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生命历程、理想人格与诗歌创作

　　【摘要】苏东坡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富有鲜明个性是人物。本文拟从苏轼的生命历程与诗歌创作中感悟到他的理想人格极其对创作的影响。

　　Abstract: Su Dongpo is the character with distinct personality in Chinese history. This paper has elaborated Su Shi's life course and his ideal personality’s influence to poems creation

　　【关键词】 苏轼,人格,诗文创作

　　Key Words: Su Shi; Personality; Poetry Creation

　　国语大师林语堂的得意作品《苏东坡传》中这样评价苏东坡：“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①

　　这段话经典的对苏东坡的一生进行了概括。在中国，有多少人不知道苏东坡呢?如若游历名山大川，有多少人会情不自禁的想起他呢?仿佛离了他，山川日月都会为之逊色。在中国，最具文化意义的山是庐山，将庐山写得最有意味的是苏东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最具文化意义的水是西湖，将西湖写得最有诗意的是苏东坡：“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令多少才人学子们叹为观止;而最具传统特色的节日是中秋节，自从苏东坡大醉而作了怀子由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以后，宋胡仔评“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可见，苏东坡在思亲，在怀旧，在自品孤傲，他的心情畅快也好，苦闷也罢，只要他有所作，其作品几乎都可列为同类作品之最。据说：当年宋神宗每逢“举箸不食”时，人们就知道他是在读苏东坡的文章。学者章元弼家有美妻，可因太爱苏子之文，其妻难以忍受，章便因苏而休了妻。一个人的才华到了这种地步，实在让后人佩服和仰慕之至。他总是在不经意中挥洒着才情，他一戏墨，就创立了中国文人画，他一写字，就有着惊世的书法流传千古，他一好吃，就有“东坡肉”“东坡饼”，他一穿戴，就有“东坡帽”“东坡屐”在民间流传――仿佛只要苏东坡稍一动弹，就会留下一道浓重的文化色彩，一个人能活得如此举足轻重，该是多么灿烂有趣的人生啊!

　　纵观苏东坡的生命历程，我们会看到他的才华横溢，看到他的政治顺畅，看到他心系民众，看到他登山览胜临渊赋诗，看到他结交各路朋友的爽快与豁达;然而，我们也会看到他的政治失意遭受排挤，看到他因诗获罪被捕狱中，看到他生活困窘躬耕东坡，更会看到他逆境中的开朗与达观。而这多舛的一生中，贯穿着他的诗文与创作，他直言敢谏心系民众，发现问题，竟“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他因文才而做官，又因多言而被排挤，任何灾难余打击，都没能阻止他放下如椽巨笔，阻止他对时弊的箴言余诘问，更没能阻止他对理想人格的不断追求。这一人生的过程是极其艰难的，思想的抗争也是经历了痛苦和磨砺的，而这些，更注定了他诗文的流芳百世。他快乐时，游玩赏景，诗文赏心悦目，他忧愁时，更夹杂着无奈与伤感在其中，然而细析其诗文，却能窥视苏轼的一生，看到他顺畅时不忘民众，也能看到他落魄时的达观豪放。

　　一、做官伊始便铸成了他勤政爱民、救济天下的政治理想

　　嘉佑元年(1056)年，21岁的苏东坡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第二名。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举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初仕凤翔的苏轼下车伊始，便勤谨踏实的开始工作。然而，年轻的苏东坡当时还不能明白，天下之事已积重难返。官吏的勤勉尽责固然很重要，但是，北宋政治制度本身存在着许多弊端，而且正在日益严重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好官良吏只能局部性的缓解矛盾，不能根本性的解决矛盾。

