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能源的中国经济要素再配置效应

　　摘要：通过将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分解为主要考虑产业技术进步的内部增长效应和资本、劳动、能源要素在部门间流动形成的要素再配置效应，文章以23个细分产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多部门增长核算法验证了2005—2017年间资本、劳动、能源要素的“结构红利假说”，得出以下结论：①以各行业技术进步为代表的内部增长效应仍为整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②资本要素的再配置效应由“结构负利”向“结构红利”转变;③劳动要素的再配置效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表现出从“结构红利”转变为“结构负利”的趋势;④能源要素的再配置效应逐渐显现，由“结构负利”向“结构红利”转变。基于研究结果，认为除了重视全社会各行业的技术进步，更要重视要素流动的效率;由于市场不完善和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要素配置扭曲會部分抵消技术进步的作用，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

　　针对资本、劳动和能源的要素再配置，提出以下建议：①资本要素的再配置应综合考虑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资本配置，在提高资本产出弹性的同时增加资本的配置效率;②劳动力的配置不能仅局限于三次产业层面，还应重视产业内部的边际产出差异;③能源要素的再配置要重视工业内部各行业间的能源产出弹性，避免能源的低效配置;加速淘汰高耗能重污染行业，推动低能耗产业的发展，以提高能源配置效应的方式助力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

　　关键词：结构红利;要素再配置;全要素生产率;能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将“高质量”作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泉之一来自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on，TFP)的提高。TFP又称为广义技术进步，实际上反映的是生产过程中无法被定量衡量的那些因素的贡献，这些因素包括技术、制度、企业家才能、人力资本、规模报酬、产业结构与要素配置、对外开放度等。提高TFP，实际上就是通过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结构性改革、扩大开放等等，来提高可以定量衡量的各种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通过促进要素的流动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使要素配置到要素生产率高的行业，从而促进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十九大报告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纳为六大战略举措之首，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变化、要素再配置效应愈发受到重视。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与经济结构升级成为我国在新常态背景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很多学者研究了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4]，并没有将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没有研究要素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有一些学者在研究要素配置时，只纳入资本与劳动要素[5-13]，忽略了能源作为投入要素对生产率的贡献。实际上，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愈发重要甚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能忽略。目前也有涉及能源要素配置效应的研究，但普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使用偏离份额法分析能源单要素的配置效应[14-15]，没有考虑资本、劳动和能源要素的协同作用;二是虽然综合考虑了资本、劳动和能源要素，但是没有将能源要素单独分离出来[16]。同时不管有没有纳入能源要素，很多文献将整体经济分解为三次产业[4，7，11]，没有考虑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内部各行业间的要素流动。也有文献将工业[8]、制造业[6]和高技术行业[13]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没有考虑工业和非工业部门间的要素流动。

　　本研究通过构建一个纳入能源要素的多部门生产核算框架，将三次产业分解为23个细分产业，既覆盖了经济整体又将工业进一步分解;将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分解为主要考虑产业技术进步的内部增长效应和资本、劳动、能源要素在部门间流动形成的要素再配置效应，既同时考虑了资本、劳动和能源要素配置的协同作用，又将三种要素的再配置效应单独分离出来，以检验中国资本、劳动和能源要素的“结构红利”是否存在，并为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要素有效配置方面的建议，以释放更多的结构红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1理论综述

　　1.1结构红利假说

　　自20世纪50年代，产业结构调整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引起了学者的广泛注意，一般认为产业结构依托生产要素流动而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经济增长。Chomme等[17]认为，由于各部门劳动生产率不同，劳动力要素将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向中等生产率的工业部门，再转向高生产率的商业部门。Lewis[18]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阐述了劳动力要素将从农业部门转移至非农业部门，直至二者的劳动力边际报酬相等，二元经济将合成一元经济。二者均表达了要素流动导致产业结构变动的思想。Chenery等[19]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就，一国的经济结构将呈现一次产业比重逐渐下降，二三产业比重逐渐上升的趋势。Kuznet[20]指出，结构变化的两个主要原因是部门间需求收入弹性和技术进步影响的差异。至于结构变化对整体经济的影响，Baumol等[21]通过研究美国战后各部门经济发现，各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很不相同，结构变化是长期性的并且与生产率增长息息相关。

　　在以上学者的基础上，更多学者对要素配置和结构变化进行研究。其中，Timmer等[22]首次提出“结构红利”的概念：资源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产业或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或部门转移，整体经济的要素生产率将会提高。结构红利即要素从低产出弹性的行业向高产出弹性的行业转移。由于能源环境问题愈发严重，结构红利的概念中纳入了能源要素，认为能源要素向能源生产率更高的部门流动，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称为“能源要素的结构红利”。

　　1.2验证结构红利假说的研究方法

　　综上所述，结构红利假说基于以下理论假设：由于不同产业的要素生产率不同，要素生产率高的产业其要素的边际收益高，吸引要素不断流入;要素生产率低的产业其要素不断流出，引致产业结构的变动，而且要素流动的结果会导致整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由于现实中有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等各种障碍，要素的流动不一定符合结构红利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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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考虑能源的中国经济要素再配置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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