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视域下档案信息传播之“变”与“应变”

　　摘要：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治理，而档案信息传播属于社会公共事务的范畴。在社会治理观的引领下，档案信息传播必然会发生新的变化。在阐释我国社会治理理念核心思想和档案信息传播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分析在社会治理视域下档案信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受众所发生的变化，进而提出创新理念、融合技术、挖掘知识、完善平台的策略，以期应对档案信息传播带来的变化和提升传播效果。

　　关键词：社会治理 档案信息传播 变 应变

　　一、理論引导：社会治理与档案信息传播

　　(一)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理念来源于西方。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Our Global Neighbor? hood)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西方立足在其自身的政治环境下，在治理理念中强调社会中心主义和公民个人本位[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社会治理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共治，“树立公民权利本位、政府义务本位的治理理念”[3]。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社会治理理念，全会提到：“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4]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完善了社会治理的理念内涵，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习近平同志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5]。由此可见，我国社会治理理念的核心在于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协同共治、社会共享和双向互动。

　　(二)档案信息传播

　　档案信息传播是从传播学和档案学融合的视角研究档案信息的传递方式与服务效果，档案信息传播是实现档案价值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对档案信息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档案信息传播模式研究，主要包括档案信息传播的5W模式[6-7]、大众传播场模式[8];二是档案信息传播策略研究，包括参与式的档案信息传播策略[9]、档案信息分众传播策略[10-11]、新媒体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策略[12-13]等;三是档案信息传播的障碍研究，包括“信息茧房”现象[14]、互联网时代档案信息传播的障碍[15-16]等。

　　社会治理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而档案信息传播作为档案工作的一部分，属于社会公共事务的范畴。在社会治理“共建共享共治”理论核心的影响下，档案信息传播的主体将更加多元化，信息内容更加丰富，方式也由之前的单向直线型传播模式转向了双向互动型的传播模式，由之前基本遵循的拉斯维尔传播模式转向了施拉姆的反馈模型[17]。

　　二、与时俱进：社会治理视域下档案信息传播之“变”

　　(一)共建：传播主体“一元主体”到“多元参与”

　　以往档案信息传播的主体比较单一，多是以档案部门主导的信息传播，档案馆在档案信息传播过程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社会组织、公众等社会力量流于边缘，档案信息传播主体呈现出典型的一元化特征。社会治理理念强调多元参与，即活动过程中的主体多元，在此观念的影响下，档案信息传播主体由一元扩展成多元，强调社会多方的共同参与，政府、社会组织、私人组织以及社会公民都可以成为新的档案信息传播主体，改变档案部门“一家独大”的局面。“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公民社会是善治的现实基础”[18]，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档案部门就变成了“甩手掌柜”，档案部门应该在传播主体多元参与的变化中做好“把关人”的角色，这样既可以保证档案信息传播的专业性，又扩展了其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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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社会治理视域下档案信息传播之“变”与“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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