　　一天夜里，寒风阵阵，白雪纷飞。苏轼从小生长在温暖的成都平原，对于下雪总是怀着一种孩子般的欢愉之情，所以，第二天一早，他便兴匆匆外出赏雪：“南溪得雪真无价，走马来看及未消。得自披榛寻履迹，最先犯晓过朱桥。”他自斟自饮，流连忘返，不知不觉已是午后时分，这才猛然意识到：在这样天寒地冻的日子，穷困的百姓可能陷入到了怎样难堪的窘境。想到这里，他顿时觉得游兴全无，心绪悲凉：“谁怜屋破眠无处，坐觉村饥语不嚣。唯有暮鸭知客意，惊飞千片落寒条。”(《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村子里的人屋子破陋，风雨潇潇的夜晚没有一处温暖的地方可以安睡，可是有谁怜悯他们呢?直到现在还语声悄然，那是他们饥饿无力的缘故啊。周围这样寂静，似乎只有乌鸦知道我的来意，它蓦然惊飞，震落雪花片片，来助我赏雪的雅兴，然而，黄昏暮鸦，寒风凄厉，此情此景，不能不叫我冷彻心骨。诗的前四句尽写探雪的欢悦，更显出后面村人饥寒的悲哀，因而全诗于清幽中透出现实的萧索于荒凉。

　　苏轼在凤翔任职期间，曾几度遇到严重的旱情。在科技不发达的封建时代，人们基本上靠天吃饭，遇上自然灾害往往束手无策，只能祈祷神明的救助。这在今天看来是愚昧可笑的，可在当时却是社会的普遍观念。所以，每当干旱来临，忧心如焚的苏东坡总是极其虔诚的履行求雨的职责，撰写出一篇篇字字含悲，情词恳切的《祈雨文》。他说：“乃者自东而徂，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断，盗贼且起，岂惟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也。”《凤翔太白山祈雨著文》。一但久旱逢雨，苏轼的欣喜之情便溢于言表，著名的《喜雨亭记》就是在嘉佑七年一场及时雨后写成的。苏轼深知“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那年春天，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民方以为忧”，直到三月才微微地下了几场小雨，但是远远不足以解除旱情。到三月下旬，终于天从人愿，一场大雨连下三日，龟裂的土地吸饱甘霖，枯萎的庄稼重获生机!“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喜雨亭记》。苏轼怀着无比快乐的心情，将自己新近建成的亭子，命名为喜雨亭已示庆贺。这篇记文笔调轻灵活泼，行文富于变化，生动的表现了苏轼关心农事，关心民生疾苦，与民同忧，与民同喜的可贵精神。

　　至今，当我们来到凤翔，站在喜雨亭下，重读这篇刻有《喜雨亭记》的碑文时，仿佛又看见苏轼在为凤翔的父老乡亲而奔波。做官伊始，苏轼便以他那饱含热情之笔，书写了自己对凤翔人民的同情，以及自己对政治的远大理想。

　　苏轼是一位积极向上的青年，尽管偶尔会有消沉和倦怠，但是儒家的用世思想始终在他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面对苦难的现实，衰弱的国事，苏轼的报国之心会时时勃然而发。又是一个早雪的天气，他提笔书写到：“祁阳九月天微雪，以作萧条岁暮心。短日送寒砧杵急，冷官无事屋庐深。愁肠别后能消洒，白发秋来已上簪。近买貂裘堪出塞，忽思承传问西琛。”(《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第二首》)之一。在干预现实的精神鼓舞下，他还写了一些反思历史，指斥时弊的诗。如咏史诗《郿屋》，借古喻今，语多讥讽：“衣中甲厚行何惧，坞里金多退足凭。毕竟英雄谁得似?脐脂自照不须灯。”这对当时疯狂的聚敛民财的官僚贵族，无疑是个严重的警告。

　　二、政治上熔铸尽自己的理想人格，形成了他诗歌内容的独特风貌

　　在凤翔三年任满之后，恰逢父亲病逝。苏轼与弟弟苏辙辞官，扶灵柩回四川，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还朝，时神宗任王安石推行新法，苏轼上书反对，未被采纳，自感难容于朝，请求外任。

　　当时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大刀阔斧的进行变法，苏轼不顾自身安危，屡次上书反对骤变，认为欲速则不达。洋洋万言的《上神宗黄帝书》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文中对新法进行全面的批评，向神宗提出结人心、厚风俗、立纪纲的谏言。苏轼在文中反复强调“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的道德治国论，反对急功近利、滋事扰民、亏官害民的激进改革，表现了苏轼求稳怕乱、力主缓进渐变的态度。

