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关于乡村振兴实现路径探索的四个维度

　　摘 要：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这是新时代我国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三农问题、推进乡村发展的行动指南。其中清晰的表达了囊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层面的总体要求和一系列具有革命性的实施举措。全国各地乡村积极的探索，出现了一部分典型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实践成果，同时，也掀起了学界乡村振兴路径问题研究的热潮，并且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基于对相关研究的梳理，本文从乡村振兴主体、客体、介体和环体四个角度入手总结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三农问题;主体;产业

　　《农村经济与科技》(月刊)创刊于1990年，是由湖北省农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优秀农业科技研究性期刊。

　　关于乡村振兴实现的路径问题，自2017年十九大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后，对它的探索就如火如荼的展开了，学界各学者、专家纷纷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目前，已经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总体而言，学界关于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主要集中在主体、客体、介体和环体四个维度。

　　一、研究概况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于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研究也愈见丰盈。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为基本参考，概况如下：

　　(一)学科分类上看

　　主要涉及社会科学、哲学和人文科学、农业科学、经济管理科学等学科领域，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和论证了不同的乡村振兴路径，从各自专业视角出发共同致力于乡村振兴路径的探索。例如：社会科学领域中有王晓毅的《重建乡村生活 实现乡村振兴》等。传统人类学文化方面有陆益龙的《后乡土中国的治理与发展》、王建民的《人类学与乡村文化建设》。崭新的地理结构框架理论[1]角度下有朱晓阳的《乡村治理——从地势-生境视角》。中国艺术研究方向有李莉的《论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艺术人类学视角》。乡村教育领域有李振峰的《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教育和乡村文化的复兴之路》等。

　　(二)从成果形式上看

　　总体来讲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都表现为将乡村振兴同具体的视角、学科、领域和地区发展相结合进行微观分析和探讨。具体的脉络分为两条：第一，以乡村振兴为背景，对具体问题产生的启示，即乡村振兴道路本身蕴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表现和传递;第二，xxx助力乡村振兴，即通过具体的实践方向或者实施举措以及理念的提出丰富乡村振兴实现路径选择，如卢彩晨、李朝晖的《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要搞好涉农培训-关于涉农培训的调研报告》，龚晨的《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探论》等。

　　(三)从研究思路上看

　　1. 以“三农”问题的三个方面为框架逐步细化。“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因此许多学者从这三方面入手，具体阐述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哪些主体、如何培育和凝聚主体群，农业发展要遵循怎样的原则以及如何发展，农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如何齐头并进。

　　2. 以乡村振兴目标为体系逐个击破。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產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进行。学界部分学者将它转化成五个不同的生活范畴，分别表现了经济、生态、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夙愿，进而提出乡村振兴总体工程中各个领域实现发展的具体方案。

　　3. 以主体构成为线索逐个分析。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靠一己之力定然不可能完成，需要凝聚多方力量，因此必然需要多个主体参与。个别学者专门针对乡村振兴主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村民个体、村民集体、城市单位、社会组织、社会服务机构、政府等不同主体的特殊功能和助力作用。

　　4. 以动力来源为依据逐层剖析。所谓动力来源即以什么为推动力。学届从事物发展的内外因思路出发，分析了国家、社会需要在制度、法律、政策、资源等顶层设计方面提供必要的帮助;从基层来讲，指出乡村必须依靠自身主动、有效的承接外力，弘扬和挖掘乡村自身特色和潜力，进行自我锻造、自我创新、自我革命完成涅槃。

　　5. 以理论与实践为划分逐个展开。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解决我国现代化短板问题的引擎，我们必须要对其保持清醒的认识，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换言之，建成全面乡村振兴这项伟大的系统工程，离不开严谨的理论研究和科学的理论指导，同时，更需要可行的实践举措落地生根。部分学者看到了这一点，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向切入，研究探讨出乡村振兴实现的理论路径和实践路径。

