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中资本与劳动力的再配置结构效应

　　内容提要：在经济发展中，生产要素的再配置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构成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本文对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产业结构理论去工业化阶段分析的不足进行补充，测算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9个样本国家经济增长中劳动力和资本的再配置效应，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完整的工业化和去工业化进程的要素再配置结构效应模型。研究发现：(1)在工业化阶段，再配置效应的变化趋势与钱纳里和赛尔奎因所构建的变化模式一致，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出现了再配置效应逐渐上升的情况，并且劳动力再配置效应远高于资本的再配置效应。(2)在去工业化阶段，要素再配置效应出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但再配置效应依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这一阶段中，资本的再配置效应超越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成为了再配置效应的主体。(3)现代发达服务经济体中，产业结构基本稳定，要素再配置效应的来源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增量结构的变化，此时资本的结构变化更有效率。

　　关键词：结构效应;要素再配置;资本再配置效应;劳动力再配置效應;全要素生产率

　　作者：蒋程虹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速开始逐渐放缓，不仅对收入、就业等方面有所影响，以往存在的经济结构非均衡问题更加凸显。对于我国而言，增速的下滑不仅包含了要素投入的下滑，背后更是有着结构性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提升资源要素的使用效率，提高经济效率。特别是近年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这一消失很难逆转。面对要素投入的不足，《决定》的提出就是要优化现有的要素配置体系，发挥要素的再配置效应，挖掘经济的增长潜力。

　　在现实经济中，产业与产业间的生产效率存在差异，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通过对资源的再配置也能提高产出。所以，改善资源的配置也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这一观点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得到了证明。改革开放后，我国通过制度改革逐渐建立起了市场经济制度，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力的再配置极大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在对经济增长中资源再配置的研究中，钱纳里和赛尔奎因[1]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和系统性，得出了随着工业化深入，结构效应也随着总体经济增长加速而加速的结论。但是由于其研究的时间段处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其结构理论研究并不包含去工业化阶段的结构效应，这是其理论的不足之处。

　　所以，本文在钱纳里和赛尔奎因的研究基础上，对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印度和中国9个样本国家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资本和劳动力配置的结构效应进行了测算，对钱纳里和赛尔奎因研究中的不足进行补充，以此为我国调整产业结构提供经验。

　　二、文献评述

　　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威廉·配第的产业结构理论，在经过了两百年的沉寂后，20世纪50年代之后克拉克的研究重新将结构变化纳入经济增长的研究中。特别是Clark[2]将三次产业分类的概念引进产业结构的研究中，之后大量的学者都以三次产业分类进行了产业结构变化的研究。在近代结构主义中，以钱纳里[1]和库兹涅茨[3]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们认为现实经济是非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如果资本和劳动由生产率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那么即使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也增加了产出。

　　钱纳里和赛尔奎因[1]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使用了结构变化和要素重置等概念，这些都成为了现代要素再配置结构效应研究的基础。此外，他们还构建了工业化进程中结构变化的一般形式，结构效应随着工业化的深入也经历了先增长后下降的变化趋势，但是其研究阶段仅限于二战后和70年代之间，没有包含去工业化和后工业化阶段结构效应的研究。库兹涅茨[3]指出产业结构变迁是经济增长的特点，是经济增长速度和方向的体现。在他的研究中，他指出了决定产业结构变迁的决定性因素，那就是技术革新、国内收入需求弹性和基于国际贸易比较优势转移的选择机制。所以，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Peneder[4]认为由于技术进步和主导产业的依次更替使得资本和劳动等要素发生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从而带动社会生产率的提高。

　　从近年来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如Dietrich和Krüger[5]用德国1850-2001年的三次产业数据证实了结构效应的作用。Vries等[6]通过修订的偏离份额法对亚洲、拉美和部分非洲国家结构效应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做了研究，指出结构变化对所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提升都有显著的影响，其中静态结构效应的影响都为正，且较为显著，动态结构效应则大多为负数。 Singh[7]在对韩国的研究中发现，韩国制造业在20世纪70年代，结构变化所产生的结构效应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8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结构变化反而拖累了生产率的上升。但是，也有研究认为，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影响。Timmer等[8]探讨了结构变化对亚洲四小龙国家1963-1993年间制造业部门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对总生产率增长方面的作用。最终结果显示，用劳动和资本测算的结构效应在增长中的作用并不显著。

　　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对要素再配置结构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资源再配置结构效应上，研究的样本主要以中国的国家数据或者省市数据为基础，大多都得出了要素再配置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结论，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影响。[9-13]但是就效应变化的趋势上，学者们产生了分歧。蔡跃洲和付一夫[9]对我国1978-2014年经济增长的来源进行了测算，发现经济增长中有1/3来自技术水平的提升，再配置效应只占了技术进步的1/5，在2005年之后再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升，支撑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刘伟和张辉[10]则认为产业再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李国璋和谢艳丽[11]在偏离-份额法进行测算过之后，使用了塞尔奎因分解式进行分析测算。他们都得出了我国再配置效应正在不断消退的结论。尹恒和李世刚[12]则使用企业数据测算了工业部门中存在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即便释放配置效率改善空间的一半都能推动每年3.85%的经济增长。除了支持我国存在再配置结构效应的研究之外，也有部分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要素再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存在。如李小平等[13]使用拓展的偏离份额法分析了我国1998-2004年省际的劳动力转移和资本流动情况，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中再配置效应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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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经济增长中资本与劳动力的再配置结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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