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内在经济动因

　　摘要：宋代海上丝路贸易勃兴和社会经济结构变迁是双向互动的历史过程。宋代“南重北轻”的经济格局、雄厚的制造实力以及领先世界的造船与航海技术为海上丝路的繁盛提供了物质支撑和内在动力。与海上丝路联系紧密的工商业文明在江南及东南地区茁壮成长，改变了10一13世纪中国不同文明的竞争格局：原来中原农耕文明与周边游牧文明之间的两强之争变为工商业文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三足鼎立。不同文明间的诸种竞争张力显示历史演进处于一个分叉路口。

　　关键词：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农商并重;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文明竞争

　　我國历史上的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早在两汉、三国时期已有零星记载，但其逐步兴盛则是晚唐以后的事情。汉唐时期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陆路，特别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行的。但晚唐以后，特别是两宋时期，在经济重心南移这一重大因素影响下，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日益成为对外交通、交流的主要通道，达致宋朝海上丝路贸易的极度繁荣。

　　然而国际贸易与国内经济之间是双向互动关系。宋朝特别是南宋手工业和商业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出口商品;反过来，繁盛的海上丝路贸易又刺激了宋代社会内部市场经济的不断成长，进而导致宋代经济结构发生某种“质”的变迁：经济结构由单一农业结构演化为农商并重的结构;商人阶层和手工业群体开始壮大，城市人口数量和经济意义明显增长;工商业文明在农耕文明肌体内快速成长。与海外开放市场联系紧密的工商业文明在宋代江南地区茁壮成长，其意义十分重大，此举彻底改变了10—13世纪中国不同文明的竞争格局：原来中原农耕文明与周边游牧文明之间的两强之争，现在变为工商业文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三足鼎立。

　　一、经济重心南移、经济结构变迁与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

　　对于海上丝绸之路在两宋时期蓬勃发展的原因，学界有三种说法比较流行。一是“陆丝”阻断说：10世纪以降，由于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的兴起和独立建国，遮断了中原内地通往中亚、西亚的陆上交通;特别是党项崛起并占据河西走廊后，中原与西域、大食(阿拉伯帝国)陆路贸易已掌握在西夏和辽朝手中。中原地区只好转而走上海洋发展路径，开发海上丝绸之路。二是技术推动说：晚唐及两宋时期，我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普遍用于远洋航行。这是促进海丝贸易的技术推动力。三是世界格局变动说：7世纪初阿拉伯半岛在伊斯兰旗帜下实现统一，哈里发大帝国(唐宋时称为“大食”)横空出世。默罕默德(570—632)原是商人出身，“大食”帝国从诞生之日起便有重商血统。随着大食的疆域扩大、人口膨胀和经济增长，再加上其地理位置处于波斯湾、地中海和印度洋之交汇处，阿拉伯商人开始成为沟通东西方的信使。

　　上述看法均有道理，并具有相当史实基础。如果放宽视野，思考更深层次的经济因素，就会发现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结构变迁、社会阶层变动以及不同文明的成长及竞争等一系列连锁反映，才是晚唐以降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交通及贸易勃兴的根本动因。

　　两宋时期，至迟到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即11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重心已经移至江南地区。晚唐以降，中原经济区在战祸蹂躏、垦殖过度、气候趋冷、黄河泛滥和水旱灾害频率上升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发展速率明显放缓;而淮河以南，特别是两浙、江东西和福建等路之经济发展速率明显加快，无论是粮食生产还是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无论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是手工业商业发展水平，江南及东南经济区已经全面超过中原经济区。不仅南方的人口、耕地已占宋朝辖境人口、耕地的2/3，而且来自南方的赋税收入也已经成为宋代财政的主要来源，“南重北轻”的经济格局已然成型。其显而易见的好处是，由于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更加靠近东南沿海港口而节省了运输和交易成本，为规模性海外贸易的成长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汉唐时期陆上丝路的运输方式依赖于骆驼商队，其特点是路远、时长、量小，只能以价高、量轻的奢侈品为主，与普通民众关系不大。而海上丝路运输工具是远洋海舶，载重量多在200吨以上，货运量大，运输成本大大降低，所以进出口商品扩大到一般民生用品，中外交通和贸易的性质已从原来的奢侈品贩运转变为规模性日用品贸易。两宋时期以手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商品生产能力即是这种规模贸易的支撑力量。

　　如所周知，宋代进口的“蕃货”，主要是以香料、药材、矿产和动植物初级产品为主，而输出品则是以手工制成品为主，尤以丝织品、瓷器为大宗出口商品，拥有足够雄厚的制造能力是宋代海外贸易实现规模经济的重要物质前提。据《宋会要辑稿》所载，宋初出口商品就有“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等数十种，其后日渐增多，至南宋可达二百种上下。具体材料不再征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其一是纺织品，有绢、帛、锦缎、五色茸(丝线)等蚕丝产品，还有蕉布、葛布、生苎布等麻织品;其二是陶瓷品，有碗、坛、瓮，罐、盆、钵等。为了扩大瓷器外销，福建泉州地区的瓷窑还专门生产特种瓷器以应外国需要;其三是金属及其制品，如铜钱、铁块(条)及铜器、金银饰品等;其四是日用品，有漆器、绢扇、针、梳、伞、席以及笔、墨、书籍等。此外还有粮食(主要是稻米)和副食品，如茶叶、糖、酒和干鲜水果。

　　从丝织品的生产来看，北宋时期黄河流域(含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东路)仍具相当实力，但自北宋中叶以降，丝织品生产重心开始向长江流域转移。特别是成都平原(含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以及江南地区(含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的丝织业，无论就数量还是质量看，均已远超中原地区。《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所载北宋中晚期全国丝织品的年租税额和上供额数据，可以视为“南重北轻”的确证(见表1)。

　　计量单位：“丝绵”为“万两”，其他为“刀匹”。

　　推荐阅读：《商业经济研究》创刊于1982年，是原国家商业部创办的国家一级商业经济类学术期刊，是我国商贸流通领域的重要学术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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