　　二、乡村振兴主体维度

　　所谓乡村振兴的主体指的是“由谁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由谁进行乡村振兴实践活动”，实际上就是人的问题。这个主体包括村民、返乡人群、专业人才、社会组织以及国家政府。

　　乡村振兴的主导力在于乡村自身，那么本身处于这个群体的乡村人民必然是第一主体。吴理财教授指出，乡村振兴要“真正发挥乡村人民的主体性作用，切实激发乡村的活力和行动力”[2]。赵树凯研究员也指出要“尊重农民、…，要立足乡村、面向农民、尊重农民”[3]。但是在农民群体中，人们往往忽略了老人、妇女和儿童的主体力量，这一点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赵月枝认为实际上在许多地方“老年人是农业生产的中坚，是乡土文化的守望者和维系者”，乡村留守儿童有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妇女主体有较强的集体责任和义务感[4]。

　　除此之外，农民主体面临如何打造自身，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在卢彩晨和李朝晖的涉农培训调查报告中，他们指出可以通过“健全培训体系、改革培训模式、发挥品牌效应、办好职教中心、改革机制体制”[5]等具体的方案举措让农民有地方学、愿意学、方便学、向榜样学、专业地学、真真实实学;还有学者从中国乡村治理改革40年经验总结提出“大力培养懂管理、懂技术、会经营、有文化的新型职业农民”[6]，等等。

　　乡村振兴主体中有一部分来源于返乡人群。一些被人们批判的、从外返乡的所谓的“资本家”，我们应当辩证的去看待。正如赵月枝所说：这部人相较于农民群体“反而掌握了资本运作的技巧”，或者能够提供必要的资金和优质资源要素，再或者具备一定的“创业经验、经营管理经验”[4]等。所以对乡村来讲，这是一支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

　　乡村振兴必然要求一部分职业、专业技术人员作为先进的技术支撑，要让人才培养和输入与乡村振兴战略“对表”。因此，有学者表示涉农高校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8]满足乡村振兴的人才需求，为乡实施村振兴战略输入匹配的人次血液，打造真正的“三农”人才队伍;或者像张雅光教授提出的“培养和造就一批适应乡村振兴要求、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的各类农业农村人才”[8]。

　　乡村振兴主体中还包括一些社会组织。这一点，吴教授在他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社会建设应先行》一文中有特别提到，说应该“积极培育、发展各种社会性组织和草根组织，引导和规范各种血缘性、业缘性、地缘性组织”[2]，发挥他们的组织、管理、服务、发展功能，促进乡村社会建设;还有学者针对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做了专门的研究，指出社会组织可以作为丰富乡村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新的供给主体，“增加了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弹性和渠道”[9]，能够有效的参与到乡村振兴的有关项目中来。

　　乡村振兴实践涉猎的范围极其广泛，并且直接影响着城乡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等各项工作，因此需要国家进行宏观把握，各级政府、政治组织和自治机构中观落实，进而形成强大的合理共同促进乡村振兴。于建嵘教授分析了县政府为代表的国家权利、国家资源介入乡村的合理性，切实发挥政府权力、履行政府服务责任、保障乡村建设健康推进。[10]贺东航教授认为，“县级政府是落实和执行环节的重中之重，必须发挥政府在乡村振兴中的政策引导和作用，有利于引导更多要素向乡村流动”。[3]除此之外，有学者还提出扶持和夯实基层党组织，强化基层领导班子，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三、乡村振兴客体维度

　　所谓乡村振兴的客体指的是“乡村振兴要振兴什么，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对象”。从学界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关于乡村振兴的着手对象基本包括了乡村经济、乡村政治、乡村文化、乡村社会、乡村生态五个领域，而每一个领域各有侧重。

