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史学的人文演变

　　本篇历史论文探讨中世纪史学向人文主义史学的转变，人文主义史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渐形成的。它的最大的特征是强调人性，致力于对人性的解放。然而又由于其过分强调人性，便造成了个人私欲的膨胀，使社会中的道德力量一度萎缩。这也是人文主义史学的一大弊端，需要在以后的史学发展中去完善去弥补。但总的来说，人文主义史学相对于中世纪史学却是一个极大的飞跃。它在内容上使人性超越神性，同时在对待史料的态度、史学的编撰和史学的功用上都有所突破。总之，人文主义史学为西方史学走向近代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最早的一本综合性史学期刊。它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1995年获全国社会科学优秀期刊提名奖，1996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主要发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史学理论、史学史、各种专业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刊登史学研究动态、读史札记和史学著作评论等。

　　中世纪史学按照张广智教授的著作《西方史学史》上面的界定，是指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到14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漫长时间跨度中的史学。[1]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发展到最高峰，然而随后便没落了下去，不断上演腐朽衰亡的危机，这样罗马帝国原信奉的诸神便不再具有显赫的地位。基督教也便趁虚而入，通过基督教信徒的不断努力，基督教最终为罗马帝国所接受，并被定位国教。当罗马帝国走向衰亡时，为了避免基督教因此而受牵连，被尊为四大拉丁教父之一的奥古斯丁编著了神学名著《上帝之城》来为基督教进行辩护。奥古斯丁用“预定论”来解释历史上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他认为，自人类始祖背叛上帝以来，就出现了相互对立的两座城池：一座是上帝之城，一座是世俗之城。上帝之城注定与上帝永世存在，世俗之城注定与魔鬼同苦。奥古斯丁以纯神学的方式解释了罗马城的衰落是罗马人自身的罪孽造成的，还驳斥了异教徒的指责和种种不符合基督教原理的“异端学说”，从而为更多的人信仰基督教并为基督教在西方世界中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从此，便开始了美化上帝，为基督教寻找合理性的中世纪史学。

　　由此，可以得出中世纪史学的第一个特点：为了神而存在。许多中世纪史学著作的最大目的就是要从史学上考证神的存在是合理的。这些著作也普遍出于自己对基督教的坚定信仰而认为人的存在是上帝的恩赐。这方面表现的最为有影响力的就是4世纪的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基督教早期神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为了美化上帝，写出了两部影响巨大的著作：《上帝之城》和《忏悔录》。上帝之城的思想上面已经谈过，也就是奥古斯丁认为世间存在两种国度，一种是上帝之城，一种是世俗之城。“前者是光明和善良的象征;后者是黑暗和邪恶的象征。”[2]基于此，上帝之城具有惩罚和教导世俗之城的责任和权力。同时宣称教会是上帝创立的，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因此，教会也有拯救人类的义务。奥古斯丁的这种论说不仅为西罗马的灭亡找到了合理的理由，同时还为人们归顺基督教创造了理论依据。

　　中世纪史学第二个特点就是历史著作采用了编年体的叙述方式。神学史家普遍认为神是万能的，神不仅横向的创造了万事万物，也纵向的创造了时间上的世界。由于此，神学史家便从整体上考察人类的历史，而不是将历史进行割裂，以显示人的微不足道的作用。朱利亚·阿菲利加那是早期教会史学的一位史家，他在著作《编年史》中论证的历史从他考证的亚当时期开始，一直到厄拉加巴拉斯皇帝在位的第四年，即221年。“在这个时间框架中，阿菲利加那依照年代的顺序记载了近东、希腊和罗马的人、事、史与神话。用线性时间框架给每一件人每一件事找到了合理的空间位置。”[1]随后的尤西比乌斯在其《编年史教会史》中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从神的角度从通史的题材上进行了考察。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通史类著作，从通史的角度来阐述历史成为史学的一种趋势。

　　教会史学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繁荣之后，随着近代文明的到来便开始走向了衰弱，代之而起的是注重人文精神的“人文主义史学”。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和成长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终于打破了教会史学的神秘外衣。新的人文主义史学无论在内容、目的和编撰方法上都实现了突破式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史学的目的重新回归到古典时期。古典时期的史学虽然紧随在神话史学之后，还带有很浓厚的神明因素，“然而，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的思维方式逐渐从神话方式转向了理性方式。开始从人的角度看待神话。哲学家色诺芬尼就应经认为神明是人创造的。”甚至认为，“如果牛和狮子也有手，也能够像人类那样进行绘画和创造的话，他们也将会将神明描绘成他们的样子。”[3]人文主义史学家打破了中世纪史学的神学观，认为历史的功用在于了解过去，把握现在，透视未来。他们并不认为上帝是万物的主宰，相反，他们认为每一件事情都是人性的结果，是内在人性的外在表现形式。这一点尤以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表现的最为突出。

　　其次，人性是人文主义史学的核心。不同于教会史学的神性至上，人文主义史家们认为人性是最基本和实质性的东西。他们认为一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若层层分析，最后的聚焦点总是人性。人性还表现为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被认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特拉克就认为人在世俗社会中有追求幸福的个人生活和理想爱情的权力。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性本恶，认为若放纵人性的发展将会导致社会的冲突动荡和不安。因此为了建立一个强盛的国家，君主们必须分析和利用人性。[3]这一思想在客观上也承认了人性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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