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及调控对策

　　摘 要：浙江省猪肉价格在近二十年间呈现平缓上涨的总趋势，并伴随一定的波动且呈现出季节性及不规则性。影响猪肉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有来自供给方面的因素，包括饲料成本、仔猪价格、养殖户对猪肉价格的预期等;也有来自需求方面的因素，包括替代品价格变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等。为使猪肉价格稳定，可以在促进规模化生猪生产、合理规划生猪养殖地、完善疫病防治体系、减少流通环节、规范猪肉供应等方面采取调控措施。

　　关键词：猪肉价格波动;影响因素;调控对策

　　猪肉作为浙江省畜牧业产品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价格的波动直接关系到养殖者的收入，影响消费者的选择，更关乎浙江省生猪产业的平稳运行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研究浙江省猪肉价格波动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也有利于政府对农业精准调控，完善农业政策，对推动浙江省经济的平稳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国内有众多学者对于猪肉价格波动机理及影响因素有诸多研究。从内部因素来看，国内学者中，辛贤等(1998)认为，各类猪肉替代品的价格与猪肉价格呈同方向变动，而生猪生产者的价格预期、生猪出栏率和风险因素与猪肉价格的变动方向相反[1]。李秉龙、何秋红(2007)认为，投入品价格、生产者预期和替代品价格是影响我国猪肉价格短期波动的主要原因[2]。而陈晓暾等(2018)认为，玉米价格变化率对猪肉价格变化率的影响较为显著[3]。乔浪等(2019)证实，猪肉产量、存栏量和出栏猪肉等供给因素与猪肉价格呈负相关关系，而居民消费水平、牛肉和鸡肉价格等需求因素与猪肉价格呈正相关关系[4]。国外学者对此也进行了诸多研究，如Futrell(1978)研究了1950—1986 年的美国生猪市场，认为美国的生猪生产有明显的周期性，周期平均为4.5 年[5]。M.T.Holt(2006)认为，美国的谷物价格与猪肉价格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6]。本文以浙江省猪肉价格在近20年间呈现的价格波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影响猪肉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并以稳定猪肉价格为目的，多角度提出可采取的调控政策。

　　一、浙江省猪肉价格波动分析

　　(一)浙江省猪肉价格波动概况

　　2000年至今，随着浙江省生猪产业的持续发展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猪肉价格呈现波动增长的趋势见图1。总体来看，近20年间各次波动的增长幅度大于下降幅度，且基于不同原因和环境，各个周期的波动程度和波动持续时间有所不同。

　　从经济角度来看，浙江省猪肉价格的长期上升趋势较为合理，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主要是由于近20年来浙江省经济迅速发展，人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上涨，养殖业技术升级等综合因素。而波动性主要源于生猪养殖业的生产周期性，由信息不及时、不对称导致的生产者决策滞后性，养殖业规模化程度不高，以及其他实时因素，如疫情、自然灾害等[7]。根据图1中浙江省与全国猪肉价格的对比，可见两者关联密切，走势基本一致。但在2012年之后，相较全国价格水平，浙江省猪肉价格明显偏高，说明浙江省猪肉的市场竞争力有所下降，这也是日后政策调整需要关注的方面。

　　(二)基于季节调整模型的浙江省猪肉价格波动分析

　　下面以浙江省2000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月度猪肉价格为研究数据，其中2001—2017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畜牧兽医年鉴》，2000年和2018年数据来自中国畜牧业信息网。本节运用Eviews10.0，采用X-12季节调整法，对上述数据进行了季节调整，具体结果见下图。

　　图2反映浙江省猪肉价格季节波动趋势的季节因子序列示意图。从图2可知，由于实时性因素，不同年份的浙江省猪肉价格季节波动幅度不同，但总体上呈现出相似的季节波动特征，即每个年度内价格呈V型变化，年初猪肉价格较高，3月后价格开始下降，在年中达到全年价格最低值，随后逐渐回升。这一特征符合浙江省实际情況和居民消费习惯，冬季浙江较为寒冷，且春节等节庆日也会增加对肉类食品的需求，引起猪肉价格上涨;而夏季炎热，居民会减少肉类消费，导致价格下跌。