　　(一)乡村经济振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乡村发展同样遵循这一客观规律。因此，乡村振兴首要的、根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乡村经济发展问题。重点在于产业振兴。对此，王晓毅指出：“将农业生产同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11]，这个市场不仅包括外部市场也包括当地乡村市场。叶敬忠也强调市场的力量，并且提出“巢状市场”[1]的概念和模式以此进行乡村产业扶贫。还有学者也强调要通多制定恰当的产业发展规划，促进乡村产业梯度融合，推动乡村振兴。此外，农村的基础产业是农业，构建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全面推进农业发展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孙海燕和孟宪生提出“以新型化的农业发展体系作为走乡村振兴道路的根本动力”[12]。还有个别学者将五大发展理念嵌入其中，突出将“乡村农业产业绿色化、生态化”[13]。

　　(二)乡村政治振兴

　　乡村政治是乡村振兴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诸多的核心政治問题，制约着乡村的生命。有学者关注到这一问题，在沙垚和赵月枝的对话中探讨了目前乡村存在的政治问题，看到了乡村基层团队的落后与腐化，以及对乡村发展的迷茫和乏力，在此基础上，提出对于祖辈威望者、“土豪”“返乡精英”出任村级干部，要有科学的思考，不可一味的否定，并且表示可以考虑有效的利用这些人力资源，引导其转化为基层组织的先进代表甚至引领者，成为乡村振兴的一支政治力量[4]。另一方面，部分学者从人民主体的角度提出乡村振兴要切实加强乡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充分调动农村人民积极有效的参与乡村政治建设。

　　(三)乡村文化振兴

　　1. 文化作为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自然成为乡村振兴路径的重要选择。而在乡村振兴实现路径中，有关文化振兴的研究居多，主要从本土优秀传统文化、本土特色文化品牌、地方独特精神、乡村集体意识四个方面进行。

　　2. 很多乡村有着古老的、优秀的文化传承，例如传统礼俗、传统手工艺、传统文艺、乡土教材等。它们都应当作为一种文化底蕴得到弘扬。孟凡行从传统手工艺研究出发，阐释了“手工艺合作-农村经济的另一种转型途径”[1]另外两位学者，对乡土教材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意义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乡土教材能够有效的保护、传承和认同迅速凋零的乡土文化”，因此重启、发展并全面提升乡土教材质量对乡村文化振兴起着关键的作用[14]。

　　3. 古村落遗址，承载着醇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记忆。顾海燕提出保护丰厚的古村落传统文化资源，实现现代化传承;吴理财和解胜利则建议对遗址文化采用“活态化”保护、开放式传承、整合式创新[15]，建构现代化文化产业基础。当然，还有一些学者根据实践经验总结道：要善于挖掘和打造地方特色，创建特色文化产业、形成特色文化品牌。

　　4. 许多地方有其独特的、代表文化韵味的优良精神，譬如，太行山精神、大寨精神、红船精神等。一些学者看到了它们的价值和正能量，试图将其引入乡村文化振兴实践当中。韦文联和张瑶就“小岗精神”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小岗精神”产生的历史背景、精神内涵，指出它可以作为为振兴乡村提供了新鲜的精神动力。

　　5. 乡村振兴根本上依靠乡村自身能力取得发展，这就要求乡村自身是一个富有凝聚力的集体，表现出高度的集体主义意识。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把它称为“公共性”即认同感与归属感。刘强认为构建乡村公共社会，需要着力“培养人们的公共参与精神”[3]。于建嵘指出，“化解乡村价值危机，应着力于重建农民社群和村庄共同体，增强农民身份认同、共同体认同”[10]，进而增强共同体内聚力。吴理财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分析了乡村社会个体化的后果，揭示当前旧的公共精神流失、新的公共精神尚未建立的现状，进而提出为乡村振兴“塑魂”[2]的解决办法，这个“魂”便是“公共性”。

　　关于乡村文化振兴还需要注意一点，发展要开放式发展，勇于接受新的、不同的优秀文化融入本土，同时善于让本土文化“走出去”，正如学者所说“时人没有必要将乡村文化本质主义化，它也会与外来文化产生融合和变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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