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论文发表探析桑弘羊的法治思想

　　桑弘羊(前152年—前80年)，汉武帝时大臣，出身商人家庭，自幼有心算才能，以此13岁入侍宫中。自元狩三年(前120)起，终武帝之世， 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与担任大农丞的大盐铁商东郭咸阳、孔仅二人深得武帝宠信。本文发表在《史学月刊》上，文章分析了桑弘羊众多思想中的法治思想，是历史论文发表范文，供同行参考。

　　应该采取“德治”还是“法治”是先秦儒家和法家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孔子基于对人的尊重和信赖提出了“德治”，其主要内容就是以教化代替刑罚。先秦法家则依据人性“好利”之本性，提出人性有趋乐避苦的倾向，因而必须实施法治，即通过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徐复观言：“法家政治，是以臣民为人君的工具，以富强为人君的唯一目标，而以刑罚为达到上述两点的唯一手段的政治。”这种思想与君主专制的关联度甚高，它“把君主推到了‘法’也不能治的独裁寡头地位，‘明法’、‘督责’不仅服务于‘霸道’而且也服务于君主‘专为天下适己’的个人欲望”翻，因此力图推行专制和霸道的秦王朝便将这一思想奉为指导思想。好大喜功、内心多欲的汉武帝也在这种思想中发现了与自己的契合处，所以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尚法用武的政治倾向，政治权力自然落到了崇尚商鞅、韩非的桑弘羊等人的手中。桑弘羊是汉武帝中前期推行“法治”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强调厉行法治的重要性，其立场在“盐铁会议”上表露无遗。

　　一、桑弘羊法治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桑弘羊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时代，这是其法治思想产生的土壤。

　　1.从社会政治方面来讲。当时的主要矛盾有三种：一是西汉政权与兼并势力之间的矛盾。兼并势力的存在和实力的不断增强对西汉政权是一种威胁。在经济上，兼并势力愈发展，丧失生产资料的农民就愈多，国家的财政收人就愈少;在政治上，专制统治者也不希望在下位者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意图。这就意味着西汉政权与兼并势力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随着兼并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在加剧。

　　汉武帝时，国家财政吃紧，要求豪强富商捐资助国，却得不到任何响应。二是西汉中央王朝与诸侯王的矛盾。虽然说经过“七国之乱”，皇权压倒了封国。但一些诸侯王仍然存在，他们还保留着经济上的特权，如王国内的盐铁、山泽工商之税仍归诸侯王私有，所以，汉武帝时诸侯国经济半独立的状态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三是西汉王朝与匈奴的民族矛盾。西汉初年，迫于国力的虚弱，对匈奴采取“和亲”，但双方的摩擦几乎没有停止，成为西汉王朝的一块心病。武帝时经过劳动人民七十年来的辛勤努力，社会经济日益得到恢复发展，财力、物力日渐充沛，对匈奴问题就提上了日程。要解决上述三种矛盾，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巩固君主专制统治，不是单纯通过“教化”就可以解决的，必须在治国上实行法治。所以，汉武帝时期虽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作为其统治思想，但在治国上实行的却是法家思想。

　　2从社会思想方面来讲。汉武帝即位后，摒弃了汉初“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实行“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新的统治思想。但统治者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法治”，事实上，法家思想一直存在并发挥着作用，法家的“文吏”政治在汉代仍占据主导地位，“外儒内法”作为思想的具体体现始终是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的基本特点。在政治制度上，汉代基本上承袭了秦朝，而秦王朝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措施深深打上了法家的烙印，因此可以说汉代政治在最关键处依然在法家思想的笼罩之下。这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存在于各级政权之中，遵循法家思想的“文吏”在武帝“奋发有为”的政策导向下就有机会崭露头角，一批“能吏”以至酷吏如张汤、杜禹、杜周、桑弘羊、东郭成阳、卫青、霍去病之流就应运而起，并表现得相当活跃，在政治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此外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也决定了他虽然表面上尊崇儒术，但在本质上却不会放弃能满足其“多欲”和野心的法家思想，而儒家思想却只能起到“缘饰”的作用。张纯、王晓波所论汉政之“阳儒阴法”：“一为以儒家的理论提出而实践上为法家的主张，其中有‘儒家化’的法家，也有‘法家化’的儒家。二为在政治上以儒家掌‘教化’，而以法纪掌‘吏治’。故儒家‘言’而法家‘行’。三在意识形态上，提倡儒家的理想，而在现实政治上实行法家的制度。”颇为清晰地说明了这一时期西汉社会思想的特点。

