年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32]申培轩、陈士俊：《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对农村的适应及其评价》，《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33]佟英明、邢永福选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一九二七——一九三七)》P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

　　[34]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二卷P462，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5]李在全：《教会大学与中国近代乡村社会——以福建协和大学乡村建设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教育学报》2005年第6期

　　[36]李金铮：《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P184，人民大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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