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论文参考简析当前佛教文化教学的新应用模式

　　摘要：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逐渐汉化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典籍的翻译、编辑、抄写、雕版、印造、收赎、供养以及寄托其中的精神企盼，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北宋末年朝廷放开印书之禁，民间与官府盛行印书。四川、浙江、福建是宋以来的三大刻书中心，福建路的雕版印刷业规模位于全国前列。福建除建阳外，福州也是重要的刻书中心。福州的东禅寺等觉禅院和开元寺先后开雕了大藏经“崇宁藏”和“毗卢藏”，创始了民间自发雕造大藏经的活动，并对日本佛教有重大影响。

　　关键：佛教文化,文学发展,民族文化

　　从北宋神宗元丰年开始,东禅寺等觉禅院发起劝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寺院筹资雕造的大藏经。此藏开始只称“大藏经”,后因以藏进献徽宗皇帝祝延圣寿，于崇宁二年(1103)奉敕,赐名“崇宁万寿大藏”。后又因其所在地名和寺名被称为“福州东禅寺大藏”,或“东禅寺万寿大藏”，当今简称“崇宁藏”。“崇宁藏”经本流传于世界各地,以日本为最多。宋政和二年(1112)“崇宁藏”雕造初成，同县的开元寺也已经开始雕造另一部大藏经，并命名为“毗卢大藏经”，同样原因称之为“福州开元寺大藏”，或合称为“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今称“毗卢藏”。“毗卢藏”的全藏，国内已不存，海外亦闻无藏。根据叶恭绰先生探明东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的大藏经，以“毗卢藏”为主，以“崇宁藏”补缺，系日僧庆政入宋求法，在福州捐财资助雕造，因得携归已经刻成的经本，再委托宋朝的商船将其后遞刊的经本陆续买去，合为全藏。福州版大藏经的传入，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日本各种佛经开始仿刻出版，翻刻刊本版式几与原本雷同。

　　初唐，福建尚属经济后进地区。武则天时，张循之《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曰：“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入贡还珠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当时的泉州即今福州。诗中用“傍海皆荒服”来形容，从另一方面说明福州经济还比较落后。当时，福州在与朝鲜、日本佛教交流中扮演中转站的角色。唐初有“慧轮师者，新罗人也自本国出家，翘心圣迹。泛舶而陵闽越，涉步而届长安”;天宝三年(744)，鉴真和尚第四次东渡日本，先期派人到福州置办粮船，准备由此出洋;贞元二十年(804)，日本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遣唐僧空海等人乘船漂流至福建长溪县赤岸镇海口，县长吏将其一行遣送福州，并且“到州，新除观察使兼刺史阎济美成分，具奏，且放廿三人入京”。

　　到了中唐特别是唐开元十三年(725)，福州设置福建经略使之后，福建沿海地区的开发已取得很大成绩，社会经济相当繁荣，福州被称为“闽都都会，东南重镇”、“福建大藩也居民若是其众也”。正如1958年福州所发现唐元和八年(813)《球场山亭记》碑碑文所载“迩时廛闬阗阗，货贸实繁”，表明当时福州城内诸货丰盛，对外贸易发达，市场繁华。有的学者认为唐代的福州已成为仅次于广州、扬州的第三大国际贸易港。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宣宗大中六年(852)，唐朝商人钦良晖的商舶自日本肥前国值嘉岛扬帆归国，在海上航行六天，从福州闽江口的连江县登陆，随船而来的有日本僧人圆珍、丰智、闲静等人。圆珍等人在福州居留达6年之久，于大中十二年(858)搭乘唐商李延孝的船返回日本。

　　由于受唐武宗“灭佛”事件影响，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也受到较大冲击，“鼓山僧徒逃窜皆尽”。直至846年唐武宗死后，福州的中外佛教交流才逐渐恢复，福州开元寺还被官方作接待各国来闽僧人之所。日籍僧人空海在福州期间，曾登临鼓山，访问华严寺，并留诗一首，题为《灵源深处离合诗》。诗曰：“蹬危人难纤，石崄兽无升，烛暗迷前后，蜀人不得灯。”空海后来成为日本佛教真言宗(又称东密)的开山祖师。唐诗人马戴咏晋安：“宾府通兰棹，蛮僧接石梯。”说明当时的福州海外僧人云集，佛学交流兴盛;李洞也有句：“潮浮廉使宴，珠照岛僧归”，生动地描绘了每年当海外贸易船遣发之际，福建观察使排办筵席，犒设送行以及当海外贸易船返航时，各国僧人乘船接踵而至的动人场面，反映了唐时海外大舶频频直抵福州，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

