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想变化对城市建设的影响——欧洲中世纪

　　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载体，反映了人类社会、精神、文化的改变，是人类探索自身与同类之间社会关系的外在表达。当人们从游牧打猎的原始社会进化到刀耕火种的聚居社会时，人类开始构建长时间固定于一处的居住地——即房屋。虽然这种建筑的聚集是自发的，但是随着人们对自然与自身的认识的增加，人们开始有意识的安排聚落中的各个建筑的位置。随着聚落的人口逐渐增加，房屋的增多，聚落开始出现更多复杂的功能，因此城市开始形成。当城市的功能与复杂程度的增加，人来生产能力的提高，社会关系更加的复杂时，人类社会出现阶级分化，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开始作用于城市空间形态的排布。所以城市规划作为人类主动进行的安排建筑位置的活动，受到当时人们的思想体系、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

　　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经历了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及后来的文艺复兴，工业社会等各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欧洲城市发展的过程体现不同的城市规划思想，而这些不同的城市规划思想恰好体现当时社会思想的特点。本文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作为论述的主要时间段，通过对当时欧洲社会思想的探讨，来研究其对城市规划方法改变的影响。

　　欧洲的中世纪时期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它开始于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一直延续到公元13世纪末。历经了罗马帝国从强大走向衰落，从安定走向动乱的时期，人民生活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精神上极度的不安。这时基督教的出现成为人们精神上的寄托与宣泄的出口而在欧洲迅速传播。杰里科(Jellicoe)说：“基督教为人类带来了一种崭新的意义深远的朴素理念：仁慈博爱。它宣扬着一个未来的世界，这在充斥着现世的混乱与悲凉的罗马帝国衰落之时，基督教抓住了人类的心灵。人们纷纷逃离社会，在偏远荒僻的风景中沉思默想。不久他们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阶级，创立了基督教禁欲主义的秩序，这种秩序在整个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中保留着传统，禁锢着文明。”[1]基督教为了对人类思想进行控制，宣扬只有《圣经》才是唯一的真理，并且限定了解释《圣经》的人选。教会还通过教区，宗教裁判所的设立对社会进行高压管理。中世纪时期欧洲的社会思想发展被教会严格地控制，市民不能够有自己的想法与见解，所有提出与圣经相违背的言论的人都被当做异教徒处死。

　　中世纪时期市民阶级最为重要的社会组织就是行会，它是当时市民生活的主要形式。“西方的职业行会是中世纪组织中最为有名的形式之一, 它们很早就介人到城市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2]“经济活动的发达出现了以某一行业大多数从业者自发形成的行会组织，行会出于对本行业利益的保护而互相帮助、限制内外竞争、规定业务范围，保证经营的稳定，解决业主的困难等。行会会通过制定法规来管理相关的行业，实现对城市功能的管理。”[3]在中世纪，行会组织需要在城市当中定期举行活动，活动举办需要城市公共空间的支持，如城市广场，主要的街道等。当某一行业的活动逐渐成为该城市空间的常态化活动时，该城市空间如广场、街道立面的设计，周围建筑环境的改造，甚至其与整个城市结构形态之间的关系，包括广场、街道的名称都与该行业及其相关的活动相适应。

　　“政治上，因为罗马帝国的没落，整个欧洲文明变得更加高度的地域化。由于不断的挑战中央集权而引起的分裂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土地所有权——一种互惠关系的土地所有权，即通常被称为“封建制度”的经济与社会制度。”[4]各个地区高度的独立导致了国家之间，甚至城市之间的冲突不断，城市的防御工事越发的变得重要。城墙作为主要的防御工事，同时界定了城市与周围农村的边界。

　　由此可见宗教、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对于该时期人类社会思想体系的影响同时体现在了城市形态的构建的过程当中。例如中世纪的手工生产力局限，大众以步行为主要交通方式，因此限制了城市的规模，市民工作与生活区域之间的距离在步行范围之内，城市的布局尽量的紧凑，功能上高度的混合。

