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高计划”视域下高职院校专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路径与策略

来源:期刊VIP网所属分类:教育技术发布时间:2019-12-02浏览:

  摘 要 优化调整专业结构是以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为切入点和着力点,建设高水平高职院校及专业群、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破解企业“用工荒”与学生“就业难”的一项重要举措。高职院校专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要针对目前专业设置与产业链或职业岗位群对接不畅、错位脱节等现实问题,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协调推进人力资源开发与技术进步,促进招生就业、人才培养与产业转型升级联动配套为目标导向,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技术链、产品链、创新链耦合衔接为逻辑整合延拓,以“联邦型”专业结构为主模式,以“专业预测预警+专业认证评估→专业分类管理→专业群建设”为基本路径,聚力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品牌专业群。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关键词 “双高计划”;专业结构;专业分类管理;专业群建设;优化调整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是经国家新闻总署批准,由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主管、长江师范学院主办的综合类学术期刊。

  当下飞速发展的网络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技术带来了人力资源生态系统的五个“进化”,即工作过程“去分工化”、人才结构“去分层化”、技术技能“高端化”、工作方式“研究化”、产销研服“一体化”[1]。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国家及地方“十三五”规划等发展战略明确提出产业转型升级和岗位结构调整的新要求、新任务,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是有调查显示,各地区的一、二、三产业普遍存在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总量不足的问题,而且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能力与职业岗位需求不相匹配等结构性人才短缺现象更为突出[2]。专业是建设高水平高职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四梁八柱”,是高职院校与经济社会互动交融的纽带。出现职业技能人才瓶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高职院校专业结构与外部供需结构对接不畅、错位脱节。因此,优化专业结构,从关注单个专业建设转向强调专业结构动态调整及专业群建设,做好“存量升级、增量优化、余量消减”,激发改革“效率红利”,是高职院校主动适应产业链或职业岗位群结构调整、创新教育教学组织方式、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充分发挥人才供给侧和社会动力站职能的自我革命。

  一、高职院校专业结构的现状、问题及原因剖析

  探索构建高职院校专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动态机制是持续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贯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落实《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实现高职院校高质量卓越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点任务。2010年教育部发布《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工作重点》,明确提出要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结构动态调整、预警和退出机制。2015年教育部出台《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启动实施专业设置备案制度,进一步扩大了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自主权。2019年国务院出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各地区也接踵出台配套建设方案、组织实施行动,开展现代化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工作及规范化、特色化、品牌化专业建设工程等,集中力量打造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品牌优势专业及专业群,强化专业特色内涵发展,推进专业集聚和跨界整合能力,着力提升高职院校办学水平和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促进产业升级的供给效能。

  但从总体看,我国高职院校现有专业结构仍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和短板,专业体系重塑及专业群建设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一是专业总体布局主要遵从于行政指令和依据学科谱系建立关联,呈现出“单一的结构”形态,缺乏个性和特色,在专业群建设上贪大求全问题也较为突出,同类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路径高度同质化,而且行业企业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和深入度也不高[3]。二是“单一结构”形态的专业体系在组织架构上却又分属于不同的、相对“自治”的独立院系,产生一定程度的“组织壁垒”,导致专业之间“箱格化”现象明显,彼此之间缺乏深度合作与支撑、跨界与交融。三是专业设置与产业链或职业岗位群的关联度较低,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供需疏离与鸿沟[4]。四是新专业设置有盲目追逐市场变化、冒进跟风的倾向,导致新专业存废随意、变动频繁[5];专业建设资源分配欠均衡,导致主体与核心专业投入不足、无法形成品牌优势和集聚效应,而一些传统重要的老专业却遭遇资源浅滩和生存危机。

  究其原因,一是高职院校在专业的市场需求与建设水平方面尚未展开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调研及制订严谨规范的专业预测预警和专业认证评估指标及标准体系,专业结构动态调整的理性机制尚未建立健全,因而无法有效结合区域功能、产业特点构建特色化、差别化、“适合的”专业建设和发展路径[6]。二是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对社会供需变化更多的是一种滞后性的“条件反射”,缺乏主动研判、风险前瞻和开拓意识,导致专业结构要素配置与现实供需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扭曲,专业体系整体适应度不高,内涵式改革的创新驱动力不强[7]。三是产业企业的转型升级,科学技术的更新换代,人才需求的日新月异,办学模式的多元形态等种种内外部情境因素变幻都为高职院校专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增加了重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亟需加强规划意识,形成具有针对性、前瞻性、协调性和适切性的专业结构发展蓝图。

  二、高职院校专业结构优化调整的理论依据

  (一)克拉克的多学科逻辑框架

  美国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伯顿·克拉克(B. Clark)在其经典著作《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 Eight Disciplinary and Comparative Views)中提出要建立“行政和市场”“组织和文化”等多学科逻辑框架[8],综合运用历史、政治、经济、组织、地位、文化、政策分析的视角、观点、方法和技术来增进对专业结构内在规律的更为系统深刻的把握。

  “行政和市场”主要包括两重维度序列:一是把专业结构按照内部专业之间的关联松紧程度进行排列,即从紧密的制度化关联逐步过渡到宽松的市场化关联。关联紧密的端点是“单一的结构”,即所有专业是一个行政权力支撑下的制度化正式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并朝向共同的目标一体化发展;接下来是“联邦的结构”,即专业之间被允许存在一些异质性的个体发展目标,但为了共同的教育、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及职责而保持着制度化正式關联;再往下是“组合的结构”,即各专业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自身发展为宗旨,定制个性化和特色化的发展目标与路径,在专业之间只存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和以市场效益为基础的非正式或准正式合作;在关联宽松的端点出现一种情境,即不存在普遍性的发展目标,各专业完全自治,独立市场化运作。二是把专业结构按照与“行政”和“市场”联动的松紧程度进行排列,构成一个行政权力不断减弱,市场调控不断增强的连续维度。在与行政权力联动紧密的端点,专业结构由上级行政部门进行顶层设计,再根据专业体系的“权力结构”决定各专业的权责义利、发展模式等;在与市场调控联动紧密的端点,专业结构由市场交易(生源市场、就业市场、声望市场等)确定,再通过“交换”和“竞争”来分配资源与组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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