　　五代时期，福建佛教发展进入高潮。虽发生周世宗灭佛事件，但福建不但不受影响，还获得大发展机会，成为南方各道内佛教最盛的地方之一。王审知自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十月为福建威武军节度使，政治上，他“宁为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经济上，他重视贸易，为“招来海中蛮夷商贾，资用以饶”，开凿黄崎海道，设甘棠港，与高丽、日本东南亚诸国贸易;思想文化上，他大力推崇佛教，巩固王闽政权的统治。主要体现在：宋初，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国策，许多有作为的南士被委以重用。这些南士多生活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对商品经济耳濡目染，加之宋代没有受外来入侵的危险，对外开放寻求海上交通，扩大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是必然的选择。宋朝廷规定：“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由于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此时福州已成为豪华的都会。《高丽史》记载，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有福州商人虞瑄等100人到高丽进行贸易;北宋仁宗时“福州商客陈文佑”等从事中日贸易。苏轼曾说：“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业。”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荔枝谱》中记道：“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宋元时期，福州是“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重要贸易港口城市。贸易的兴盛、人员的频繁往来，带动佛教的交流。福建佛教之盛冠于全国。寺院之多、僧众之多、佛教著作出版之多，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主要体现在：

　　福州的许多寺院不仅是佛教传播的圣地，也是禅茶一体兴盛的名寺。百丈怀海的《百丈清规》“赴茶”条：“方丈四节将为首座大众茶，库司四节将为大众首座大众茶、旦望巡堂茶、方丈点行堂茶等”“茶道”二字首先由中国禅僧提出，并通过禅茶交融途径向日本、朝鲜等国传播，才有日本茶道、朝鲜茶礼。有人把“海上茶之路”“海上瓷器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提并论，是名副其实，只不过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起作用不同而已。

　　福建是古代盛产陶瓷的产区。由于宋代盛行“斗茶”，与之相适应的茶具——黑釉碗盏，应运而生。北宋末期，建阳水吉镇后井村的建窑因烧制出兔毫、油滴、鹧鸪、瓜皮、曜变等精美斑纹而称誉当世，并一度被指定为皇宋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引发福州(包括福清东张、连江、罗源、闽清)等地各窑竞相仿制，并且大量通过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出口到日本、朝鲜。这些黑釉盏在日本被称为“天目”，为日本朝野僧俗所珍爱[17]。在日本被判定属13～14世纪的长胜寺遗址，出土大量的天目茶碗。在韩国新安海底发现一艘中国元代晚期的沉船，从沉船中打捞出黑釉瓷117件，其中有建窑的黑釉天目碗和小罐。从出土实物的照片资料看，沉船中打捞出黑釉碗无论釉色、造型与建阳水吉镇出土的碗毫无二致，应是水吉窑的产品。这个事实为建窑产品曾远销日本、朝鲜等国的历史提供了有力证据。

　　历史上，福州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日本、朝鲜的文化交往，特别是佛教交流，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增进了中外人民的友谊，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对于改革开放的今天，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根据傅熹年先生《福建的几座宋代建筑及其与日本镰仓‘大佛样’建筑的关系》一文，“福建地区的建筑特色和日本镰仓时期从中国南宋传过去的“大佛样”建筑极为相像，证明‘大佛样’是传自南宋福建的地方建筑式样”。“大佛样”旧称“天竺样”，是日僧俊乘坊重源为重建1180年被毁的奈良东大寺大佛殿，从南宋引进的建筑式样，日本建筑史专家称之为“大佛样”。他们根据“大佛样”中大量使用丁头拱(日本称插拱)的特点，推测它可能属于福建建筑样式。此外，建于南宋庆元五年(1199)的奈良县东大寺南大门、建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的兵库县净土寺净土堂、建于南宋庆元元年(1195)京都醍醐寺和华林寺一样，具有“大佛样”相同特点，而且风格、构架方法和细部装饰与当时日本传统的“和样”建筑明显不同，是一种完全新的建筑式样。虽然在“大佛样”遗构中或多或少地带有日本传统做法，但从构架到细部都有浓厚的福建地方风格，建造这样的建筑恐不是简单的带回图纸所能做到，应是在请来的福建工匠指导下进行的。

　　佛教与茶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唐李肇《国史补》及《唐书•地理志》记载：“福州有方山之露芽”;《闽小记》有关于鼓山半岩茶的记载，“鼓山半岩茶，色、香、风味，当为闽中第一，不让虎丘、龙井也。”福建的茶叶在唐代已成为贡品，宋代北苑茶更是名闻天下。到了元初，福建出口的货物中通过天龙寺船已经有茶叶输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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