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清官的人格力量及其现代传承

　　摘 要：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无数清官名臣的光辉事迹被载入史册，其中蕴含着尊老孝亲、治国安邦、作风俭廉、忧国忧民、敢于担当等丰富内涵和精神特质的人格力量也随之流芳千古、熠熠生辉。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应深刻总结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的形成机制，探寻其向现代转换的实现路径，建构新时代的政德文化：弘扬古代清官“修身正己”的人格力量，提高领导干部自持力;弘扬古代清官“勤政恤民”的人格力量，增强领导干部为民意识;弘扬古代清官“为政俭廉”的人格力量，引导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关键词：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现代传承

　　在中国古代老百姓常常将爱戴的廉官称之为清官，而在正式的官方称呼中，则称之为廉吏、良吏等。晏婴、张载、张鹏翮、李沆、司马光、包拯、赵抃、海瑞、于成龙等，都是中国古代清官典型代表，其彰显出的人格力量是百姓爱戴他们的重要原因，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探究中国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的本质内涵和生成机理，是新时代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清官文化并且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需求和实践要求。研究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的形成，除了注重清官个体因素以外，还需运用唯物史观，从清官文化、选官制度、家庭教育等方面加以探析，如此方能揭示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的生成脉络、发展方向和传承路径，为新时代纵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参照和实践指导，塑造新时代的清官人格。

　　一、中国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的丰富内涵

　　“人格”在心理学上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而在伦理学上则是指道德主体品格的总和，而“人格力量”是指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具有的很能吸引人的力量。人格力量是靠自身的努力去构建的，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储备、深厚的学习能力、崇高的道德素质、积极进取的意志等条件，这样方能形成具有感染力的人格力量。某种意义上讲，封建社会清官人格力量的形成，是中国传统清官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和有力彰显。这些古代清官的人格力量不仅对当时官场风气、社会风气的净化具有积极的意义，时至今日，对我们新时代的反腐倡廉工作和净化党风政风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丰富内涵和精神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尊老孝亲

　　《孝经》有云：“百善孝为德，百行孝为先。”中国古代清官普遍把尊老孝亲奉为最基本的道德基点，这也是古代清官人格力量形成的起点。如张载的父亲张迪在涪州(重庆涪陵)病逝，张载就带着他五岁的弟弟张戬，和母亲一起护着父亲的灵柩打算归葬祖籍大梁(河南开封)，他们三人历经千辛万苦经过巴山、汉中、褒斜古道，在郿县横渠遇战乱，不得已将父亲的灵柩葬于横渠大镇谷迷狐岭。张载在父亲墓旁搭起草棚，为父守孝，日以继夜勤奋研学。海瑞为官清廉、生活简朴，单靠薪俸维持全家生计，为补贴家用，常与仆人一道种植稻麦、蔬菜，或上山打柴以自给，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肉。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母亲七十大寿，海瑞仅“市肉二斤”而过，并书写了狂草“寿”字作为礼物。这就是海瑞祠前厅的碑廊中“寿字碑”的历史来源。

　　(二)作风俭廉

　　俭是什么?俭从人，从佥，约也，约束、不放纵。物质上的节俭，来源于道德上的自守。俭以养德，不至于惑于“五色、五音、五味”之中。遨游于史海，就会发现许多为政俭廉的名臣。春秋末期，诸侯、贵族、大臣竞相追求奢侈豪华的生活，其中齐国尤甚。晏婴对此深感忧虑，鲜明地提出：“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晏婴“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他多次辞谢君王赏赐，乃至封邑。他认为“节受于上者，宠长于君;俭居处者，名广于外”。据《晏子春秋·外篇》记载，齐景公时，晏婴任齐相，地位很高，但经常穿着粗布衣服或者鹿皮做的裘上朝。齐景公看不惯晏婴的衣着，赐给他一件用豹皮作装饰的白狐皮大衣，价值千金，晏婴拒绝了三次。

　　(三)忧国忧民

　　勤政恤民是古代清官的又一鲜明的人格特征，他们能够始终坚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理念，关心百姓疾苦，为民兴利除弊。在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这类心怀天下的清廉能臣是百姓心中所渴求的官员。惟其如此，他们深受百姓爱戴，其勤政恤民的道德实践行为成为人格力量形成的助推剂。 著名的“民胞物与”思想，张载是提出者更是践行者。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在召见张载时询问治国之道，张载答道：“为政不法三代，终苟道也。”(《宋史·张载传》)神宗大悦，任命张载为崇文院校书。张载的一生都在诠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恢弘境界，其崇高的人格魅力影响并激励着一代代仁人志士投身祖国、心系人民。历史上黄淮水系水患频发，治理黄淮水系，成为历代朝廷必须解决的问题。康熙三十九年三月，江南江西总督张鹏翮接任河道总督。他到任后，心系黄淮流域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苦心研究前人治河的理论和经验，博考舆图，细致勘探，提出“开海口，塞六坝”和“借黄以济运，借淮以刷黄”的设想，指挥数十万民众“筑堤束水，借水攻沙”[1]，历时八年，黄淮大治，漕运通达，百姓安居乐业。张鹏翮当时所著的二十四卷《治河全书》，也成为中国水利史之重要史料。

　　(四)担当有为

　　張养浩在《牧民忠告》中说过：“故凡居官，必先敢负荷，而后有为。”北宋时期的赵抃一生多次出任地方长官，他担当有为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为他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与敬重，其中越州救灾堪为典范。熙宁八年(1075年)，吴越地区(江浙一带)发生严重的旱灾，赵抃时任越州政务长官，上任后他不避责任，抗旱救灾，走村访户，抚问存恤，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摸清了灾情，审时度势地制订出救灾对策与措施，随后，赵抃又千方百计做好安置工作。越州旱灾严重，但灾民还能“生者得食，病者得医，死者得葬”，灾民生活保持基本稳定。赵抃越州救灾的事迹既有挺膺负责的气魄，又有事必躬亲的态度，又有统筹规划、协调各方的才智，显示出他是一位敢担当、善担当的好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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