　　而在城市当中以教区为单位构建邻里关系，每个教区的教堂以及教堂前的广场成为市民公共活动的空间，因此中世纪的教会不因城市的扩大而减弱对市民思想的控制。城市中心的主教堂中心广场或市政厅的中心广场控制城市中的各个区域。中世纪商业行会对城市形态形成产生影响，开始形成专门用于商品交易的城市广场的形态。所以中世纪城市规划模式可以看做是一种圆形的城市发展模式，放射状的道路连接中心广场与城市中的各个广场，并发散到城门。

　　经历数百年中世纪教会的黑暗统治，人们的思想，感情被长期的压抑而得不到舒解。但是人类前进的车轮是滚滚向前，不因个别的原因而转移。在中世纪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贸活动的日益活跃，以及教会组织弱化，人们的思想开始产生变化，一切都预示着一场伟大的革命将要到来。

　　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 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5]文艺复兴作为一场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文艺复兴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 向封建主和基督教神学体系发动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 它把人们从封建神学的侄桔下解放出来, 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唤起了人们的自信心, 孕育了近代的资产阶级文化。”[6] 从中世纪以来，教会组织能然保持着教皇、各区主教、普通教士;以及教区，教堂的基本结构。但是随着城市的扩张，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思想交流的日趋活跃。特别是欧洲两次大瘟疫的爆发，教会地位以及教俗关系都已经发生变化，宗教对市民的思想的控制力大大下降。文艺复兴时期城市生活中宗教的变化主要体现在：“⑴教俗两界价值观念的趋同;⑵信仰的普遍衰弱;⑶教会面对社会转型的应对。”[7]当宗教开始走向衰落，人们的思维便变得活跃起来。人们不再依赖于神明而解决问题，转而开始思考人类自身的意义，而思想上也从“神本主义”的价值观转向了“人本主义”。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界与艺术家们开始倡导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个人意识与思想开放成为当时社会思想发展的标志。城市生活开始变得丰富多彩，市民的言论更加的自由，打破了长期以来压抑、沉闷、枯燥的宗教禁欲生活。社会的意识形态上由一种内向的，封闭的状态变为更加的外向的，开放的状态，市民文化开始出现。

　　中世纪政治体制开始松动，教皇的独裁统治受到威胁，反抗教皇的政治权势的活动特别活跃。由于经济上欧洲与东方的贸易往来使意大利相关地区迅速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巨额的财富使这些早期资本家能够供养他们所欣赏的知识分子。而且市民的商业活动较中世纪更加的发达，城市因此出现更为频繁的物质流动，从而促进了市民之间的信息流动。“艺术家不仅仅是艺术品的制造者，而且是通过自己的工作参与城市生活，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发生某种变化。”[8] 由此可见，政治与经济上的自由与繁荣从另一个侧面助推了文艺复兴的发展，帮助欧洲完成由封建主义向现代化的过渡。

　　“从世界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城市市民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或者说当市民社会的文化力量真正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民族历史文化、艺术的经典必将被民族文化精英群体重拾起来并加以创新，同时必然成为号召这个民族进步的文化力量之一，而这一“文化重拾”和创新过程所反映的“文化复兴”，也往往成为一个国家与民族社会变迁的推动力。”[8]欧洲的文艺复兴所复兴的正是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文明。它以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模式为核心，构建符合当时社会条件的价值体系。古希腊文明当中对于市民城市生活的关注，古罗马城市对于城市市民活动公共空间的强调都被当时的知识分子所崇拜。而古罗马时期社会思想对于各种文明的开放、包容与学习的态度，更是备受当时欧洲思想家的推崇。所以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论是当时的统治者还是知识分子都希望能够从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中获得启示，作为城市生活中重要的一方面——城市规划当然也不例外。受到古希腊与古罗马开放包容思想的影响，当时的城市设计师开始由内部关注转向外部关注，他们开始想象登高远望会是什么样的效果。“但丁在《神曲》中预示了一种更为广阔的景观理念：叙述者在昏暗的树林里开始朝圣，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意味深长地引导下，穿过一个超自然的景观，登上炼狱之山，全部景色尽收眼底，他为之兴奋。”[4]人们关注周围环境的眼光开始从内部转向外部，力图看清他们所处的外部世界，以其获得一点好处。

