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牛耕方式职称审计论文网

　　摘要：耕地就是把土一块一块地挨次掘起来，耕作的人需要掘一块，退一步。这种后退间歇的耕地方法，用力多而效果差。传说早在商代就用牛驾车，也有人根据甲骨文“犁”字初文的象形。文章发表在《审计与经济研究》上，是高级经济师论文发表范文，供同行参考。

　　关键词：牛耕成本,家庭规模,精耕细作,农业经营规模

　　通常的牛耕是两头或者三头牛来拉犁耕作。把绠绳拴好，牛套整理好，然后把牛套在一起，扎好肚带，再扯一根缰绳系在牛耳上，农夫通过扯拽缰绳来“指挥”控制牛的行进方向。农夫一手扶犁，一手执鞭、扯缰绳进行耕作。这一技术，我在12岁的时候已经初步掌握，后来到学校读书，便“荒废”了。

　　在《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生产与生活》1一文中，笔者论证了中国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问题。本文则以工具和动力的低成本趋向为题，分析这种低投入-产出在中国经济史中的不利影响，分析的中心是牛耕与小农家庭规模的关系问题。

　　一、西汉小家庭农业的精耕细作不利于使用牛耕

　　按《管子》所言，战国时期的小农，其必备的种地工具，不过“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2。可见，农业劳动依人力而为，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农史专家指出：“六国一个劳动力的耕作能力还停滞于28.57亩，即11.9大亩(折合今8.211市亩)，与《淮南子》所说踏耒而耕不过十亩差不多，说明六国主要还是人力耕，犁耕不是主流，所以耕作效率低。秦则能耕54小亩，折合22.56大亩，即今15.525市亩，如不用畜力耕，决不可能。根据我们推测，秦在农耕中还利用了铁犁。”3

　　秦国是否已普遍使用牛耕，兹不论。但是，在西汉中期以前，畜耕并不具有普遍性，则是可以肯定的。从战国到西汉，中国农业发展中最具普遍意义的，就是它的精耕细作。这种精耕细作农业的最大特点，就是人力的大量投入。所以，当畜力的运用还仅限于耕种，而不能用之于整地、中耕的情况下，无论是马耕还是牛耕，对于实行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而言，意义都不大。

　　然而，学者们总是引用汉武帝时期搜粟都尉赵过倡导牛耕的史料，作为西汉已实行普遍牛耕的证据。《汉书·食货志》记录赵过倡导牛耕的史料如下：

　　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

　　这段史料有两点必须注意：一、赵过推行牛耕，其耕播工具使用起来都很“便巧”;二、因为缺牛，推行的时候，牛耕或改为人耕。耕播工具的便巧，被用来说明它们更适合于牛耕;而在一些农史学家看来，赵过推行牛耕之前，西汉还曾经盛行过马耕;马耕的犁具是不适合用于牛耕的。

　　赵过的真正功绩，在于推行代田，恢复一度被荒废了的精耕细作。据史书上记载，代田法所推广的地区，粮食亩产提高了：3

　　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堧地，课得谷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所谓“用力少而得谷多”，指的就是代田法的优越性，亦即精耕细作的优越性。而这种优越性，并非是赵过的凭空发明：4

　　“一亩三甽，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甽，长终亩。一亩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种于甽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秄，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儗儗而盛也。

　　于此可见，除“一亩三甽，岁代处”之外，代田法主要强调的农业的中耕，是古已有之而经赵过改善并推行的中耕。当时，中耕是加大人力的投入，而非牛力的投入。至于前引关于代田“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的话头，应是针对当时农业中放弃中耕而复归粗放的现象而言的。所以，代田的优越性，与牛耕的使用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二、耕牛出租、同居大家庭与东汉牛耕的发展

　　然而，从历史记载来看，东汉初年，牛耕似乎已变得普遍了。《后汉书》卷76《任延传》：“(任延)诏征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址，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此为牛耕在西汉后期有一定程度发展的一条间接的证据。而若非如此，九真那个地方的人“不知牛耕”，就不知从何谈起。又《齐民要术》卷2引《汜胜之书·种瓠篇》，也有涉及牛耕的证据。其谓以“区种”法种瓠，“破以为瓢。

　　西汉后期的小农家庭规模，是否较西汉中前期有所扩大，不得而知。但牛耕在某些地区一定程度的普及，却是毫无疑问的。否则，难以想像东汉初年的牛耕普及。整个东汉一代，牛耕在农业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后汉书》卷94《礼仪志》：“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祠春用“土牛”，足见牛耕的重要性。

　　马新女士指出，东汉小农家庭规模大于西汉，“其主要表现是代际层数与夫妻对数的增加及家庭人口的上升，同居家庭在诸种家庭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东汉的‘二牛抬杠’画象砖或壁画来看，往往是四至六人配合劳动。小型家庭无论从人力还是物力上都难以适应这种生产的需要，因而就促使一批小型家庭为联合人力物力而进行家庭的膨胀或扩大。”5大家庭适应了牛耕的需要，牛耕也适应了大家庭的需要，这本是互为因果的。

　　在普遍使用牛耕的情况下，东汉农业的精耕细作，在总体上恐怕不如西汉。我们看到，任延所在九真郡和王景所在庐江郡，前者是人民“以射猎为业”，后者则农业尚处于比较粗放的阶段，“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因此，这两个地方在实行牛耕后，无疑会从“田畴岁岁开广”和“垦辟倍多”的粗放型农业中获益，而不是从精耕细作中获益。而在那些已经开发的农业地区，问题就不一样了。《后汉书》卷 39《刘般传》记刘般曾上书汉明帝曰：

　　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故诏敕区种，增进顷亩，以为民也。而吏举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可申敕刺史、二千石，务令实核，其有增加，皆使与夺田同罪。

　　三、分裂、战乱时期牛耕的进一步发展

　　东汉末年以及曹魏时期的战乱，总体上并未使牛耕的普及受到限制。曹操推行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佃科以定。” 1以“计牛输谷”作为一项普遍的政策，说明牛耕在屯田中的普遍性。而当时民间，农耕也普遍用牛。《三国志》卷16《魏书·卫觊传》，谓卫觊曾建议国家设官监卖食盐：“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此议后为曹操所采用。

　　从颜斐和卫觊的事迹中似可以看到，牛耕对战乱之中农业恢复的重要性，并不仅限于屯田，也并不因为战乱而改变。天下大乱，人口死亡率虽由于战乱而升高，但同居家庭及坞堡组织的发展，仍有利于牛耕在农业中的使用。惟其如此，牛耕就会继续下去。

　　晋初，傅玄曾上书指出：“耕夫务多种而耕暵不熟，徒丧功力而无收。”在傅玄看来，国家分成所占比例过高，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此外，傅玄还说：“自顷以来，日增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非与曩时异天地，横遇灾害也，其病正在于务多顷亩而功不修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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