　　二、桑弘羊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桑弘羊的法治思想基本上是继承了先秦法家的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概括来讲，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崇“力”尚“刑”。这是桑弘羊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即崇尚法治，通过刑、力来治理国家。这种思想根源于先秦法家的人性论。先秦法家认为人人都好利、争利，并且“人”的这种特性还不能通过后天的教育得到改善。桑弘羊继承了这一思想，指出“贤不肖有质，而贪鄙有性，君子内洁己而不能纯教于彼”。既然“教”而不能改，就只有依靠刑法治之：“礼让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尤其是在社会动荡之际，更需要依靠刑法而不是德治：“今欲以敦朴之时，治抚弊之民，是犹迁延而拯溺，揖让而救火也……当此之时，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设礼修文，有似穷医，欲以短针而攻疽，孔丘以礼说跖也。”在桑弘羊看来，有法则治，无法则乱，对人民如果施以礼乐教化，只能助长其懒惰而不利于统治：“今日施惠悦尔，行刑不乐，则是闵无行之人，而养懒奢之民也。”因而他主张君主应强化刑法的力度，认为这才是止害禁邪之根本：“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断，斧斤而行之，中绳则止。……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治国除了刑法之外，还要有实力和威势，即强调“力”的作用。桑弘羊指出：“虎兕所以能执熊鼹、服群兽者，爪牙利而攫便也。秦所以超诸侯、吞天下、并敌国者，险阻固而势居然也。”特别是在匈奴问题上，桑弘羊更强调“力”的作用，认为“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

　　桑弘羊的上述思想虽有片面之处，如过于强调“力”、“刑”的功用，但其中仍包涵着有益的因素，主要表现在让人们知法守法。当时社会上人们的法治观念十分淡薄，遇到事情只知遵循礼仪、传统，而不知有法，或者说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寻求法的援助。作为重臣的桑弘羊对法的重视，无疑对人们知法守法、加强法治在治理国家的作用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2.完备立法。就法的简繁等问题，“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与贤良文学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桑弘羊立场鲜明，指出法应当严密而不应有疏漏。他站在法家的立场上，反对“百世不易之道”的立论，提出“时世之变”的主张，认为西汉初年“约法省禁”、“与民休息”的策略，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难以适应统治的需要，特别是在当前复杂的局势面前，单靠汉初的“约法三，章”根本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建立并实施严格细密的法令对统治已经必不可缺，势在必行：“少目之网不可以得鱼，三章之法不可以为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网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针对贤良文学“王者立法，旷若大路”的诘难，桑弘羊驳斥道：“立法制辟，若临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则民畏忌，而无敢犯禁矣。慈母有败子，小不忍也。严家无悍虏，笃责急也。今不立严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败子，则惑矣。”进一步阐明了立法的必要性。

　　治理国家确实应该完备严密的立法，这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但桑弘羊所谓的完备立法却“过度”了，他企图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法令范围之内，以致出现了立法的繁多。汉武帝时期出于“外事四夷之功”的需要，武帝就命张汤、赵禹等增订律令，致使汉律篇目达到60篇，字数达“百有余万言”，再加上通过发布大量“令”、“比”无限制地对法律进行补充修正，造成法令内容不统一的情况，从浚许多人钻了法律的空子，致使冤案多多，民怨沸腾：“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附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嘲况且，法律过于繁琐，则百姓根本无法了解，有可能出现违背礼义而犯法的事情，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并不能维护社会公正，只能沦落为一种形式。对此桑弘羊非但没有进行反思，还予以坚决的支持，是我们应当批判的。