　　然而苏轼遭受到了王安石的遏抑。王安石的免疫法，保甲法，消除了私人垄断，建立的国家的独占制度，致使小商人失业，农民被强迫贷款，只好卖妻鬻子，四处逃亡。苏轼为此上表，想解救农民的这场危机，却被诬阻止新法而被降职。然而面对司马光等一批守旧派的老臣，他又反对完全革除新法，认为像免疫法这些对人民确实有好处的政策应当保留，又遭受到守旧派的排挤，此时苏轼遭受两面排挤，双方夹击，政治上实属失意，虽然神宗皇帝与皇太后都欣赏他的才华，有心护他，却也终于无能为力。

　　可是苏轼并不动摇自己的政治见解，也不屈服与当权派的排挤与迫害，虽屡受排挤，却依旧体恤民情，尽心职守，相机更革邑政。他以一颗勤政爱民之心，将自己的理想人格熔铸在政治生涯中。熙宁时期，苏轼历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并在任上政绩斐然，很受百姓拥戴。

　　苏轼一到杭州，就情不自禁的陶醉在湖光山色之中，感受到许久不曾有过的清新、宁静和愉悦，那些难以自遣的烦恼和郁闷不知不觉的消融在山间水畔，不见一丝痕迹，纯净无染的大自然将他活泼、开朗、好动的天性重新激发起来，也将他的诗心与灵感重新激发起来，他迫不及待地要投入到它的温暖明媚的怀抱中去，就这样，苏轼很快融入到杭州美丽的山水自然中。他喜欢西湖，那里一年四季美景如画：“夏潦涨湖深更幽，西风落木芙蓉秋。飞雪暗天云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一)他喜欢在望湖楼上看新月初升的夜景：“新月如佳人，出海初弄色。娟娟到湖上，潋潋摇空碧。”风雨交加的时节也未尝不别有情韵：“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之一)每到赏花观潮之日，杭州城里万人空巷，热闹非凡，苏轼也一路欢歌，沉醉其中：“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吉祥寺赏牡丹》)

　　层出不穷的游宴活动中，苏轼留下无数浪漫的故事。漫步名山古刹之间，与许多高僧结为至交，苏轼又寻得了心灵的安憩与慰藉。三年杭州任上，苏轼本着一名正直的封建官员的良心和他所独具的广博深厚的仁爱之情，尽心尽力，为民造福。“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吴中田妇叹》，“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山村五绝》之一。对民众的悲悯与对新法的不满在苏轼心中复杂的交织着，他以诗人特有的敏锐观察生活，以无私无畏的精神揭露现实，有时他也真的想做到亲友提醒自己的“休问事”“莫吟诗”，学会沉默，将所有的不满都藏在心里。然而他终究还是做不到，却始终履行着一个父母官的职责。在杭州任上，他完成了供水系统，医院等公共设施;疏通六井，重整西湖，平抑粮价，热心赈灾，以他的一腔热忱不知疲倦的为百姓谋福利。苏东坡曾对一位太守说，为官的秘诀是“使民不畏吏”，像这样的父母官，民怎么会畏呢?苏轼在政治上有宏才大略，在文学上大笔如椽，却又能对普通百姓体贴入微，嘘寒问暖。

　　知密州时，苏轼“以杞为粮，以菊为糗”《后杞菊赋》，生活窘态可想而知，没有歌舞，没有酒筵，只有恼人的蝗旱和纷繁的公务，虽然苏轼积极的投入到与蝗虫的战斗之中，但心中的烦恼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重读《庄子》，这部早在少年时代就已经令他心醉神迷的奇妙著作，如今又一次将他深深吸引。庄子以他充满诗意的笔调，塑造了一种与自然合一的理想人格，解除了苏轼思想上的苦闷。如果说杭州的诗情画意，旖旎风情使苏轼个性中浪漫、俊逸、诙谐、消洒等特质得以充分发挥，那么密州强健彪悍，质朴无华的民风则激发了他个性中本来包含着的雄浑豪迈，狂放不羁的特征。这些也影响了苏轼词的创作，使他的词作在创作风格上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作出了《密州出猎》这样雄壮豪迈之词。

