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研究生论文发表浅谈当下高校政治教育管理模式发展

　　摘要：为了跨越这道门槛进入更深的疆域，我们必须正视我们正在应对的情景的深层次根源，我们必须学习面对我们的大我，我们必须使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祖国未来和学生未来的整体连接起来。

　　一、跨越门槛的三个层面

　　(一)个人层面的跨越门槛

　　奥托把大火的发生作为人的注意力转移的节点及其相继而来的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仍然像往常那样思维和保持看世界的旧习惯。第二阶段是在出租车上从远处看到浓烟和大火，注意力已开始转移。第三阶段是站住大火前，以前拥有的一切被大火所吞噬，属于自己的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已消失，随着被观察对象的消失，他作为观察者也不复存在，或者说，经历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边界的坍塌。第四阶段是时间在放慢，他站在门槛前，就要告别过去的旧我，跨过门槛，走进金色的世界。旧我和涌现的未来我之间的门即将打开，将把注意力转移到大火后的未知世界。

　　人在生活世界里常常遇到“死人拖死活人”的情境。传统呵护了人的生存，但如果传统变成了包袱也会窒息人的生命和创造力。人要想进步和前进，必须抛弃旧的习惯和思维。实际上，人遇到的问题都是新的问题，解决新问题，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过去的和别人的经验，但必须结合新实际有自己的一套新方法。世界上没有任何灵丹妙药可以包治百病。虽然不像大火或者突如其来的突发事变那样让人意外、让人震撼、让人刻骨铭心，但人时刻都面临着向过去诀别的问题，是选择皈依还是选择放弃?如果对过去选择了放弃，那么，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将从固有的习惯模式开始转移，先是到大火和浓烟，再到灰烬和旧我与新我之间边界的坍塌，最后到从灰烬中萌生的未来之树。

　　在大火这样的巨变之前，能够实现注意力转移的人，是时代的精英。时代在他们的引领下前进，这些人对社会上其他成员来说是先锋和学习的楷模，当然有时会为所谓的社会大多数不理解而被视为异端和另类大加鞭挞。因此给予这些先觉的人，并不见得都是掌声、鲜花和荣耀，有时却是鄙视、嘲弄和压迫。因此，需要社会在不理解或看不透未来的时候要对这些不同于成见的独到见解抱有一颗宽容之心，培养看社会和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或许，这样就会使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土壤由此更加肥沃。21世纪国际国内局势变化如此之大，其程度不亚于一场大火，但生活在其间的人却往往浑然不知，才使芸芸众生油然而生这么多的困顿和无止境的欲望。

　　在中国，只有发展才好的理念仍然占居主流媒体的上风，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的运行机制使对发展的大、快、多的追求永无止境。在此背景下，精神文明建设实际上弱化了，高校政治理论课起初被视为一杯温吞水，后出台“05”方案进行规范，进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具体化到四门课程之中，再在中国梦的话语体系里诉说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在严峻的挑战面前，要使政治理论课达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教师迫切需要实现注意力从政治动员和宣传说教到理论探讨和学术争鸣，从教学结果到教学过程，再到学习根源的转移。

　　(二)集体层面的跨越门槛

　　在团队、组织和社会的集体层面上，跨越门槛也显示出同样的特点，要求我们转变、重定向和转换集体注意力的场景。市场经济下，为了某种目标而建立的团队，本身就需要团队全体成员的注意力的转移。特别是为创新而建立起来的团队，更需要实现从向过去学习到向涌现的未来学习的根本转变，而团队精神是这种转变的集中体现。在组织层面上，领导者需要根据新的情况重新定义领导力，并对组织结构进行改组和改革，增强组织机构的活力和效力。在社会层面上，全球经济的兴起、网络社会的崛起以及个人和集体意识的新发展，需要我们立足于本国国情，放眼全世界，树立国际视野，共同探索全球治理和全球发展的新办法。

　　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2001年“911事件”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倒塌时，我们面临同样的情况：这要求我们深化知觉，并开启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界限。在那崩溃的时刻，我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看到“那边的”事情如何和我们“这里的”行动及身份相关联。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跨过了这道门槛。柏林墙的倒塌以及随之而来的多米诺骨牌似的苏东剧变，按照冷战思维和传统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定义，在世界上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西方看来，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以至于美籍日本人福山宣布这是“历史的终结”;在东方看来，柏林墙的倒塌是东德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运动虽陷入低谷，但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所替代的历史趋势是不可抗拒的;而作为当事国的民众，他们不是纠结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空谈，而是为了争取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的现实选择。柏林墙倒塌已24年了，局外的空谈渐渐销声匿迹，局内的选择也几经波折，但孰是孰非只有生活在德国的人最有资格给以评价。

