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澳大利亚人的中国文化之旅

　　摘要：《泰晤土报》驻中国记者澳大利亚人莫理循通过其著作《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图文并茂地再现了清末民初近代中国的社会风情，使此书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一面镜子。通过深入地发掘史料，笔者尝试从女性文化、宗教信仰以及社会民俗等三个方面剖析莫理循在其著作中所提及的近代中国文化特征。

　　关健词：女性文化 社会风俗 基督教文化

　　1894年，澳大利亚人乔治•厄尼斯特•莫理循(Gorge Ernest Morrison)以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的身份，从上海溯江而上，途径四川云南直至缅甸，而后于1910年穿越西北，其足迹遍及中国西部各地，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清末民初的近代中国，形形色色的运动风起云涌，变法图强的呼声铺天盖地，各种社会思潮跌宕起伏。莫理循以一个“旁观者” 的外国人身份，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并以其著作《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图文并茂地再现了近代中国的真实场景。

　　《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出版于1895年，向世界展示了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现状，成为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窗口。不少学者从近代历史、政治等诸多方面研究此书的价值，但鲜有人士探讨其中涉及的文化因素。笔者将从以下三个切入点剖析《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中所提及的近代中国文化特征。

　　一、“三寸金莲”的中国女性写照

　　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还处在男性为主体的社会意识形态中，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烙印注定了女性卑微的生存方式。莫理循在书中描述道：“满清统治下的中国要求妇女们都缠足。一般说来，有着一双大脚的女子或为失贞或为婢女”;“尽管中国人崇拜妇女的小脚，并富于诗意地称之为 ‘三寸金莲’， 但在我们眼里，却是畸形且丑陋不堪的。”【1】在他眼里，表面上来看，缠脚的女人脚踩莲步，腰肢招展，走起路来方显美姿，其实脚太小会行动不便，恰恰成为男性控制她们的最好工具。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女孩很小就被教育要遵从三重四德，要忍辱负重，在将来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裹足的这一陋习正好赤裸裸地揭示了女性对男性世界的依附，反映了女性所遭受的封建束缚。只有这一陋习的废止，才能表明妇女的解放和地位的提高并标志着中国从封建传统向现代文明的转变。在书中，作者讲述了一个年轻的英籍女传教士在重庆的生活状况，从某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女性与社会现实抗争的痛苦：“在英国，她和兄弟姐妹有一个快乐幸福的家，那里气候宜人，充满朝气……在中国，她患了贫血和神经性头疼，整天忧心忡忡……唯一的消遣就是祈祷者聚会，唯一的锻炼就是像犯人般沿着城墙散步……”【1】 通过描写英国女性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人们对中国女性生存状况的思考。作者还用若干篇幅描写云南昭通卖儿卖女的情景。一个5岁女童的价格为15先令，10岁的则值30先令。由于重男轻女，在灾荒年份女童就会成为市场的滞销品。在封建意识形态浓重的近代中国，女性的在传统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及其社会价值往往被忽略，相比已经进入工业化大生产的西方国家而言，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同时，中国妇女的勤劳贤惠给莫理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同日本女性的比较中，莫理循指出中国女性在各个方面都要胜出一筹：“中国女人似花如杨柳，更甜美可靠;而日本女人言语粗鄙，经常吵闹喧嚷。”【1】在书中有关“贞节坊”的描写更是对中国女子贤淑美德的赞颂。莫理循笔下的中国女人们，有的在码头轻快地用木质棒槌捶打着衣物;有的在家庭争执中杀死丈夫，被无情地绑在木桩上，受到凌迟的酷刑而死;有的严守妇道，在丈夫死后坚贞不渝或在丈夫去世时殉葬而被敕建贞节牌坊……这些女性故事的真实写照，在以男性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场域显得异常突兀。在莫理循旅行随感中，以中外女性文化的差异为支点，通过纪实文学的编写方式，生动地展示了20世纪初期中国的妇女生存现状：女性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但实现自我解放的道路还相当漫长。