　　即使后来与徐州人民一起斗洪水、筑长堤、建黄楼、抗春旱、还是任职湖州，他都以自己的才气学问，结识了不少诗人名士，为这片土地洒下了自己的汗水，烙下了他的足迹，也留下了他的诗歌!当然，也形成了他诗歌的主要内容与风格特色。

　　三、贬谪时期的艰难历程并没有改变他的最初理想，而更增加了乐观的人生样态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御史李定等人摘抄苏轼诗句，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并将其投入御史狱中，严刑堪问。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责贬至黄州(今湖北黄冈)。在近五年的迁谪生活中，他躬耕东坡，与田野父老交游。神宗死后，高太后临朝，哲宗继位，司马光当政，苏轼复朝奉郎，登州知州，被召为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因苏轼不赞成司马光尽废王安石新法的做法，与司马光意见分歧。司马光死后旧党分化，朝内斗争激烈，苏轼又遭疑忌，于元祐四年出知杭州，元祐六年一度召还，因受诬告，坚岂外任，先后知颍州，扬州，定州。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新党再度得势，章淳等用事，报复元祐旧臣，苏轼一月之内三次降官，最后远贬惠州(今属广东)。三年后，又放逐到海南儋州。苏轼以衰迈之年，在当时极为荒僻的岭南，度过了七年流放生涯，直至徽宗继位方奉命内迁，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在辗转北上途中，并死于常州。

　　苏轼早年就说了“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语，但现实却难尽人意，繁冗的公务与频繁的调动使他身不由己：“人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人生底事，来往如梭”，他的漂泊感、沦落感、厌倦感也油然而生：“人生到处萍漂泊”“天涯同是伤沦落”。乌台诗案，黄州及岭南两度流贬，都曾使苏轼的理想破碎，“宦游处，青山白浪，万重千迭”，饱含着多少难言和曲折的苦衷!他忽而迷惘：“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忽而自嘲：“三入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忽而负屈：“问公何事，不语书空”;忽而沉痛：“朱泪溅，丹衷碎”，这些都是由仕途的升沉不定而引发的。

　　因此，苏轼的诗中带有着排遣不了的凄清落寞，甚至带有悲观情绪：“人事千头及万头，得时何喜失时忧。只知紫绶三公贵，不觉黄粱一梦游。适见恩纶临定武，忽遭分职赴英州。南行若到江千侧，休宿浔阳旧酒楼。”(《被命南迁，途中寄定武同僚》)政治生活是这样的风云变幻，不久前宋哲宗还曾派人到定州给他赐日历、衣袄给他，而现在却忽然受到“落两职，降一官”的惩处，真是“黄粱一梦游”，“浔阳旧酒楼”。苏轼的晚年被贬，使他少年时的“奋厉有当世志”几乎沦为无法实现的泡影。其《自题金山画像》又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余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空漠之意与感伤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即使苏轼身处逆境，我们仍能看到他积极进取的态度和乐观向上的精神：“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我们也能看到他逆境中的从容：“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用象征手法写出自己在突入其来的政治风雨面前内心的坦荡与气度的从容。我们也能看到他面对境遇变化时的通达：“见说东园好，能消北客愁。虽非吾士且登楼。行尽江南南岸，此淹留。”苏轼谪居黄州时期，效法陶渊明，躬耕东坡，有无限快慰与满足：“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晚年远贬海南，艰苦备尝，九死一生，而笔下春景仍富有生机与活力：“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使得桃红似肉红。”即此一端，可见苏轼确实做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

　　不论是“新党”当政，还是“旧党”当政，不管是仕途顺达，还是逆境当即，苏轼都始终保持着人格的独立，不因“进”而流于逸乐，也不因“退”而短其气节，他阅尽人世沧桑而常态依然。

