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体系与路径

　　摘要：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是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必然选择。在新发展格局下，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中西部高质量发展是相互促进，协同共生的。当前阻碍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性矛盾即是缺乏在地化意识。遵循当前的“发展”主题，中西部高等教育要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重构制度体系、布局体系、目标体系、要素体系和供给体系以凸显其中西部规定性。未来中西部高等教育应在外向的政策建设的支持下，从办学理念重塑、耦合机制加固以及自主发展能力提升等内生型路径出发，以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适切性回应当前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战略。

　　关键词：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中西部规定性;在地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并将推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振兴作为重要任务。中西部高等教育作为中西部振兴的战略内生性力量以及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部分，其高质量发展直接关系到区域的全局性发展以及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性发展。

　　一、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事实性矛盾及其透视

　　2020年9月，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了《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要“聚焦高等教育不平衡发展矛盾，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转变，高校协同发展、服务能力提升”。高等教育的不均衡矛盾集中体现在中西部高等教育整体上相对于东部高等教育的欠发达现实。同时，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入新的调试期[1]。满足当地的实际需要是整个教育建制的基本社会责任[2]，但中西部高等教育所承载的助力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社会功能尚未完全激发，联动区域发展乏力。具体来看，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存在两个基本的事实性矛盾。其一，中西部域内外高等教育均存在不均衡：一方面是中西部相较于东部的不均衡，自东向西呈阶梯式下降态势;另一方面是中西部内部的不均衡，兼有高地和凹陷[3]。表1以东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几个指标说明中西部高等教育相較于东部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现状[4]。各指标均呈由东至西的阶梯式下降;西部较中部更不均衡。与此同时，中西部省域间的差距巨大。以高校专任教师的学历结构为例，四川高校的专任教师具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本科学位、专科及以下的比值为1：1.15：1.05：0.03，而西藏的相应比值为1：4.07：2.54：0.02;四川高校的博士学历教师和硕、本学历教师已基本持平，而西藏高校教师的学历结构仍呈“倒U形”。国内学者还从高水平人才的引育和流动[5][6]、基础能力建设和制度建设[7]等方面分析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存在的不均衡矛盾。

　　其二，中西部高校发展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联动互促乏力。一方面，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速度与区域经济发展速度不相当。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较差，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超前于或滞后于区域经济发展。这种低协调性不利于区域高等教育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功能。也即是说，中西部高等教育对区域发展的贡献率有待提升，其以人力支撑、科技支撑、理念支撑等对接区域发展的作用发挥不明显。在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规格上，未有效对接区域产业调整和发展方向，尤其是未有效支持区域的支柱产业、关键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同时，在服务面向上缺乏区域的规定性，在战略定位上未将学校发展和区域发展紧密结合。另一方面，中西部区域发展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持力较弱。以居民的高等教育消费支出、毕业生就业[8]和高等教育财政性投入为例：2019年东中西部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2019年居民消费支出计算得出)分别为26.58%、27.12%、29.01%，这说明中西部居民对高等教育的消费支出占比较东部更低;从毕业生情况来看，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毕业生流失比例高[9];东部高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是中西部总和的1.23倍，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经费是中西部总和的0.92倍，社会捐赠收入为中西部总和的4.09倍。

　　第一个矛盾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是固有且难以克服的。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制度逻辑来看，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配置之初便忽视了省域间的结构布局[10];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的区域不均衡是一个高等教育内部的原生性矛盾。且国家的各种扶持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中西部高等教育“滞后、不均衡、欠发达”等标签化印象加深;长此以往，中西部高等教育对政策的依赖性阻滞了其发展的内生动力。第二个矛盾则是内外因交织的。中西部区域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弱主要是外因型矛盾，而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区域服务能力弱则主要是内因型矛盾，其实质是发展缺乏在地化。

　　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整体缺乏在地化特质首先是受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移植”思维的影响。从创办京师大学堂之初模仿日本高等教育模式。再到 20世纪50年代全面苏化和90年代冷战结束后由美化到西化模式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始终走着学“优”学“强”的路子。这一模式直接导致中西部高等教育在振兴过程中也采取了借鉴东部强校或盲目追求全球化的模式，而缺乏对区域社会文化、组织环境、现实需求以及群体价值观念等的关涉，走捷径思维极大限制了自主创新发展的动力。再加上我国高等教育的政府强控制传统的双重效应[11]，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内发式的在地化办学实践进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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