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支出省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 基于2009-2019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我国中职教育生均经费平均水平虽在不断提高，但省际差异依然不断扩大，且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更大。Shapley值分解显示，在校生规模、产业结构、地方财政能力、经济发展水平是造成省际差异的重要因素，而后两个因素对省际差异的贡献率有所下降，在校生规模、地方政府对中职教育的努力程度和倾斜度对省际差异的贡献率上升。为此，可从构建合理的政府分担机制、出台国家最低生均拨款标准、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力度以及调整中职在校生规模以满足产业结构需求等方面实现中职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化。

　　关键词 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支出;省际差异;Shapley值分解

　　一、引言

　　中等职业教育为国家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在服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促进高质量更充分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充足的經费投入是其改善办学条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2015年，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完善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拨款制度的指导意见》(财教[2015]448号)明确提出“到2016年底，各地应当建立完善中职学校生均拨款制度”[1]的目标要求。国家不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2019年全国中职学校生均预算内事业费达到15380.52元，与2009年的4262.52元相比，增长260.83%。但与此同时，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支出呈现出非均衡化增长态势，导致中职教育经费投入面临公平危机。2019年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职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为1528.43元，仅为同期北京市的6.56%;云南省罗平县中职教育生均预算公用经费仅为34.10元，不足上海市的0.5%①。在教育公平发展背景下，深入分析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支出省际差异、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强度，并基于此提出缩小中职教育经费投入省际差异的政策建议，对于实现教育公平、提升职业教育全社会服务能力意义重大。

　　二、文献综述

　　综合已有文献，关于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支出差异问题的研究内容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职教育经费差异的研究，李祥云发现2002-2011年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投入省际差异呈现倒“U”形，其差异变化主要是由集中效应引起，且东部内部差异最大[2]。古翠凤等人研究发现，2008-2012年西部地区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投入差距不断缩小，但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依然存在[3]。沈有禄发现，2007-2016年各类生均经费基本都陷入“中部塌陷”的困境，京津沪远高于其他地区[4]。Man Kong提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且缺乏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其中职教育经费投入相对较少，导致中部陷入了工业经济发展缓慢的恶性循环，造成地区发展更加不均衡，社会公平问题更加严重[5]。

　　二是关于中职教育经费差异影响因素的研究。冉云芳[6]、张文静[7]、邬美红[8]等人基于面板数据探讨地方财政能力、产业结构以及中职学生数、中职专任教师数等与中职教育生均预算内经费间的关系。李欣旖[9]、蔡文伯[10]等人分析了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支出差异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王奔[11]还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发现人均GDP、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等经济因素对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支出影响最为显著。

　　综上所述，已有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证实了中职教育生均经费省际差异的存在，并对影响中职教育生均经费省际差异的部分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为进一步考察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支出省际差异的变化趋势和分析各影响因素对生均经费省际差异的贡献程度提供了条件。本文基于中国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中职教育生均经费省际差异变化趋势及发展现状，并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各影响因素与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支出之间的关系，利用Shapley值分解方法研究各因素对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支出省际差异的影响程度，进而为缩小中职教育经费投入省际差距和实现教育公平提供政策建议。

　　三、变量、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变量选取

　　生均教育事业费能够反映一个地区单位学生所获得的教育资源，是衡量教育经费投入的重要指标[12]。因此，本研究选取各省中职教育生均预算教育事业费(以下简称“生均教育事业费”)(EXP)作为因变量，借鉴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支出地区差异的实证研究文献，选取了以下自变量：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投资最终来源于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经济发展水平的规模和速度，决定着该地区的生产总值和人均GDP。人均GDP越多，可能用于教育经费投入就会越多;反之则越少[13]。造成中职教育经费投入省际差异的原因往往是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14]。本研究选取人均GDP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GDP)的关键指标。

　　第二，政府财政能力和政府投入意愿。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县为主”的中职教育财政投入体制，地方财政能力、地方政府对中职教育的努力程度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会造成我国中职教育财政投入地区的不均衡性[15]。本研究选取人均财政收入作为衡量地方财政能力(LFC)的指标。借鉴张紫薇等以地方对教育的努力程度和政府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倾斜度作为政府投入意愿的代理变量[16]，研究以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地方政府对教育的努力程度(GEI)，以高中阶段教育中中职教育国家财政性经费所占比重来衡量政府对中职教育的倾斜度(TSV)。

　　第三，中职教育规模。教育经费投入主要用于培养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教育的对象和产出成果是人，因此在对教育投资时最先考虑的应该是教育需求人口的数量。当教育需求人数增多时，地方政府应当加大教育经费投入以满足需求。因此，本研究选取中职学校在校生数来衡量中职教育规模(STU)。

　　第四，产业结构。地区经济产业结构的不同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和依赖是不同的，而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会影响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大小，从而影响政府、居民对教育的投资意愿。2014年，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根据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趋势，逐步提高面向服务业的职业教育比重”[17]，现代服务业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选取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作为产业结构(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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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支出省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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