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镇化、乡村振兴与城乡资源配置

　　摘 要：首先出现在大城市地区的逆城镇化现象，是进入高度城镇化阶段的客观趋势。以新型城镇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以逆城镇化推进城市发展要素与乡村优势资源有机结合，是实现要素双向流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途径。当前实施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亟待解决的问题，是适应逆城镇化趋势的体制机制创新滞后，存在着城市要素进入乡村、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阻碍。应以空间格局的调整带动资源配置和体制机制的调整，以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相得益彰促进乡村振兴。

　　关键词：逆城镇化;乡村振兴;城乡融合

　　一、逆城镇化是进入高度城镇化阶段首先在大城市地区出现的趋势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国外提出过描述各国城市化发展过程轨迹的S形曲线，提出了城市化进程在25%—30%和60%—70%时出现的两个拐点。但很少有人介绍过，20世纪70年代以后还有对城市化后续进程的进一步研究，在人口城市化率达到“天花板水平”以后，人口流动在各类地区和各类规模聚居点的走势，分析的结果是提出了分散化的概念。分散化或疏散化的概念，描述了进入较高工业化、城市化阶段以后，人口城市化走势所出现的变局，即大都市区内部的郊区化现象和大都市区向外的逆城市化现象。

　　有研究者认为，城市发展阶段经历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四个变化过程(Klaassen等[1](P288)，1981)，将“逆城市化”视为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就逆城市化阶段本身，国内外学者对其内涵界定存在诸多解释。国外学者对逆城市化内涵理解的演进大致可分三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Berry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逆城市化是人口的分散过程。

　　Brian J. L. Berry[2](P17)(1976)根据Tisdale在1942年提出城市化概念的基础上推理而提出了逆城市化的概念，将逆城市化看作是一个人口分散的过程，并认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城市化历程的转折点已经来临，逆城市化已经取代城市化而成为塑造这个国家居住模式的主导力量。之后，1978年，Daniel Vining and Thomas Kontuly在《大都市地区人口分布的国际比较》一书中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工业化国家一直延续着中心城人口的数量随着向边远地区和外围地区流动而逐渐下降的趋势。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Fielding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逆城市化是一种城市等级的转变，人口向中小城市或大都市区的边缘地带流动。

　　A. J. Fielding[3](P5)(1982)分析了1950—1980年西欧人口再分配情况，并以法国为例做出实证分析认为，逆城市化并不是城市人口减少的结果，而是指郊区地带以外的大都市区域的低密度扩张。Moreno[4](P79)(1987)对西班牙人口分布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初期的逆城市化是以中小城市的人口增长为特征。Arroyo[5](P97)(2001)认为在大都市地区人口的重新分布是城市层次和等级的转变，并且是向更少的等级和多级关系转变。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Mitchell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逆城市化是乡村振兴的实现方式。

　　Cloke[6](P18)(1985)从农村的角度对逆城市化进行了解释，并认为逆城市化就是农村复兴。Champion and Watkins[7](P28)(1991)提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人们逐渐从城市向乡村迁移，同时由于技术进步、通信改善及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加快等原因，导致乡村人口增加，有利于农业地区的发展。Mitchell[8](P17)(2004)认为逆城市化模式就是在大城市中克服传统的工业城市化及集中的模式，是与后工业化的城市发展和农村城市化有关。Feinerman[9](P1035)等(2011)基于以色列农村的数据发现，逆城市化的结果导致了农村地区人口规模达到最优水平，并且增加了农村居民人均福利水平。

　　我国对于逆城市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不同进展阶段出现过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截至20世纪末，主要是对国外关于逆城市化问题的转述。张善余[10](P62)(1987)通过研究发达国家逆城市化的特点，提出逆城市化并非城市化发展的倒退，而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逆城市化的出现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其积极意义表现在改善了人口和生产分布的不平衡状况，缩小了城乡差别，促进了经济发展;负面意义表现在大城市人口出现萎缩，经济萧条，财政出现赤字等。周一星[11](P9)(1995)认为逆城镇化是指人口从大城市和主要的大都市区向小的都市区甚至非都市区迁移的一种分散化过程。徐和平[12](P49)(1996)认为逆城市化就是城市的分散，这种分散型城市使长期困扰城市的社会、经济问题趋于消失，使城市经济、文化等向郊区及遥远的乡村扩散，促使整个社会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单德启[13](P4)(1997)认为，逆城市化现象的本质是由于人们追求更高生活质量所出现的城市生态化、田园化及在更高层次上的劳动力、资金、技术和信息等由城市向乡村的回返，是城市化的对立和互补。黄小花[14](P9)(1997)认为国外逆城市化是为解决大城市地区“城市病”问题，意指发展中小城镇，所以，我们应该吸取经验，防止出现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应该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镇。第二种解释认为逆城市化是一种郊区化或“非转农”现象。

　　石忆邵[15](P25)(1999)认为逆城市化与郊区化在本质上没有区别，而且城市化过程本身是不可逆的，所以逆城市化的提出是欠科学的。王旭[16](P12)(2002)和孙群郎[17](P19)(2005)认为，逆城市化是城市分散化发展的继续，是大都市区空间规模的进一步膨胀。邱国盛[18](P171)(2006)提出大规模且频繁的逆城市化现象会导致中国城市人口大量减少，同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郑卫等[19](P55)(2008)从城市发展历程、人口空间分布和城市形态演变的角度分析，提出“逆城市化”实质是远郊化。

　　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我国城乡制度不同导致人口从城市向农村的流动，实际上是一种伪“逆城市化”现象(赵晓罡等[20](P79)，2010;段学慧[21](P85)，2014;陈彬[22](P31)，2015;曹宗平等[23](P93)，2016)。易文彬[24](P192)(2015)认为市民转为农民且从事农业劳动的“非转农”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民工荒”和小城镇热等促使大规模城市人口回流到农村的现象即为逆城市化现象，为解决这一现象，应着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廖筠[25](P15)，2003;蔡之兵等[26](P66)，2014;薛選登等[27](P37)，2017;齐红倩等[28](P16)，2018)。

　　第三种解释认为逆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张强[29](P26)(2016)认为，应从趋势、道路、规制三个不同层面去理解逆城镇化，混淆逆城镇化的趋势和道路是造成对它产生某些误解甚至抵制的认识原因之一;逆城镇化趋势的本质是各种发展要素由中心城市向外扩散，从城市地区进入乡村地区，最终可能达到的效果是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均衡发展，促成乡村的复兴。陈伯君[30](P53)(2007)认为逆城市化发展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手段，对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唐任伍等[31](P36)(2017)提出逆城市化不仅仅是向农村的回归，还包括以人口为载体的城市文明和生活习惯向农村的扩散和普及，同时缓解城乡之间和对立和矛盾，推动农村的快速发展。

　　李培林[32](P61)(2017)提出逆城镇化在本质上与城乡一体化是一致的。李铁[33](P60)(2018)认为逆城镇化就是在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口的就业、居住、消费以及投资从城市向郊区和农村地区扩展的现象，同时逆城镇化为乡村振兴的实施创造条件。沈东[34](P107)(2018)提出逆城镇化不是反城市化，其发生、发展的实践逻辑与整体的城市化相一致，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为了促进城乡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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