　　图3反映浙江省猪肉价格不规则波动的随机成分示意图。总体而言，浙江省猪肉价格随机成分波动程度较小，但在2003—2004年、2007年、2013年以及2018年出现了较明显的波动。2003—2004年的异常波动主要由于“非典”疫情和禽流感扩散;而2007年猪蓝耳病的大范围爆发、2013年黄浦江流域内死猪漂浮事件，以及2018年非洲猪瘟、中美贸易战等分别构成各个年度主要随机成分。

　　二、浙江省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供给方面的因素

　　1.玉米、豆粕等饲料成本。生猪养殖成本直接影响猪肉价格水平的高低，而玉米、豆粕等饲料成本又是生猪养殖成本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8年浙江省各规模生猪养殖中精饲料费平均占总费用的60.72%。可见，饲料成本是猪肉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2.仔猪价格。仔猪通常指从出生到70日龄左右的猪，其价格是生猪生产成本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仔猪价格的上涨会直接导致生猪生产成本增长。另外，免疫力低下的仔猪病变死亡率较高，如仔猪腹泻、猪蓝耳病、猪瘟等会引起母猪难产、仔猪死亡，从而影响出栏率高低和后续存栏水平，进一步影响生猪价格。

　　3.养殖户对猪肉价格的预期。养殖户作为理性人，只有在养殖生猪具有利润空间时，他们才会投入生产。而养殖户的预期价格影响着其对成本收益的评估，进而影响其生产决策，因此影响生猪的供给和价格。同时，猪肉价格的上涨也会拉动预期价格的上涨，刺激生产积极性并扩大养殖规模。因此，养殖户的预期价格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猪肉市场价格变动。

　　(二)需求方面的因素

　　1.替代品价格变动。猪肉是浙江省传统肉类消费品之一。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商品市场的完善以及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肉类食品的选择越发多样化，消费者对肉质安全和品质有更高要求，对鸡、牛、羊肉等的消费量也在不断增长，替代效应越发显著，进而引起猪肉价格变动。根据经济学中替代效应原理，猪肉需求与其替代品价格的需求交叉价格弹性大于零，即消费者对猪肉的需求会随着猪肉替代品价格的上升而增加，在供给不变的条件下，猪肉价格将上涨;反之，鸡或牛羊肉价格的下降将减少对猪肉的需求，从而拉低猪肉价格。

　　2.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根据需求收入弹性原理，在平均收入水平较低时，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消费能力随之提高，居民对猪肉这类需求收入弹性大于0的正常品的需求也会上升。但收入增长对猪肉消费量增加的作用将随着居民收入进一步提高而减弱，高收入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较高，从而其对猪肉的消费量逐渐趋于稳定，甚至减少。

　　(三)自然和宏观政策因素

　　1.疫情和自然灾害风险。生猪养殖作为典型的畜牧生产，极易受到突发疫病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其中，疫病从供求两个方面引起猪肉价格波动，它不仅影响当期生猪的存、出栏率，改变养殖户的预期收益，更会导致消费者恐慌，大幅减少对猪肉的需求。而自然灾害会带来如破坏养猪场地、威胁生猪生命安全等的严重的经济和安全损失，打击生产者积极性。如2013年夏季，由于40℃以上的极端高温天气，根据《中国畜牧兽医年鉴》，浙江省各地因高温干旱致死的生猪近5万头，造成超1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影响全省畜牧业发展。

　　2.宏观政策变动和调整。政策变动从多个环节影响猪肉价格。如生猪良种补贴政策、母猪保险政策等的完善能保障养殖者稳定生产，提升出栏率，调动养殖户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市场供给，进而调节猪肉价格。而环境整治政策通过关停不合格养殖场、划定禁养区等措施影响短期内生猪生产，亦会引起价格变动。

　　3.其他。影响猪肉价格的其他因素包括居民消费习惯、饮食结构的变化、猪肉质量安全、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等。其中人口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消费者增加，从而增加对猪肉的需求;而人口结构的变化包括年龄结构变化和城乡人口比例变化，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消费更多肉类食品，而青年比老年居民对肉类的需求更高。总而言之，猪肉价格的影响因素中既存在经济、社会因素，也包括各种宏观、微观因素，它们共同影响着猪肉价格的波动。

