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时期的藩王赏赐与国家财政

　　关键词：弘治时期;孝宗;藩王赏赐;国家财政

　　摘 要：明弘治时期对藩王赏赐数量之大，是前几朝所罕见的。赏赐的内容大体上有土地、盐引、课钞、之国费用及王府修建费用等。这些活动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被大量侵夺。针对藩王赏赐产生的财政问题，明廷想出一些办法和措施给予补救，但从整体上看，这些措施收效不大，藩王赏赐的后果已是积重难返。因此，弘治时期是明代国家财政状况恶化的重要转折点。藩王赏赐活动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尤其是财政问题，是国家隐患和社会危机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弘治中兴”的说法实际上很难成立。

　　明代的藩王是一個特殊的寄生集团，其生活来源几乎完全依靠国家供给。[1]虽然弘治以前这个集团也曾得到大量的赏赐，但弘治时期1对藩王的赏赐，总体上比前一时期大为增加，表现为孝宗大量赐与藩王土地、盐引、税课钞以及修府造坟的费用，加上部分亲王之国的高额费用，数量之大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藩王集团尤其是孝宗的亲兄弟们总体收入增加了不少，国家的财政收入却因此而减少了。为地方藩王的赏赐支出较多的省份，首先受到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国家财政的压力随着土地、盐引、课钞的流失而增加，引起了官僚士大夫们的不满和担忧。

　　但孝宗几乎完全不顾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压力，不顾大臣们的反对，顽固地坚持把国家控制下的土地、盐引等大量赏给藩王，尤其是他的亲兄弟们，名义上是奉行传统的厚待亲王的“亲亲”之道，但实际上却是分割和掠夺了大量的国家财政收入。这同孝宗大量赏赐并加封外戚、支持并纵容宦官多方增加宫廷财政收入，具有相同的性质。孝宗大量赏赐藩王等等分割和掠夺国家财政收入的活动及其后果，反映出他本人“家天下”的理念和明帝国的私有性质，同时也反映出“弘治中兴”1不过是官方的粉饰之词。与史学界对明代前期、后期的研究相比，对明代中期尤其是弘治朝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对这一时期财政问题的研究同样较为薄弱。本文试图从藩王赏赐的角度来探讨弘治时期的财政危机。

　　一、土地与盐引是赏赐藩王的大宗

　　(一)土地的赏赐

　　弘治时期，赏赐藩王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土地，赏赐的次数和面积都大大超过前朝。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一月，孝宗赏给辽府镇国将军“当阳县孔家湾洲地一段”[2]卷6，99。弘治三年闰九月，赐与“淳安大长公主饶阳县庄田一百六十顷有奇，赐秀府顺义郡主永清县庄田二十七顷”[2]卷43，884。弘治五年二月，赐与益王“望军台地二百顷”[2]卷60，1 158。同年九月，又赐与秀府顺义郡主东安县地二十七顷。[2]卷67，1 282弘治七年四月，孝宗的兄弟衡王上奏，“以前赐丰润县庄田有不堪耕种者”，孝宗于是下令“于余田内再拨一百五十顷给之”[2]卷87，1 620。同年九月，孝宗下令将“郢、梁二王香火田地四百四十九顷先属襄府带管者，改属兴府带管”，兴府即兴王府，也是孝宗一个亲兄弟的王府，带管同赐地差不多，这样兴府一次就得到了近五百顷土地。

　　弘治十年五月，“户部奏先赐寿王永清县庄地五百五十余顷，乃牧马草场地，今王已辞归于官，请给以涿州等处空地五百四十余顷，从之”，可见寿王辞还多少地，朝廷就补赐多少地。[2]卷125，2 228弘治十一年六月，“赐岐王德安府田三百顷”[2]卷138，2 401。同年十一月，“命以寿王辞涿州等处庄田赐泾王管业”[2]卷143，2 505，寿王辞还的庄田并未收归国有，而是为孝宗一转手赏给了另一个亲兄弟。弘治十二年六月，孝宗“命以衡州府蒸湘水等山场湖塘十处赐雍王，从其请也”[2]卷151，2 667。弘治十三年正月，“赐寿王四川保宁府田四百三十顷有奇”[2]卷158，2 837。弘治十三年二月，赐与兴王近湖淤地一千三百五十二顷，[2]卷159，2 862首次突破了赐地千顷的记录。

　　弘治十五年三月，赐与汝王河南获嘉辉县地二十六顷，赐与衡王“山东寿光潍县地一百一十四顷有奇”[2]卷185，3 407，弘治十六年七月，“命以歧王所遗德安府田地赐荣王管业”[2]卷201，3 740。这又是一个转手赏赐另一亲兄弟的事例。弘治十六年八年，“命郢、梁二府所遗庄田及清出起科地二十余顷，俱与兴王府为业”，等于将二王的部分土地遗产转赐给了兴王。[2]卷202，3 765弘治十七年十月，孝宗将“歧王所遗田赐寿王三百顷，荣王六百顷”[2]卷217，4 080。这次则是将歧王的土地遗产给了寿、荣二王，可見歧王原有的土地应为近千顷。地方藩王拥有如此数量的土地及其收入，是前几朝几乎没有的。

