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微博问政的进展与困惑

来源:期刊VIP网所属分类:综合论文发布时间:2012-07-06浏览:

  前言:在政府机构和领导干部纷纷开微博的背后,其实表现出来的是我国网络问政水平的与日俱进。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说,“像公安系统这样的敏感部门都纷纷开微博回应网民问政,这本身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如果说两年前中国的网络问政还处于一个起步和发展阶段,那么近年来由于微博的到来和发展,现在的问政,从广度和形式上都已经有了相当明显的推进。”

  1.微博问政常态化发展缺乏体制规范

  微博问政本身是一种新鲜事物,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但是与国外微博问政的经验相比,我国微博问政仍缺乏科学规划,目前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尽管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参与到微博互动中,但是总体来说,微博还不能够称为是参政议政的渠道,目前它还只是一种 沟通传播对话的机制。

  在微博问政发展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仅仅制定了一条关于微博问政的体制规范,这对促使微博问政常态化发展来说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体制规范的缺失。没有体制规范的保障,微博问政还能走多远。

  2.微博自身局限性导致领导干部问政不畅

  2.1 微博问政的消息来源不全面

  虽然微博在近两年发展迅速,其增长速度创下了中国互联网应用发展之最。但是,真正在社会中使用微博的人还是一小部分,社会上需要反映意见的群众可能根本没有机会使用微博。在中国,微博的用户总数达到了2 亿,占到网民总数的一半,但是,仍有8.62亿不能入网的中国百姓被隔绝在这个“数字鸿沟”之外。就目前而言,政府微博作用的发挥,还在小范围之内。微博所能承载的,还只是少部分的民意。

  2.2 微博问政的消息容易有虚假

  一个硬币有两面。微博的多种属性既决定了它有强大的传播力量,又决定了它可能导致谣言与假消息的泛滥。在今年的4月21日,有微博称,浙江省文化厅为“反三俗”确定了37首违禁歌曲,其中包括苏芮的《牵手》、任贤齐的《小雪》等,这引起网友们的广泛热议。为此,浙江省文化厅在微博上发出郑重声明:从没有发过任何有关“37首违禁歌曲”的文件,也没有向所监管的歌厅、KTV,发过类似这样的文件。

  2.3 领导干部对微博问政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2.3.1 党政微博数量处于少数状态且分布不均

  2011年4月22日复旦大学“舆情与传播研究实验室”发布了我国第一份《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已有2400余个政务微博,其中政务机构微博1708个,政府官员微博720个。

  截止2011年3月20日,在各省级行政区域中,江苏省开通机构微博的数量最多,达279个。此外,开通数量超100个的还有福建、广东、浙江、四川、江西等五省。这些均为南方省份,其中江苏省和浙江省属于领先地位。

  据统计,省部级官员注册微博有19个,厅局级官员注册微博有105个,县处级官员注册微博有238个,县处级以下官员注册微博有333个。目前新浪微博推荐的政府官员中,江苏和浙江分别有 59 人和 50 人,在全国中位列前茅。

  从以上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全国政府机关及官员开微博的数量还处于少数状态,并且存在着分布不均的状况,就我省情况而言,目前只有省公安系统、哈尔滨市旅游局开通了微博,并向广大群众定时发布政府信息。这其实说明了大部分的领导干部还没有认识到微博这种新媒体的重要性,存在着对微博不认识、不会用的问题。

  公共管理专家,中央台特约评论员丁兆林表示,面对人类科技的发展,政府机构和官员选择微博是一种必然趋势。 “微博说明了个人与大众的交流跨上了一个全新的平台,如果我们的政府部门不用这样的工具或手段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会落后。”

  2.3.2 “僵尸微博”“空壳微博”问题凸显

  尽管一些政府机构和官员开了微博,但是只发一些不痛不痒的帖子,发过几条以后,就干脆选择沉默,它们既不回应网友反映的问题,也没有原创内容,有的把一条新闻拆成5段;有的把规章制度一条一条往上贴,甚至有人仅在开博时发过一条微博,之后就再无更新。微博变成了“僵尸微博” 和“空壳微博”这说明了,某一些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开微博其实是被动的和无奈的,他们没有深刻的认识到微博问政的重要性。

  2.3.3 西方媒体对我国微博问政的“围观”

  微博问政不仅仅是国内的热门话题,它也一直是西方媒体的关注所在。西方媒体把微博作为从中国挖掘新闻的一条渠道,《纽约时报》称:“微博,这是一个观察中国正在发生什么的实时监测系统”。而在今年年初发生的突尼斯和埃及的动荡事件更让西方媒体看到了微博力量的强大,一些西方媒体开始努力地把中国的微博与中东动荡联系在一起,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说,越是像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其国民对网络言论宣泄的需求就越火,我们期待“围观改变中国”。

  西方媒体对我国微博的围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西方媒体借助国外微博twitter为代表的一些新型网络媒体,广泛传播许多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甚至大肆渲染我国发生的一些由微博引起的谣言事件。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这是英国《每日邮电报》6月17日的报道:近日,中国广东省警察打死街头小贩并对其怀孕的妻子动粗;而对于前一段时间国内热议的膨大剂问题,美国《华尔街日报》是这样报道的:“在中国有大量的西瓜纷纷爆炸,把本来安静的农田变成了危险的雷区。”。

  其次,西方媒体还一直对我国微博上的“政治事件”十分关注,法国的《诺曼底新闻》于6月17日对我国官方部门开微博进行了报道,报道认为,“中国尽管有一些官方部门开设微博,但只是作为一种公布信息的平台,习惯于自己单方面的说,而不适应与民众的互动和反馈,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网络民主自由的表现。”

  通过对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微博和微博问政,微博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新媒体,同时,它也是西方媒体让我国形象受到诟病的工具之一;而我们所提倡的微博问政更是成为了西方媒体批判我国网络民主自由的“焦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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