　　三、促进浙江省猪肉价格稳定的调控对策

　　第一，提高生猪饲养的规模化程度。在生猪养殖中，散养模式的饲养方式效率较为低下，且由于资金、人员、技术的限制，其基础设施和饲养技术通常较为落后。在面对疫病、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或市场异常波动时，散养户抗风险能力低下，极易遭受损失，进而影响市场稳定。虽然近年来浙江省生猪散养户有所减少，但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存在。因此，提高生猪饲养的规模化程度是稳定猪肉价格过程中重要的一环。首先，规模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规模化生产，提高生产水平和效率，并能通过统一采购有效降低成本，形成规模经济;其次，高产能的规模化养殖具有良好的风险承担能力，生猪生产的连续性有效保障市场供应。另外，规模养殖能提高政策落实和政府监管的效率，有利于政策的及时下达、落实，充分发挥调控作用。

　　第二，合理规划生猪养殖用地。在政府严控环保、环保治理常态化的背景下，大量不达标养殖场关停，浙江省猪肉生产的空间条件受到较大限制，产能恢复缓慢，浙江省生猪自给率低下。因此，在保证绿色发展的前提下，应合理规划禁养区，制定畜牧业用地规划，以保障充足的生猪养殖用地，稳定浙江省内生猪供给，从而稳定猪价。

　　第三，完善疫病防治体系。畜产品疫病是当前我国养猪业发展最大的瓶颈，它会直接影响生猪供求，并引起畜产品价格反复跌涨[8]，因此不断完善生猪疫病防治体系非常重要。利用互联网技术，完善生猪疾病监测体系，加强信息公开流通，跟踪监测疫情情况，及时启动响应措施。推广标准化养殖场，实现生猪健康养殖，增强生猪免疫力，健全猪肉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以促进浙江省猪肉产业良性发展。

　　第四，減少流通环节，提高流通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流通环节，以建立生产和消费直接对接的市场机制，提高流通效率。发展集生猪养殖、屠宰、精深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大企业，以推动生猪养殖户及其上、下游企业在内的产业链纵向整合。这种关系紧密的生产体系有利于减少定价环节和市场主体，拉近产销距离，实现价格公正、稳定。

　　第五，规范猪肉供应。完善猪肉供应链，强化批发市场与零售市场的直接联系;规范各大猪肉供应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猪肉市场供应的管理与整顿，建设安全、健康的市场环境，如发展大中型屠宰场、超市、专卖店等相对高端的销售主体，以及加强(下转155页)(上接6页)畜产品检疫以保障食品安全[9]，为猪肉销售提供良好的交易平台。

　　第六，建设地方特色猪肉品牌。在猪肉市场逐步成熟、产品差异日渐缩小的趋势下，猪肉产品的品牌化建设尤为重要。以龙头企业为主力，推广如金华“两头乌”、嘉兴黑猪、嵊县花猪、兰溪花猪、丽水碧湖猪等浙江省特色猪肉品牌将有利于优化养殖品种结构，细化猪肉产品市场，满足消费者对品牌猪肉产品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从而增强浙江猪肉产品在全国销售市场的竞争力。形成品牌效应的差异化产品将进一步促进产业规模的扩大和产品价值的提升，稳定猪肉价格。

　　参考文献：

　　[1] 辛贤，谭向勇.中国生猪和猪肉价格波动因素测定[J].中国农村经济，1999，(5)：28-34.

　　[2] 李秉龙，何秋红.中国猪肉价格短期波动及其原因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7，(10)：18-21.

　　[3] 陈晓暾，李佳妮.玉米和猪肉价格波动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8，(4)：93-96.

　　[4] 乔浪，郭新宇，彭程.基于多维关联规则的猪肉价格波动原因分析[J].江苏农业科学，2019，(11)：332-335.

　　[5] Futrell G.A.，Grimes G..Understanding Hog Production and Price Cycles.West Lafayette，Indiana，1978.

　　[6] Holt M.T.，Craig L.A..Nonlinear Dynamics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U.S.Hog—Corn Cycle：A Time-Varying STAR Approach.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6，(1)：215-233.

　　[7] 周建民.淺析猪周期形成的原因及熨平波动之策[J].河南畜牧兽医：市场版，2018，(6)：22-23.

　　[8] 陈甜，肖海峰.我国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的原因及其稳定机制[J].农村经济，2014，(9)：35-38.

　　[9] 胡向东，石自忠，王祖力.我国生猪和猪肉流通现状研究[J].中国畜牧杂志，2013，(12)：17-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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