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工程”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改革路径

　　这篇科技论文投稿发表了大工程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改革，中国国防科技的创新面临着很多发展问题，论文通过分析我国“大工程”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发展历程探讨了科技创新人才的制约因素，要营造大科学与小科学共生的人才培育环境，构建产学研交互式的人才流动机制。

　　关键词：科技论文投稿,国防科技,创新人才,大工程

　　习近平主席曾说：“我军虽有一支十分可观的创新骨干力量，但战略科学家、科技帅才还比较稀缺，新兴学科和前沿领域的领军拔尖人才数量还不多，特别需要像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那样的世界顶尖科学家。”习主席的讲话，指出了我军国防科技创新型人才发展面临的现实情况，也为我军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本文旨在研究大工程平台下我军拔尖创新型人才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一、我国“大工程”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打破霸权国家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拥有独立自主的自卫反击能力，国家果断做出了掌握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军事技术的战略决策，并于1956年将其纳入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由此开启了我国培养大型国防科技人才的新篇章。大工程培育创新人才并非中国首创。二战期间，受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感召，世界范围内的科学精英于是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国际协作。但是，二战之后，这种军事研究共同体宣告解体，美国的科学精英回归高等院校并远离军事科研项目，进而导致氢弹研发进展的迟滞[1]。在中国，科学精英长期居于军事技术工程研发链的高端，其投身军事研究的持久性与专一性，远非英、美等国科学精英所能匹敌。然而，从国防科研成果的原创性与先进性来说，中国国防科技专家与欧美同行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

　　二、“大工程”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制约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开展了以“两弹一星”工程和“载人航天”工程为代表的多项国防科技工程，陆续涌现出以“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和“载人航天功勋科学家”为代表的国防技术创新高端人才团队。大型国防科技工程成为培养和造就中国国防技术创新高端人才的重要平台，“大工程造就人才”成为培育高端人才群体最重要的模式。举国体制下的大型国防科技工程，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全国的科技资源，确保国防研发有序和高效地开展，因而成为培育中国国防科技专家的重要平台。但是，这种在国防科技领域持续推行“大工程育才”的成才模式，也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

　　1.有悖于兴趣导向的高端人才配置原则大型工程，特别是国防科技工程都有明确的任务和目标。所谓依托大工程造就高端人才的人才培养路径，即是以任务导向为初始动力，汇聚科技资源，将财力、物力的高投入与人才的高产出等同起来。造成这些以弱胜强的科学超越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复杂的，但高端人才的个人素质无疑是起决定作用的。而分析这些人才的成功路径，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即以兴趣为导向，依据自身知识结构扬长避短，独辟蹊径地实现科技创新。一般而言，浓厚的科研兴趣和持续的科研攻关，这是支撑科学创新的必要条件。大型国防科技工程对于高端人才优势积累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对以兴趣主导的双向自主选择过程的阻碍。具体而言，在优势积累过程中，高端人才在与名牌大学、优势专业以及从事科研工作的机构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吸引与相互追求的关系。以任务主导的工程配置原则，从高端人才选择专业的环节开始，就已经破坏了以兴趣导向的自主选择。这主要体现为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学和中科院开始贯彻以任务带学科的科研路线，高端人才在选择学科上已经缺乏了必要的自主性。

　　2.阻碍名师高徒的高端人才传承路径师生关系就是指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联。它是教育中一种最基本、最能体现生命活力的关系[3]。对于科学共同体内部的高端人才而言，师承关系远比父子关系或夫妻关系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科学界中名师出高徒的师承效应，首先体现为良师通过严谨求实的科学品格教化学生，以亲力亲为的工作态度激励学生。良师以卓越的洞见力引导学生的研究，甚至通过与学生的交流和合作共同缔造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科学领域，引领方向与开拓领域的一流工作，往往并不需要比二三流的工作耗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他的成功之处大都在于科学精英独特的鉴赏力与敏锐的判断力。在科学事业上，名师具有判断专业领域内最重要工作的能力。

　　3.抑制良性竞争的高端人才流动机制良性竞争推动的人才流动，能够实现科研人才队伍的新陈代谢。而工程体系中的行政束缚和等级束缚，严重制约着良性竞争的人才流动。一方面，大工程中人员的流动是基于行政命令，而不是个人科研兴趣的自然延伸，从而难以保证将最适合的人选放入工程实践环节。大工程对于科研人员的征调，虽然也会考虑其研究能力和研究领域，但是，具有明确任务指向的工程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无法与大多数高端人才当时具体的研究方向完全匹配。换言之，他们需要放下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投身到工程领域的应用研究中。大型国防科技工程也并不是通过良性竞争来实现人员的流入的，许多高端人才在进入工程领域时就面临专业不对口的问题。通过对我国军事技术高端人才群体的考查，我们可以发现，为参与军事工程而转换专业的人数占据一定的比例。

　　三、“大工程”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改革路径

　　依托国防科技工程培育高层次科技创新的人才队伍，需要从人才的培育环境、配置原则和流动机制入手，直面人才发展问题，采取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1.确立任务导向与兴趣导向结合的人才配置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型国防科技工程成为培养和造就中国国防技术创新人才的重要平台，“大工程造就人才”成为培育高端人才群体最重要的模式。举国体制下的大工程模式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全国的科技资源，确保国防研发有序和高效的开展。然而，这种依托大工程的人才培养方式，对国防技术创新人才的涌现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国防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的建设，必须确立任务导向与兴趣导向相结合的人才配置原则。为此，一方面是在顶层设计方面，要着眼于科学前沿的国防前景，对创新人才团队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战略布局，摒弃片面追求短期任务而忽视中长期基础研究的做法，从创新人才队伍的数量规模、能力素质、队伍结构和效能作用四个方面入手，实现基础研究与军事应用的协调发展、同步提高。

　　2.营造大科学与小科学共生的人才培育环境互动化的师生交往是校园内典型的人际交往模式[7]，但是，在大工程中，师生关系出现了异化。国防科技领域创新人才的培养，存在两种不同的育才环境：一种是传统的师徒传承式的小科学育才环境，另一种则是依托大型科研项目牵引的大科学育才环境。前者主要存在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中。导师通过向学生授课的方式，传授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乃至科学理念;后者主要存在于大型国防工程中，老科学家在与青年科学家共同工作的过程中，传授解决工程难题的实践技能。就人才培养的实际效果而言，两种育才环境各有其优势，前者有助于构筑完备的知识结构和厚实的基础研究功底;后者有助于提升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判断和解决的能力。

　　3.构建产学研交互式的人才流动机制国防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需要经历不同的研发机构和创新氛围的磨砺。以基础研究大学、开发研究见长的科研院所，以及以应用研究见长的工业研发部门，都是创新人才成长不可或缺的平台。在民用科技领域，产学研机构之间人才的交流与互通，已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源。

　　作者：刘轶丹 张煌 曾华锋 单位：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推荐阅读：《全球科技经济瞭望》(月刊)1986年创刊，是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主办的一本综合性科技经济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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