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龄前儿童转喻的发展及其教育意蕴

　　[摘 要] 现有研究一般将学前儿童出现的转喻视为由于词汇匮乏导致的语言发展过程中的副产品。然而，本研究通过对看图讲述任务而收集到的4～6岁儿童自然连贯语料的分析表明，每个儿童几乎在每个故事中都产生了基于转喻机制的表达，并呈现出从隐性到显性，从偏好转喻泛化到偏好创造性转喻缩写再到偏好基于转喻的语义近似的年龄发展趋势与女孩比男孩发展得更快更早的性别差异，这说明转喻对学前儿童来说不仅是具有生产力的意义拓展方式，而且是该年龄段儿童普遍依赖的认知机制，反映了学前儿童认知的灵活性及其语言社会化逐渐深入的过程，与学前儿童在知识组织、元语言意识、心理理论三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体现了语言、认知、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耦合关系。作为比隐喻更基础的概念化手段，转喻是儿童词典开发的重要策略，能够促进儿童的深度学习与创造性思维发展。成人应尊重、珍视和保护儿童包含转喻联想的非常规表达，丰富儿童的感官体验和社会经验，积极利用一切符号表征促进儿童转喻思维发展。

　　[关键词] 转喻;非常规表达;语言产出;语言习得

　　一、问题提出

　　对转喻的认知研究始于认知语言学的经典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在书中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发展了传统修辞学中转喻的概念，将其与隐喻一同视为人类感知和概念化世界的基本方式。拉顿和科维克瑟斯(Radden & K?觟vecses)认为“转喻是发生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ICM)中的认知过程，其中一个概念实体(载体)为另一个概念实体(目标)提供心理通道(mental access)”。[1]例如，在“小朋友们喜欢读安徒生”中，用作家“安徒生”代指同一经验框架中的作品“安徒生童话”。隐喻和转喻时时运作于语言和思想的界面，是人类认识世界、形成概念、发展知识、创新思维、推论演绎的潜在基础。隐喻和转喻思维的普遍性和复杂性，使语言学家们对儿童习得情况产生了兴趣。一般认为，语言的比喻使用是一种高级的语用现象，发生在大多数语言技能习得之后，因为话语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单词的语义编码，而且语境信息、百科知识、意图理解、概念关联等因素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

　　研究证明，隐喻能力在青春期初期(11～12岁)才发生质的变化，[2]小学阶段还难以理解隐喻，[3]6岁以下儿童对隐喻的解释多为“转喻”。[4]可见，在学龄前阶段，转喻是更具生产力的意义拓展方式。遗憾的是，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的隐喻理解能力上，且多关注病理性人群。一方面，研究表明转喻背后的认知过程不同于隐喻及其他非字面表达;[5]另一方面，早期语言习得中语言能力的关键指标是生产性词汇。[6]由于我们对典型发展儿童如何运用转喻知之甚少，可能导致对儿童比喻语言习得的认识不完整甚至是歪曲的。

　　国外关于儿童转喻习得的研究还不多见，[7]人们对儿童转喻能力的认识主要来自语言习得研究。研究发现，2岁儿童用“skunk”(臭鼬)代指“the smell of skunk”(臭鼬的味道)，[8]是基于对象指代对象特征的转喻映射;3岁儿童用“Nono”(法语儿语“睡觉”)称呼陪他入睡的毛绒狗，用对象所属脚本的一部分指代对象;4岁儿童用“Pom-pom”(绒球)来指代一个头上顶着绒球的小马玩具，用對象的一部分来指代整体。

　　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儿童的这些不寻常表达是由于词汇匮乏，并非真正的转喻用法。比喻能力应体现为掌握传统名称前提下的重命名，[10]是在掌握常规类别边界之后，对现实有意识的违背。[11]因此，在第一语言习得文献中，往往将早期的非常规表达归为过度拓展(overextension)或泛化(generalization)，将其理解为语言发展过程中的副产品，探讨帮助儿童克服它们的策略，很少关注促成这些非常规表达的因素及其产生的认知基础。文献显示，由于词汇量、范畴关系、概念知识的缺乏，“被迫的转喻泛化”(compelled metonymical overextensions)出现在2～3岁，随

　　着词汇量的发展这种用法持续存在;而“创造性的转喻缩写”(creative metonymical shrinking)，即为了节省而努力创建新的术语，要到4～5岁才会出现。[12]随着儿童语用发展研究的深入，普库鲁(Pouscoulous)提出，将儿童早期自发使用非常规表达的情况贴上“误用”的标签会低估他们的语用能力，从将术语的含义故意扩展到字面意义范围之外，到隐喻或转喻地使用表达式，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一方面，儿童在不知道或无法产生更常规、更精确表达的情况下，选取了他们认为“最适合”目标的有意义表达来完成交际，可能涉及孩子为给定对象赋予新标签的尝试;另一方面，尽管儿童使用转喻作为一种词汇补偿策略，与成年人故意不使用常规指称的创造性用法不同，但它们也以交流为目的，具有识别对象和事件之间显著关联的能力。而实验证明，替代命名和类比感知是预测比喻语言发展的两种关键认知能力。[14]而且，与二语习得中受母语干扰产生的误用相反，单语儿童语料库中的大多数非常规表达都促进沟通，是儿童普遍依赖的语用策略。同时，计算机模型也证实了儿童的词汇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语义邻近度，并非简单的拓展错误或规范偏离，这反映了儿童在语义、语用和认知上的灵活性。

　　李宇明指出，传统的语言习得研究多关注大的发展阶段，往往忽视了具体语言现象发展的顺序性;只注意早期语言发展的顺序性，忽视了后期语言发展的顺序性;较多注意语言系统发展的顺序性，而对语言运用发展的顺序性关注较少。[16]作为一种认知现象和语用能力，转喻习得不应等同于受制于社会、文化、认知、语言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常规转喻表达式”的习得，而应体现为从隐性到显性的知识组织方式的渐进式发展。语言知识产生于语言运用，语用发展就是把语言能力转化为语言运用的过程。而且，比隐喻更基础、更靠近字面义、认知要求相对较低的转喻有其自身的发展和衰落模式。综上，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通过看图讲述任务采集丰富自然的儿童语料，从真实的语言现象出发，考察转喻作为一种心理机制在儿童语言中的阶段性运用，一方面丰富未得到足够重视的概念转喻理论，另一方面探索儿童转喻习得这方鲜有人踏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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