　　四、贬谪时期诗中所透出的豪迈与达观

　　黄州，是苏轼仕途的重要转折点。谈到黄州，就不能不提到他的《赤壁赋》。东坡到黄州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万幸。失意的苏轼因黄州而率先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黄州时期是苏轼政治上的失意期，却是诗文上的成熟期与丰收期。前后《赤壁赋》都是在这一时期脱颖而生。在前《赤壁赋》中，苏轼对人生缺陷的认识，对缺陷的弥补愿望，对人生自由的获得，都浓缩在这短短的几百字中。人在宇宙中的渺小正是人生存在的缺陷：水之逝往，月之盈亏，而卒莫消张，追求此“无尽”境界。文中苏轼的“变与不变”和“物我无尽”的观点，其实来源于老庄的相对主义哲学观点，用这种观点看待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作者的悲怨便得到了思想上的解脱。如果说前《赤壁赋》描绘了一个宁静清爽的境界，借景喻理，表达自己圆通达观的襟怀，宣发胸中一段真情妙语，那么后《赤壁赋》着重渲染出一种寥落幽峭的气氛，通过记余观闻和梦境寄托其超尘绝俗的奇想，以及自身现境的妙语。

　　当生活境遇，人生道路遭遇坎坷时，一个文人才会真正的学刻与成熟。东坡在黄州成熟了，这是他人生最苦难的时期，同时，黄州也是他全新思想孕育之地。当看清楚了人生苦乐，天地宇宙万象时，终于悟到了超物表，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

　　在黄州对人生的深度思考使苏东坡思想更加通达，胸怀更加浩然。他了解了命运，因此在二度被贬时，他依然坦荡从容，以随缘自适的态度对待逆荣枯，心灵有着深度的安足。他说：“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生。念念自成劫，尘尘名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迁居》)

　　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迭遭磨难的苏轼在“瘴疠之地”的惠州贬所写下了一首很有名的诗，题为《纵笔》，诗中写道：“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此诗传至京师，为当时的宰相章悙所知，大为恼火，只说了一句，“苏子尚尔快活耶?”遂将东坡发配到了当时最边远的蛮荒之地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南赴之时，“子孙痛哭于江边，己为死别。”当时的儋州，食饮不具，药食无有，人不堪其忧，而东坡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时从父老游，亦无间也。又作《纵笔三首》，诗云：“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从惠州到儋州，苏轼已由“白发萧散满霜风”变成“白须萧散满霜风”，已经是须发皆白了，但是他的豁达气度和诙谐的风神依然如故。章悙等人是故意要以一再的贬谪消磨其志，摧残其气，让其志消气萎，郁郁而自毁。偏偏东坡之志，首在立德，次在立功，立功虽然无望，但立德之志自不可夺，而且东坡的恢宏气量已成为他的人格精神的一部分，已经如同“贯心肝”的道理，“填骨髓”的忠义一样深化到他的生命本质之中，超越于他的生命现实之上。

　　面对人生最苦痛的时期，他并没有投降于苦难，也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他从儒家那里学来固穷的坚毅精神，他从道家那里学来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他又从禅宗那里学来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著于现世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藏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的逆境中照样能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有人曾将苏轼比李白，宋神宗道：“不然，白有苏轼之才，无轼之学”。此是仅就才学而论。综观苏轼一 生，其生平之曲折自孔圣人不比，情趣之丰富当属大夫莫至，性格之刚正当靖节先生所不及，人品之伟大似诗圣杜甫所难到，交谊之深广不短刘皇叔之度，智慧之聪睿不次蜀丞相之衡，审事之理性可与大唐明相魏征齐座，办案之明断可与一代青天包拯同堂……诗、词、文、赋、书法、皆可圣称;骑猎、制作、酿造、 鉴物、工程设计、均成神话。

　　苏轼真正让无数人们崇敬和偏爱，除了他才华盖世以外，还因为他的既智慧又仁厚，既旷达幽默，既儒雅又豪放，既高于正义又富于情感的天性。有诗曰：赵宋一代明星，神州千古奇人，生前多有奇遇，死后频传奇闻，苏东坡堪当此言!

　　参考书目： 《苏轼传》 王水照 崔铭 著

　　《苏东坡传》 林语堂 著

　　《苏东坡研究》 木斋 著

　　《苏东坡选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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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苏轼的生命历程、理想人格与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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