　　二、西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渊源甚久，从唐朝时期的景教开始到近代二十世纪初，大概有1300多年的历史。从北京到广州再到云南的中国各大城市，莫理循在游历中遇到各个阶层的多国传道士，目睹了基督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传播的利弊与得失。在莫理循的眼中，在中国布道的传教士们不远万里来到这个东方的国度，希冀通过讲解基督教的教义就能奇迹般地改变一个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民族的信仰，这从根本上讲是难以实现的。其原因在于“我们忽略了中国的历史。这是一个经历了荣与衰的古老民族，至今还保留着她悠久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以及难懂的语言;她的偏见和敏锐的洞察力是几千年来形成的。”【1】这种见解与中国近代著名的基督教激进思想家吴雷川先生的观点如出一辙。吴认为，宗教和学术需要民众内心接受，绝不能借助任何势力来推动;近代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们在传播宣传宗教时夹杂着国际间的势力，抹杀了宗教本身的真意。“近代的基督教来到中国竟是利用外国的武力，在订立不平等的条约中，强迫着中国用政治的势力来保护传教，开千古未有之创举。”【2】 另外，传教士们没有认识到儒教等传统文化几千来来已经植根于中国人的骨髓，没有认识到自身的侵略同化本质，因此基督教在中国没有稳固的基础，更谈不上彻底改变中国人的信仰。

　　莫理循在和各地传教士的交流中，发现各国的传教士的素质参差不齐，而且门派众多，传教的渠道和方式大相径庭。传教士们抱着启迪愚昧无知的异教徒的“美好愿望”来到中国，殊不知他们的语言对听讲人来讲“漆黑一片，难以理解。”作者毫不客气地指出，“那些原本在英国的手艺人，对自己国家的语言尚不能完全掌握，却来到中国解决正在趋于死亡的百姓的哀诉，试图拯救那些行尸走肉般的灵魂。”【1】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的基督教传教者们没有考查中国的实际国情，全然不顾普通大众的真实需求，只是墨守成规地向人述说教义，导致人们不屑和教会接近，甚至还对其怀着仇恨和疑虑的心理。即便如此，传教士们在中国开设医院学校，救助灾民等社会服务工作，连昆明的兵工厂锻造的炮身都铸有十字架和人类的救主耶稣等文字符号。这些表明，西方基督教的传播在近代中国烙上了不了磨灭的印痕，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鸦片“毒文化”下的社会民俗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而沦为畸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日益腐败, 列强侵华加剧,民族危机空前。在这个动荡的时代，社会物质匮乏，民众精神空虚，在人们心中鸦片既是聊以自慰的身体麻醉品，又是某种精神寄托物。鸦片“毒文化”下的社会民俗便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西南川滇两省，莫理循发现沿途各地尽是一望无际的罂粟花绚烂开放，不由惊叹中国的鸦片产业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根据莫理循的考证，中国的最大鸦片种植者和贸易者其实就是当时最声名显赫的政治家李鸿章，其家族的鸦片产业份额占全中国的百分之八十。罂粟的果实能治疗疾病，让人忘却痛苦，但就像悬在人类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它也能使人的生命在麻木的幻觉中迷失自我并慢慢陨灭。贪婪的西方殖民者让殖民地国家的民众吸食鸦片，给整个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鸦片文化已经渗透中国的方方面面，当差的士兵、政府官员、普通的百姓等都会随时抽上几口，经常有百姓吞食鸦片而不是农药自杀，甚至连道台官府的会客厅里都有罂粟的绘画。

　　其次，在鸦片毒文化渗透的近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如何描绘出一个更为全面、立体和客观的中国形象，莫理循注重对历史的真实还原，在所见所闻中将中国的历史、人物及传奇故事融入其故事讲述中，深刻反映了中西方文明的尖锐冲突。回顾历史，西方帝国主义使中国领土和主权遭到严重破坏，把中国变成它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同时，不顾民族大义而昧着良心大发国难财的官商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将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推入灾难的深渊。莫理循在痛斥西方国家的毒品贸易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的同时，又对沉溺于鸦片的愚昧百姓和处处弥漫着享乐苟安的社会风气痛心疾首。书中的珍贵历史照片和史料详细记载了关于国人吸食鸦片的情景，西南各地种植罂粟的范围数据，还有盖有政府印戳的的禁言告示等等，都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综上所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较为详实地介绍了清末民初时期中国西部各地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社会习俗等情况，并对当时的中国现状进行了较为客观全面的评论。本文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莫理循中国西部之行的历史意义，为人们研究中国近代史文化开启了一扇窗户，从而更好地了解历史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项目成果：西华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重点学科成果 XZD1907-09(此论文为外国语学院青年基金项目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莫理循著, 窦坤译. 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2] 吴雷川.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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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一个澳大利亚人的中国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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