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摘要】随着全球人口和生产规模的扩大， 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面临着巨大挑战。 理论和实践表明资金和技术对环境污染治理具有重要作用， 但其影响机理和空间效应有待探讨。 从企业微观视角出发， 运用博弈论分析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理; 基于STIRPAT模型， 采用中国2005 ～ 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展开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重污染地区高度集聚; 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虽增加了当地环境压力， 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邻域环境质量; 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当地环境压力， 有效遏制了领域环境污染; 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存在倒U形关系， 证实了EKC假说。 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并提出加强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建议：充分考虑污染的空间相关性; 加快构建绿色金融体系; 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加强绿色环保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推广。

　　【关键词】金融发展;技术创新;环境污染;影响机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延续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 然而， 随着全球人口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财富总量在快速增长的同时， 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来的研究， 全世界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水资源匮乏地区， 并且地下水污染的加剧给这些人的生活用水带来了极大困扰。 2018年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温室气体公报》指出， 2016年全球二氧化碳平均浓度达到百万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将会导致海平面上升20米、全球气温上升3度的可怕后果。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 各国政府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大发展经济体， 承担着环境保护的重要责任。 几十年来， 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然而高速经济增长是以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和资源的过度消耗为代价， 我国迫切需要加快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2017年我国的政府文件中明确提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和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理念目标， 希望通过加大对环保技术的资金投入和研发投入， 借助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力量来遏制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的趋势。 因此， 探讨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的生态效应对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目前， 国内外学者主要依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以及环境压力模型， 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技术创新、政府规制、外商直接投资等视角对环境污染展开了大量研究。 随着各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 为了便于量化研究生态环境压力的影响因素， Paul和John[1] 基于社会、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提出了IPAT模型， 即I=P×A×T， 将生态环境影响I看作人口数量P、技术创新T和经济发展水平A的函数。 研究认为， 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增长速度过快导致各省范围内的人均耕地面积严重不足， 最终由于环境压力带来人口生态问题; 地区经济发展对于工业的依赖性以及随着工业化程度加深而排放的大量污染物， 对区域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 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地降低企业污染物排放量。

　　由于IPAT方程假定各因素与环境污染是同比例变动， 针对这一缺陷York等[2] 提出了IPAT方程的随机形式I=a×Pb×Ac×Tde， 即STIRPAT模型。 这一模型不仅可以检验人口、经济、技术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弹性系数， 还可以扩展影响因素。 有别于IPAT方程中经济发展增加环境污染的观点， 1991年Grossman和Krueger[3] 实证分析了美国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认为二者关系呈倒U型， 即环境压力会先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上升， 继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又缓慢下降。 1993年， Panayotou[4] 基于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将环境压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称作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主流解释为， 经济发展的规模、技术及结构效应共同作用使得环境压力随着经济发展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

　　针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解释， 学术界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相关学者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 部分研究证实了倒U型关系的存在。 例如， 张祥、李丽[5] 以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研究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具有显著的倒U型关系。 然而， Shafik[6] 的研究表明， 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之间并非呈现倒U型关系而是单调上升的线性关系。 Poon等[7] 通过对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实证研究表明， 二者呈现较明显的三次方型关系。 李斌、曹万林[8] 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检验， 发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存在脱钩效应。

　　在产业层面， 大部分学者基于EKC理论分析了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压力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 一方面， Shandra和Shor[9] 、Cherniwchan[10] 、Bruvoll和Medin[11] 等认为产业结构优化无法降低环境压力; 另一方面， 有学者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 如Shafik[6] 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污染物治理方面存在着积极的作用， 因为第三产业对于第二产业的代替可以有效地减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 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验证研究中， 部分学者还重点关注了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例如， Pao和Tsai[12] 利用金砖四国1980 ～ 2007年的数据研究发现， FDI能够促进东道国的碳排放量。 基于1985 ～ 2006年11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 Shahbaz等[13] 研究表明， 人均FDI與人均碳排放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除此之外， 梁平汉、高楠[14] 通过分析2004 ～ 2011年我国287个城市市长和城市的匹配数据， 认为地方领导人事变动可以有效遏制环境污染。 从最优契约设计的角度， 李国平、张文彬[15] 分析了地方政府的最优环境规制， 认为保持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部门的独立性能够有效发挥政府环境规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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