　　3.轻罪重罚。桑弘羊的法治思想可以说是一步一步地深入，渐成系统。首先是法治，其次要有完备的立法，最后又提出立法不仅要多，还要严，即实行重刑主义，轻罪重罚。这是桑弘羊对商鞅重刑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认为这也是治理国家、统治百姓所不可缺少的：“今驰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罚罪之轻也”H;“千仞之高，人不轻凌，千钧之重，人不轻举。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枷，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盗伤与杀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责其意也。……故轻之为重，浅之为深，有缘而然。法之微者，固非众人之所知也。”其中“盗马者死”等语是当时律令中原有的条文，桑弘羊认为非常符合其重刑观念，所以特别将它提出来。桑弘羊轻罪重罚的思想还表现在他对株连之法的赞同，他认为实行株连之法非常必要：“夫负千钧之重，以登无极之高，垂峻崖之峭谷，下临不测之渊，虽有庆忌之捷、贲育之勇，莫不震慑悼栗者，知坠则身首肝脑涂山石也。故未尝灼而不敢握火者，见其有灼也。未尝伤而不敢握刃者，见其有所害也。……彼以知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惧而为善。”嗍就是说实行株连，那么一些强悍的不轨之徒必然会因害怕累及父兄而有所收敛，甚至改而从善。

　　株连之法是最为残酷的法令之一，桑弘羊对株连法的赞同表现了其法治思想中残酷的一面。而且轻罪重罚，“以刑止刑”思想的极端贯彻必然会伴随巨大的破坏性，实施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甚至出现“法逾滋而奸逾炽”的现象。因为社会的治理不仅仅是社会层面的问题，更与人紧密联系，如果法不考虑人的因素，不合乎人道，而仅仅单纯依靠它的强制性去治理社会，那么失败则是必然之事。

　　三、桑弘羊法治思想的特点及其启示

　　桑弘羊的法治思想基本上是继承了先秦法家，主要是商鞅、韩非等人的思想，但二者相比，仍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不同。

　　首先，在赏罚问题上，先秦法家比桑弘羊作得似乎更好一些，赏罚比较分明，如商鞅在推行农战政策时虽然强调重罚，但同时也主张重赏。这与商鞅时代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体制尚未建立、君主专制尚未达到极端的程度似乎不无关系。但汉武帝时期赏赐和刑罚都非常混乱，赏不足以劝善，罚不足以惩恶，这可能缘于其时君主专制体制已基本建立，君主意志决定一切，法只能置于君主的意志之下，因而主观性更强。

　　其次，先秦法家之法尚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主张“法离人主的意志、离执法的官吏而独立;官吏只有在法的明白规定范围内，能行使自己的职权，一离开法的明白规定，或对法的文字稍有所曲伸，即同在诛戮之列”。法令皆副置：一幅天子殿中……一幅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发禁室印，及入禁室视禁法令，及剽禁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响而武帝时期的“法”却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史载杜周“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日，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日：‘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就把法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完全否定了。如果说先秦法家严酷的法治尚有一定原则的话，那么桑弘羊心目中的“法治”则无任何相对客观的原则。

　　此外，先秦法家虽重“法治”而轻“德治”，但由于中国早期的“法”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体上都出自于“礼”，因此商鞅、韩非等都没有完全排除道德教化在“法治”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商、韩的“法治”还不像桑弘羊的“法治”那样“刚硬”和严酷。在桑弘羊的思想中专制君主始终高于法令，法令作用的发挥始终要受制于君主的个人意志。

　　总而言之，桑弘羊的法治思想及其实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它保证了盐铁官营政策的顺利推行，尤其是有利于加强君主的专制统治，所以为以后历代王朝统治者所借鉴。对今天来讲，值得我们借鉴的是要重视法治在治理国家上的作用，争取使人人能够知法守法。但对桑弘羊法治思想的局限性，我们也要警惕，尤其是其法令的过繁、过严，缺乏公正性，过多强调君主的意志，这样的法必然会导致法的绝对化，使法成为统治者的工具而不是“治”的工具，自然不能达到治理的目的。社会的治理、国家的治理不是单纯的“法”的建设，还包括道德建设，即德治，否定了德治，法治最终会形而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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