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与制约因素

　　摘要：选用合适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采用兼具横向和纵向可比性的综合评价方法，对各省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状进行了综合评价与对比分析。通过构建空间面板主成分回归模型还原得到真实回归系数，对各省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与制约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2010-2018年期间，每个省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均有明显提高，但处于高水平和较高水平区间的省份大部分来自东部沿海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经济实力、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投入力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公共财政支出占比的提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不利的影响;财政分权、基础设施水平、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力度、金融规模和引进吸收经费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方法;驱动因素;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常态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项目批准号：19ATJ00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周国富，男，湖南石门人，经济学博士，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国民经济统计分析、区域协

　　调发展。

　　吴迪，女，河北唐山人，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民经济统计分析。

　　王晓宇，女，河北石家庄人，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研究方向：国民经济统计分析。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以来，学者对于什么样的发展才是高质量发展[1-2]、如何从统计上测度高质量发展[3-4]、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来推动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5-7]等进行了深入讨论，但对驱动或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实证检验的文献非常少。而且由于很多学者设计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指标设计方面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8-12]，或所采用的评价方法不具有纵向可比性，导致对各省区或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结果不具有广泛的横向和纵向可比性，人们无法在其基础上展开更深入的实证研究。比较而言，周国富、王晓宇等[4]在系统考察高质量发展核心内涵的基础上，从创新能力、结构优化、金融稳健、绿色发展和民生福祉五个维度构建的由三个层级、共计69个指标组成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是客观的相对指标或平均指标，既充分利用了现有的官方统计资料，又具有广泛的横向可比性。同时，他们采用的综合评价方法还能满足不同年份纵向对比的需要，克服了上述文献存在的缺陷。此外，该指标体系中每个指标的选取都紧紧围绕衡量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研究目标，具有明确的导向性。

　　为了使各省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与制约因素的实证研究建立在客观、可信的综合评价结果基础之上，本文首先采用《新常态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及测度方法研究》一文中构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其相关的综合评价方法，对各省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和空间分布做全方位的考察。其次，通过选择合适的计量模型方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和制约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再次，根据实证分析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各省区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和空间分布

　　一项综合评价要得到客观可信的评价结果，除了要有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外，还要保证综合评价结果具有广泛的横向和纵向可比性。就本文而言，所得到的各省区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不仅要在各省区之间可比，而且在各年份之间也要具有可比性。这涉及综合评价方法的选取，包括如何对各评价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及如何确定权重，但是有些文献往往只注重权重的确定，而忽视了无量纲化结果需同时具备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的可比性。

　　为使各省区同一评价指标的无量纲化结果不仅在各省区之间具有横向可比性，同时在不同年份之间也具有纵向可比性，本文采用《新常态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及测度方法研究》一文所推荐的相对分值法，即仍以2017年各评价指标的全国平均水平作为标准值，计算各省区各年的相对分值。其中，对于逆指标和适度指标，分别采用相应的相对分值计算公式进行正向化处理。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每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并用各指标的权重对每个省区某一年各指标的相对分值加权算术平均，得到該省区该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得分。其他年份以此类推。由于各年各省区的同一评价指标都与同一标准值进行对比，这就保证了所得到的相对分值及其加权后的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在各省区之间、各年份之间均具有可比性。

　　利用上述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方法，我们测算了各省区(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2010-2018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限于篇幅，这里仅给出2010年和2018年各省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的空间分布(见图1)。

　　需要说明的是，在绘制图1时，考虑到不同年份综合得分分级的可比性，我们首先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2018年各省区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得分分为六个区间。其中，第一个区间代表缺失值(如西藏和港澳台)，然后将2010年各省区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得分也按上述六个区间分组，借此观察各省区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的空间分布及其动态变化。为了便于表述，我们将除缺失值以外的五个区间依次简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低水平、较低水平、中等水平、较高水平、高水平区间。

　　可以看出，相对于2018年，2010年只有北京和上海的经济发展质量分别处于高水平区间和较高水平区间;广东、江苏和天津的经济发展质量处于中等水平。除以上省份外，另有6个省份处于较低水平区间，分别是青海、福建、浙江、山西、陕西和重庆。其余的19个省份则全部位于低水平区间，其中8个来自西部地区(甘肃、宁夏、贵州、广西、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3个来自东北地区，5个来自中部地区，另有3个来自东部地区。到了2018年，可以明显地看出各省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得分有了明显提高。其中，处于高水平区间的省份增加至2个，分别是北京、上海;处于较高水平区间的省份增加至5个(广东、青海、浙江、江苏和天津);另有6个省份处于中等水平区间(重庆、福建、山西、陕西、辽宁和湖北);10个省份处于较低水平区间，其中3个来自东部，4个来自中部，2个来自西部，1个来自东北;而位于低水平区间的省份减少至7个，其中东北1个(黑龙江)、西部6个(内蒙古、贵州、广西、甘肃、云南、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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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与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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