　　柏林墙的倒塌和苏东剧变标志着二战后冷战对峙局面的结束，同时也表明世界进入美国独霸世界时代的到来。苏联的消解或者是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同化，陷好战的美国于无对手的窘境。但军工垄断企业支撑下的美国政府只是军工垄断企业的傀儡，军工垄断企业的侵略性和趋利性逼迫美国政府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新的战略对手。它的目标首先瞄准了资源丰富、与前苏联关系密切、用美国的民主标准衡量被视为暴政专制的国家，在联合国的名义下在中东、北非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展示了新式武器，更迭了这些国家的首脑，满足了军工集体的利益诉求，想打谁就打谁由恐吓化为现实，但由此也引起了被侵略国家的混乱和使对美国的不满达到了极点。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南北方国家的矛盾，又增加了一对新矛盾：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即穆斯林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矛盾。在中美之间则多了对矛盾，即老大与老二的矛盾。美国用战争消灭战争，结果却引起了更多更大的战争。

　　美国发动的战争激起了众怒，但在庞大的美国面前被侵略的弱小国家敢怒而不敢言，面对面较量不占上风，那么，就寻找其它方式以反对美国，2001年“911事件”就这样发生了。当时对于很多人来说，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的坍塌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触发了最古老的惯性反应：“邪恶的帝国从外部攻击我们，所以我们必须以牙还牙。”这种反应方式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它会产生问题并将其放大。由此开始了美国以反对恐怖主义为名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讨伐异己的时代。任何生物性的反应都是对系统的结果视而不见，而且将个人的行动与其所在的系统隔离开来。这种低水平的反应也许能在短期内缓解症状，但是它的失败迟早都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以反对美国为初衷目的的弱者行动，一方面引来了美国更大的报复和打击，另一方面逐步演变成祸害世界的公敌。强者和弱者是相对的，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如果一方以弱者自居而不守文明世界的规则，这个世界就会陷入无序之中，给平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中国的新发展以及与世界各国之间关系的新变化，只停留在过去而不将中国与世界的新动向引入课堂，就跨越不了组织层面的盲点的门槛。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只有在教学中引导学生用科学的方法直面这些问题，才能显示出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跨越门槛

　　美国常常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美国的制度世界上的国家都要学习，美国所推崇的普世价值无论西方和东方文明都应当遵循，评价是非的标准唯美国的马首是瞻。与美国不同的，特别是损害了美国利益的国家，都应当受到美国的惩罚，拜倒在美国的强权之下。美国的这种崇尚硬权力和软权力的习惯性思维，在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那里将两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巧权力。这不但没有使美国自以为是、自以为大的习惯性思维得到改观，反而使美国深陷习惯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当前，美国仍未从金融危机中摆脱出来，2013年以来，奥巴马为了把矛盾和危机转嫁到国外，企图发动推翻叙利亚现政府的战争，结果在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的强烈反对下没有得逞，由此引发两院对奥巴马财政案的否决，联邦政府许多部门的公务员暂时解聘，斯诺克棱镜门事件刚刚消停一下，美国又发生了窃听盟友国家高官电话的时间，外国政要纷纷向美国发难，奥巴马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当代国内思潮的争鸣大多围绕着改革开放展开的，随改革开放的进程而进退和起伏。且不论改革开放的具体争论的细节，只从总体上来总览，所谓的右派，对改革开放持肯定态度，但往往以中国现实改革开放不如西方的意而力图彻底的改革，其意趣结果是全盘西化。改革开放的一个目的就是学习西方，但不是照搬西方，而成为西方的附庸。西方有许多好的东西需要学习和借鉴，但不能照搬，脱离了中国实际便很难在中国行得通。所谓右的社会思潮，其合理性就在于它对改革开放的彻底的诉求和对西方学习的倡导，其不合理性就在于它的西化倾向，而这往往会把社会主义改革变成改制，前苏东剧变就是这方面的明例。所谓的左派，对改革开放持反对态度，其理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两极分化等诸多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并把这种问题和矛盾夸大为改革开放抛弃了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强烈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代。其合理性在于它以医生的敏锐眼光看到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其不可理性则是它无限夸大了这种问题性，从而引领中国回到老路上去。可说是这两种主流的社会思潮之间争鸣得越充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的思想营养就越丰富，中国当代理论就是在吸纳思潮的合理因素，排除思潮的不合理因素中开辟自己的创新之路。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掌舵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社会思潮的过程中认识到这一点，并付诸实施，表现得如此的炉火纯青和得心应手。倒是理应自由争鸣和讨论的学术界却不是很快地适应。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其本身就表明它在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之前，正在成功地跨越门槛，通往中国美好的未来。