　　除了文化思想上的影响，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都对城市的发展提出要求。例如当时意大利城市形态有以下几种类型：“⑴城市呈同心圆状向四周扩展，如佛罗伦萨;⑵保持旧城的格局，在旧城的一翼加建新城区，费切拉拉就属于这种类型;⑶对损毁严重的城市进行重建，通过主要干道的修建使主要的城区连接起来，罗马城市的重建便是这种类型。”[9] 罗马城的建设能够体现当时社会文化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在教皇庇护四世与西克斯图斯五世统治时期，罗马的声望与地位日益提高，原本狭窄的城市结构已经不能够容纳城市的所有功能。因此西克斯图斯五世与建筑师封塔纳在罗马城的改造过程中，将城市中主要的地标性建筑用笔直的大道联系起来，构成城市基本的交通结构。同时为了避免过程的街道的单调，在街道尽端或交叉处布置视线焦点的景观构筑物，如方尖碑等。 “教皇与建筑师共同创造了现代罗马的框架：一个循环的网络系统，互相联系的街道和视觉焦点全部由一系列窄长的景观走廊以及点缀其中的新的旧的标志景观组成。”“封塔纳也开创了一种规划——整个城市的规划。”[4]

　　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规划不仅体现在城市形态的改造上，还强调城市公共空间的构建，这主要体现在城市广场的修建上。与中世纪比起来，城市广场不仅数量上增加，功能上也进行了分工。每一座城市都已一个中心广场，进行市民集中性的公共市政活动。而商业的发达也促进了商业广场的产生，其周围多数由商业建筑围绕。市民生活的兴起也带动了市民休闲广场的修建。地标性建筑的修建也是这个时期城市建设的一个主要特点，配合广场修建的大教堂，市政厅的建设往往都成为经典城市设计案例。

　　回头来看，从中世纪时期关注对城市的控制，通过围墙将每一个城市围绕起来，城市与周围环境的相互隔离。到文艺复兴时期，更加自由的社会环境下催生了对于城市外部环境利用。人们将城市建设的关注点逐渐转向外部，城市规划也更加关注整体，关注城市的外部形态。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很大的程度上受到当时的人类思想的影响。中世纪的教会黑暗的、严格的思想控制，提倡禁欲主义，也就造成中世纪城市内向的城市形态，同时缺少活跃的城市元素。而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类思想的解放，则鼓励城市从围墙当中突破出来，以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整个城市的形态。

　　【参考文献】

　　[1]Geoffrey and Susan Jellicoe,刘滨谊主译﹒图解人类景观——环境塑造史论[M] ﹒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139

　　[2]沈之﹒从西欧中世纪城市特征看近代城市的起源[J] ﹒西方文化研究，2006年2期，77

　　[3]黄毅著﹒中世纪欧洲的城市的功能混合于城市研究[J] ﹒山西建筑，2007年12月，36﹒

　　[4]伊丽莎白˙巴洛˙罗杰斯﹒世界景观设计——文化与建筑的历史I[M] ﹒中国林业出版社,101,108,138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第三卷，445

　　[6]侯聪灵﹒浅论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对文艺复兴的贡献[J] ﹒嘉应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55

　　[7]王挺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宗教生活[J] ﹒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130-134

　　[8]张鸿雁﹒欧洲中世纪城市文艺复兴启示录——从再造人类“集体记忆”与“城市文化资本”说起[J]﹒探索以争鸣，2009年，第3期，9-10

　　[9]王挺之，刘耀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的空间布局[J]﹒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14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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