　　弘治中期，已经得到不少赐田的衡王“再奏乞前齐府所遗青州等府田，户部言此田先赐德王，今不宜更易，以起争端”。孝宗同意并下令“今后诸王府凡赐有庄田者不许再乞”[2]卷145，2 537。但这个诏令发出之后，许多藩王仍然请乞不断，孝宗也照样赐与土地。到了弘治十三年五月，五府六部等部门上奏：“天下各处空闲地土，多被王府并内外勋戚之家奏为庄田”[2]卷162，2 920。到了弘治末年，有人上奏，土地有定数，不可能再增加了，而宗室人口则不断增加，并且不断请求赐地，所有的费用“皆出于民，将来供用无穷，何以处分”?因此请求孝宗下令“宗支请求土地及一应出办于民者，俱杜绝之”，于是孝宗下令“各王府再不许分外陈乞田地课程等项”[2]卷212，3 991。此时藩王占田已相当多了，孝宗的话只是一纸空文。

　　不仅如此，孝宗还打破了以前的定例，批准王府在新赐与的土地上自行收税。这样不仅减少了国家的部分收入，同时也大大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原来此前赐与王府及内外勋戚的庄田已有定例，即每亩由官府征银三分，交足了王府应得的数量之后，其余部分归国家。当地百姓往往以这块土地上的剩余收入来支付官府的其他赋役。而一旦皇帝下令这块土地完全归王府“管业”，就意味着该地的全部收入都要归于王府，王府可以任意规定相当高的收税额，当地的百姓几乎没有剩余的土地收入来支付其他赋役，生活负担大大加重。

　　弘治十三年二月，孝宗赐与兴王近湖汙地一千三百五十多顷。户部尚书周经等人认为，这块土地上的“住种之人”有一千七百五十余户，“世代为业，虽未起科，然籍此以贴办税役，若归王府必生怨尤，今宜从轻，每户征杂粮二升，岁计二千七百二石，以补岁支不足之数”，但孝宗下令全部“与王管业”。周经等人据理力争，并进一步建议“乞将前地每岁所征杂粮内以一千石输府，则皇上亲亲仁民两得之矣”，孝宗仍不同意。周经等人甚至推测，如果此地完全归王府管辖，百姓很可能因为王府的逼迫而从贼造反，但孝宗还是顽固坚持自己的命令。[2]卷159，2 862-2 863

　　弘治十三年五月，五府六部等部门一齐上奏，其中“处庄田”一项即向孝宗建议，新赐与王府的庄田应该按照过去的定例，每亩征银三分，由当地官府收贮，业主即王府可差人来领取，但决不允许王府军校“违例自征”[2]卷，2 920。当年七月，户部在复议上述建议时，也认为这个办法“宜行之毋变”，但孝宗却对这个建议不置可否，[2]卷164，2 972-2 973很显然是在纵容王府自行征收赐地的租税。弘治十六年四月，户部奉命会同文武大臣及科道官员，“议上足国裕民之策十二事”，其中“均禁例”一项指出各王府不按每亩三分的定例征税，“有奏征五分或乞自收者，民不胜困”，因此重申并强调“宜令悉照旧制，每亩征银三分”，但孝宗将这一奏疏扣压了几个月才批示，“均禁例已有旨行”[2]卷198，3 667，实际上仍是没有明确的指示，还是找个借口继续纵容王府自行收税。各王府则凭借孝宗的纵容和庇护，从国家和百姓那里不断分割、掠夺了更多的土地收入。

　　(二)盐引的赏赐

　　弘治时期赏赐藩王的盐引，是仅次于赏赐藩王土地的重要内容，同样是分割国家财政收入以增加藩王收入的一项内容。弘治五年六月，孝宗赐给兴王两淮余盐每年一千引。[2]卷64，1 239同年十月，赐与歧王两淮余盐一万引，“助歧王婚礼之用”[2]卷168，1 293。弘治六年八月，赐与益王两淮余盐一万引，“以助婚礼之费”[2]卷79，1 511。弘治十二年九月，孝宗下令出售两淮余盐一万引，“以其价助泾王婚礼之用”[2]卷154，2 743。弘治十三年三月，赐予衡王两淮盐每年一千引。[2]卷160，2 870弘治十四年八月，孝宗又下令出售两淮盐一万引，拿这笔费用来资助申王婚礼之费。[2]卷178，3 268由此可见，上述藩王得到了高额的婚礼资助。

　　弘治十五年二月，“赐泾王食盐一千引，命两淮运司岁以价银一千二百两给之”[2]卷184，3 399。弘治十六年三月，“先是，命两淮运司岁给汝王食盐价银一千二百两，至是，运司以盐少不足变卖，王府久不得价，户部请于河南布政官库银内暂给三年之数，此后另议奏处。”孝宗同意。[2]卷197，3 635可见赏与藩王价银的办法，已使盐运司无法卖出足够的食盐来凑够价银了。弘治十七年二月，孝宗又赐与泾王府弘治十六年的食盐价银一千二百两，[2]卷208，3 872似乎已形成了一种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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