　　中国任何改革开放的先锋，一方面来自于政府的政策推动，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公司。不像那些强势国家，公司处于高度动态环境之中，必须对周围的变化、对生活呈现给他们的商机做出更多更快的反应。公司就像那条绿蛇已经发出了光芒，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与本地环境互动产生的金子。其中的某些公司已经灵活到根据需要对本组织快速重组、重建和重整的程度。“金色”组织充当了连接新旧两个世界的桥梁，把当下的运行环境和对未来机会的感悟和把握连接了起来。这座桥是组织通往卓越的里程碑，也是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取得出色绩效的关键。停留在当下的现实或涌现的未来都意味着平庸和虚妄。公司在中国的发育还不健全和成熟，民间团体在中国更是举步维艰，如国际经验所展示的这两者恰好又是改革和创新的先锋。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培育公司和民间团体是当务之急。更多的公司和民间团体的出现和发展，将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稳步前进提供更多的示范和先锋。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由精英教育阶段到大众教育阶段的跨越发展，在世界上的规模最大。公立高校实行了收费制、奖学金制度、助学贷款制度、后勤服务社会化等方面的改革，但行政化痼疾难除，创新能力普遍较低。民办高校虽办学灵活，但收费昂贵，师资力量匮乏，声誉不高。公立高校和民办高校应当互相学习、相互借鉴，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特别是教育资源和创新资源上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二、让我们接受时代的邀请

　　为了面对这些社会现实创造的更深层级，我们必须跨过这道门槛深入到不可见的社会树根系统。跨越门槛需要首先知道门槛在那里，它的标志是什么。在日常生活和程序性的工作中遇到不如意的时候，表明我们已站在了门槛前。而这种不如意又往往是由我们在求解新问题的答案时所使用的惯常思维所引起。放弃陈旧的思维工具，就意味着注意力的重新定向和向新的场境的转移。这样就为我们解决问题带来了一线生机和希望。这一线生机和希望，如果仍用陈旧的工具来刷洗，可能在脑海里一闪而过;如果把注意力引进裂缝，随裂缝而寻找解决的路径，那么迎接你的将是涌现的未来。大多数人在陷入困境的时候，往往看不到裂缝;有时就是看到裂缝，也是用陈旧的工具来刷洗它，这对创新仍无济于事。看到裂缝之后停下来将注意力引入并调谐至裂缝，就像农民精心地培育庄稼生长所需要的肥沃土壤那样，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关键的领域，它是我们创造高绩效的关键，需要我们在U境里精心地关心和培育。

　　虽然农民们培育和改善土壤质量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广为人知，但要想培育社会领域的内部条件，以期在发现、停止和调谐至裂缝的时候变得更加娴熟，我们却仍然缺乏相应的方法和工具体系。看看周围，新的事情层出不穷。这些新事物已以它的发生和存在邀请我们超越盲点，放眼观看在“空画布”上开始形成的影像。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迫使自己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锐化和深化我们的注意力。我们需要培养集体的能力，以期从外面运行的地方转移内部场境。我们相信，在时代的召唤面前，所有系统和层次都使用同样的基本转换程序或过程。不管你是一位伟大的领导、教育家、艺术家、物理学家、作家还是教练，无论你独自工作还是属于一个组织或团队，你一定是通过转变注意力的结构，通过观察并调谐至裂缝而跨过门槛的。领导就是“向前走”，“跨越门槛”甚至“赴死”。有时放下自己得心应手的陈旧工具就像赴死，因为等待我们的是不可预测的未来。我们所学的U的深层过程表明，在接纳之前，一定要舍旧和跨越门槛。我们即将开始的学习理论探索旅程将带我们一起领略这一基本过程的原则和实践。

　　总之，盲点关注的是人们注意力的集体结构和在地表之下的不可见的深层根源。在大火般的时代变迁面前，当我们的小我和大我开始沟通的时候，我们就和最大的未来潜能建立了微妙且非常真实的连接，而这种潜力可以帮助并指引我们前行。社会场所的深层结构决定了社会行动的质量，我们可以转移这种潜在场境的质量，让它开启我们同往最大未来可能性的视野。所有组织和机构的领导都面临着新层次的复杂性和变革，领导者必须应对动态、社会和涌现这三种复杂性的挑战。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在个人层面上要勇于舍弃过去的成见、面向未来设计课堂教学;在集体层面上需要把自己置身于组织机构之内，作为组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思考和行动;在公司和非组织层面上需要抱有一颗宽容之心，善待一些由经济发展的多样化而引生的非传统的新生组织，相互学习和借鉴，优势互补，取长补短。盲点及其门槛的跨越，是我们未来最有希望的根源之一，因为我们在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能够从内部接近更深的在当下、力量和目的，从而使师生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行走在探索未来和掌握未来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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